《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苏轼是北宋大文豪，在苏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中选入了诗文多篇。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发现，面对这样一个丰富、独特、重要的文学家的作品，教师往往只依据教参所列的那少而偏颇的研究观点来进行教学活动。换言之，教师在教学生学苏轼的诗文时，一开始想的就是怎么教（似乎内容与观点早已固化），而不是教什么，这种现状是令人担忧、亟待改变的。基于此，笔者以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为例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摆脱认识的窠臼
言及东坡，人必称“豪放”。严谨地讲，“豪放”只是词风，区别于“婉约”派等，如果要谈及，更多的要从纵向上去讲明。首先，苏轼并非彻头彻尾的豪放派，他是从密州任上才开始逐渐转变诗风的。其次，“豪放”并非就比“婉约”出，只是在词风的转变上，苏轼是一个开创性的人物。此外，人们对苏轼创作的豪放词也不是众口称赞，要知道纪昀就曾批之“伤率、伤慢、伤放、伤露”。也就是说，教者在面对苏轼时，不能以仰望的低姿态去备课，并向学生传导，而
必须以一个客观的研究者的姿态去了解、挖掘苏轼诗文的内涵，既要对苏轼有整体的了解，也要根据不同文本的时代、背景、意涵进行细致解读。
似乎很自然地，谈到苏轼的某篇名作，就要从“政治上抑郁不得志”方面去考量。某些诗文确有此流露，但是也有一些不确切，甚至无关的内容。这就要求教者必须熟知苏轼的生平，并能将该文本置于生平中，联系当时发生的社会事件、个人遭际等进行研究，这样才有可能得出相对准确的解读。“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这句苏轼晚年著名的自嘲（或曰自评），常被教者引用，似乎从贬任黄州开始，苏轼便走上了政治抑郁不得志之路，所写诗文抒发抑郁愤懑之情岂非顺理成章？然而，我们梳理一下苏轼的为官历史，会发现从嘉祐六年（21岁）初入仕途到靖国元年（66岁）逝世这四十五年间，在朝和外任占三十多年，贬居时期只占十多年；这其中36-44岁（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这一外任期和44-49岁这一贬居黄州期是课内涉及到诗文较多的两个时期。[1]需要明确的是，上述这一外任是苏轼主动申请的结果，且所任之地都较为富庶或重要，所任之职都是有实权的地方长官（在杭州任通判，其他三地任知州）；即便是黄州之后，苏轼仍旧有机会攀登到仕途的顶峰。元祐七年，苏轼知扬州，半年后奉召进京，进官端明殿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其时苏辙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之一），实可谓荣极一时。因而只能说苏轼
的仕途有坎坷之时，不能简便地说仕途坎坷。这样，我们再来看教参上的分析，就会发现一些错讹。教参言道：苏轼当时“为密州太守，政治上很不得意”[2]，可知不确。
苏轼的水调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