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王小波
作者：***
来源：《阅读（书香天地）》2021年第12期
冥想的小波
小波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经常闭目塞听，露出一副呆呆的表情，站在同龄儿童中间，十足是个异类，使人怀疑他的脑袋是否有毛病，连我姥姥和我妈都管他叫“傻波子”。我经常注意观察他，发现在他发呆的时候，两眼会固定地凝视一个地方。此时大声叫他名字都没反应，必须推他一把才能把他唤醒。在唤醒之后，问他刚才想了些什么，他总是语焉不详，或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他这部分心理活动从不向他人公开。我猜他是像和尚打坐一样陷入了冥想，而且他的智力没问题。因为他在不发呆的时候，无论思想和行为都属正常。但一个几岁的孩子也会冥想，这未免有点太过惊世骇俗，所以我没敢告诉别人，怕人家把我也当成神经病。
小波一副寡言少语的脾气，和我们在一起时倒还有说有笑，到了幼儿园，就显得不合，喜欢一个人在一边呆呆地想心事。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把孩子叫做天真活泼的祖国花朵，这一叫法嫩得让人有点不好意思，对于小波更是全不相宜。站在幼儿园的孩子中间，他目光呆滞，像一个古怪的异类。幼儿园的老师告诉我们，他经常一个人蹲在篱笆下面呆呆地往外看，一蹲就是半个钟头，还问我们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我听了心里很别扭，心想说你
们为什么非得让孩子们凑在一起，没心没肺地乱蹦乱跳，小波喜欢想心事又招谁惹谁了？难道小孩就非得心智简单，像个单纯的傻瓜才算正常？为什么小孩就不能想心事，甚至构造自己的独特内心世界？我想小波的智力应该是毫无问题，或者比那些正常的孩子更高一筹也说不定。大人们老是低估儿童的心智。
作诗的年代
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正赶上全民作诗的时代。我经常看人大校刊上刊出的大人写的诗，觉得呆里呆气的，一点不见出。有一次，老师让我们也写些诗，放在黑板报上。我一时心血来潮，仿照人大校刊那些诗的样子，作了四首十六字令，觉得比大人写得一点不差，就交了上去。这些诗完全是虚张声势的套话，没有真情实感，所以后来全忘了，只记得有一首的结尾是“革命烽火赤”之类。没想到又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审问了一通，问我是不是从报纸上抄袭的，使我感到极大的屈辱。
这段作诗的事情我跟小波闲聊时提起过，为此没少受到他的嘲笑。他把这段年间写诗的故事写到了自己的文章里。按照他的说法，有一天他在废纸箱里偶然发现一篇我的诗作。这首诗被糟改为：“共产主义，来之不易，要想早来，大家努力。”他看完之后就毫不犹
豫地用它擦了屁股。这使我有一点忿忿不平的感觉，因为我的诗再不好，也没差到那个程度。再说当时朝野的诗人满坑满谷，无非也就是我的水平，凭什么他们的诗就可以登在报纸上，从收音机里放出来，而我的诗就只能填进茅坑？这个道理谁说去？回想起那年月作诗的事，完全是一筐子笑话。
小波肥硕的耳朵
有一天，小波自己跑去看煉钢，一不小心被绊倒，摔倒在炼出的钢块上，把胳膊割了个大口子。那个口子相当深，割透了皮下脂肪。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身体内部，没想到竟是这样一些白花花的东西，大大吃了一惊，吓得连哭都忘了。
于是被爸爸拎着耳朵上医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手拎耳朵就成了我爸爸接触小波身体的主要方式。有一天小波去理发，理发师拨开他稠密的头发，说：看看，还是两个旋呢。然后摸着他的头顶，惊叫一声，“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这不知是在夸奖，还是在褒贬他的头形。一个理发师懂得骨相学，这也许并不奇怪，可是他居然兼通旧诗，可见人大确实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接着他就开始欣赏小波的耳朵，说这不是耳朵，是个秤钩子，用吊车挂上能把人提起来。据小波说，在他受惩罚的时候，我爸爸最喜欢揪住他的耳朵往上
提溜。于是他歪着脑袋，皱着眉头，脚尖配合我爸爸的动势尽力上跷，以减少耳朵的受力。但把脚尖跷到头后，他的一切努力再也无法减轻痛苦，只好像技穷的黔驴一样挂在那里听天由命，牙花子不停嘬着凉气。据说我爸用劲大的时候他两脚都能离地。日久天长，他的耳朵在外力作用下变得肌肉发达，跟铁钩子一样。他给我看他平常挨揪的左耳朵，确实比右耳肥硕若干。由此也可见，如果继续揪下去，把他变得像刘备一样双耳垂肩也不是难事。
他后来把这一段遭遇写到自己的小说里。他写道：
“1958年我独白从家里跑了出去，在‘钢’堆边摔了一跤，把手臂割破了。等我爬了起来，正好看到自己的前臂裂了一个大口子，里面露出一些白滑滑、亮晶晶的东西来，过了好一会才被血淹没。但是我爸爸揪着我上校医院时，以及大夫用粗针大线把我缝起来时，我呆头呆脑地忘了哭。大夫看了，关心地说：老王，这孩子脑子没有毛病吧？我爸爸说没有，他一贯呆头呆脑，说着在我头上打了个凿栗，打得我哇的一声。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兴奋地搓着手说：看到了吧，会哭，是好的。后来我看到回形针在我的肉里穿进穿出，嚎哭声一声高过一声，他觉得太吵，在我脑袋上又打一凿栗，哭声就一声声低下去，我又开始想自己是个被套的问题。我爸爸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了六个孩子，正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只要头上打一凿栗
能哭出来，他就很满意。这件事说明，外表呆头呆脑，好像十分朴实，而内心多愁善感，悲观厌世——这些就是我的本性。”
关于人的本性，当时我们也进行了很多讨论。听说人的本性可以从一些外部特征看出来，这足以引起人的浓厚兴趣。正像那个理发师说的一样，小波头上有两个旋，而广泛流传的口诀是：一旋横，二旋拧，三旋打架不要命。那时小波已经开始上学，但顽劣之性未改，不听老师的话，全不懂得尊师重道。老师姓慈，他就给人家起了个难听的外号，叫什么瓷尿盆。人往东，他往西，人家他骂鸡，说得好听点叫有反抗精神，说得难听点叫倔驴，确实够得上一个“拧”字。有一次老师把他叫起来回答问题，他站在那里，两眼平视，一言不发，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气得老师够呛，又拿他没辙，对他喝道：坐下，一分。他就这样吃了不少一分。他那股无缘无故、百折不挠的倔脾气，当得起一个“拧”字。
上大学
在高考之前，小波面临选科的问题。一般人多半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或者擅文，或者擅理，可以择其擅者而从之。而小波两者都擅长，而且两者都喜欢，如何选择就成了个伤脑筋的问题。当时小波已经在和李银河处朋友，李银河认为小波在文学上有极高天赋，力主
他学文科，甚至跟他说，好好写，将来诺贝尔文学奖是你的，但这一主张违背我们家的家训。我父亲在哲学界从业多年，那一阵子天雷滚滚，草虫皆惊，整天在提心吊胆过日子。所以他郑重地告诫我们：如果不是寿星老上吊嫌命长，尽量离意识形态远一点。后来小波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说首先，世上的学问有真传和假传之分。有句老话说，“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如果得了假传，在万卷书间忙得屁滚尿流，还要当一辈子糊涂人。无论什么时候，理T科的东西基本上属真传，而文科则未必如此。诚然，今天的文科已经有了巨大改善，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文科基本上以假传为主。如果上四年学，天天学一些糊弄人的玩艺，岂不是虚掷光阴。其次，人到世上来一回不容易，怎么也应该对世界上的事情尽可能多懂得一点。数理是世界结构的重要一环，如果在这上面有所偏废，思想训练不足，将来想起事情来就可能蒙查查分不清丝缕。最后小波终于听从了我的劝告，选择了理工科，考进了人民大学的商品学系。
在学校里他碰上了兩个好老师。一个是教物理的，书讲得头头是道不说，还在规定课程之余，应大家的要求，用一堂课的时间把相对论捋了一遍。据说满堂的学生听得摇头晃脑，懂了个七七八八。下课之前，老师说，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竟然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把相对论（我猜是狭义相对论）有头有尾地说了一遍。
另一位老师是教数学的。有一天他跟同学说，“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作为数学的一个领域，可能你们一辈子都用不上，但我还是要跟你们讲，不为了别的，只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应该让你们知道。”我不知道他在那堂课上教了些什么，但听小波说，光是这几句开场白就让他受益匪浅。小波从此得到了一个信念：像数学这样的学问，不是一种用来谋取衣食的稻粱之谋，而是一种崇高的智慧，有一种本体上的价值。这位老师实际上是在向学生们灌输一种信仰一一经过一个蒙昧时代，这种信仰已经将近失传一一那就是人应该超脱实利，从理性角度完善自身。
记得我们有一次借到了一本书，书名叫《人类改造自然》，是从外文原版翻译过来的科学读物，部头很大，好像是海外印的，装帧精美。把书打开，扉页上是一段赫胥黎的名言。大意是说如果一个人能让玉米多结一个穗，或者让三叶草上多长一个叶子，他就对人世做出了重大贡献。无论是皇室贵胄，还是庙堂上的衮衮诸公，都难以望其项背。这段话虽然不长，却给我们内心造成了巨大撼动，有醍醐灌顶之功，所以以后一直把它奉为圭臬。这好像是一种源于西方的智慧，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方法全然不同。
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对权力的崇拜，皇帝和权臣永远受到至高的敬仰，被视
为历史的核心。至于让老玉米多结个穗一类的事则显得毫不足道，是田舍翁或者贩夫走卒的微末勾当，充其量算是个雕虫小技，赏几两银子就可以打发，绝不会写在史书上。殊不知那些皇帝和权臣的你上我下，常常只是人们驴推磨一般原地打转，和大槐安国蚂蚁窝里的出将入相有得一比，无非是南柯一梦而已。试想那些山林中的土著蛮族，甚至各式各样结共生的动物，譬如说狼、猩猩、甚至蜜蜂蚂蚁之类，通常也会有一个白上而下的统治结构，也会有与皇帝、权臣、升斗小民相应的层次。他（它）们也会有自己的权力倾轧游戏，也会有自己的宫廷、狡狯和阴谋，甚至烛影斧声、千古之谜。他（它）们也会有自己的朝代更替，也会有自己的战争和血腥屠戮，征服和被征服，也会有各式各样的利益争夺，包括对食物和异性进行争夺的好戏。只可惜无数世代过去了，这些草莽英雄你方下台我登场，竞相折腰，努力表演，而他（它）们的族始终在重复着原始循环，无法向前踏出半步。这样的故事究竟有什么意思，这能算真正的历史吗？恐怕即使是人类学家或者是动物学家也不屑于记录这些单调无味的重复。如果只是对这类伎俩津津乐道，我们和原始人和猩猩又有什么区别？
（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我的兄弟王小波》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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