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239期2013年4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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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号为GY2010C0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简介：罗鹏（1982—），女，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日汉互译；李海振（1977—），男，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日汉互译。
摘
要郭沫若于1924年翻译日本近代马克思主义者河
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开始，译介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虽然，郭沫若的世界观并非因译
介该书而发生突变，但可以说此书的译介是郭沫若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本文从重读基本史料出发，立足不同角度深入分析探讨郭沫若译介《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各种原因，充分认识和理解其在历史变革中的艰难和可贵，并客观地评价该书的译介对郭沫若自身产生的巨大影响。关键词郭沫若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马克思
主义
A Brief Analysis of Guo Moruo 's Translation of the Japanese Classic of Marxism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Luo Peng,Li Haizhen
Abstract Since his transl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Marxist Kawakami Hajime's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in 1924,Guo Moruo had translated many classics of Marxism.Th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did not suddenly change Guo Moruo's outlook on the world,but it is a symbol that Guo Moruo's ideology became mature.Starting from a re-reading of basic historical da-ta,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Guo Moruo's trans-lation of this book from different angles,fully explores its difficul-ty and value in historical revolution,and objectively evaluates its huge influence on Guo Moruo.
Key words Guo Moruo;Kawakami Hajime;"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Marxism
郭沫若不仅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家、
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
还是20世纪著名的翻译名家。郭沫若学贯中西，一生成就斐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翻译生涯中，翻译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苏俄等国家上百位作者的作品。发表译作近300本，涉及小说、诗歌、戏剧以及马克思理论著作等诸多领域。郭沫若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集中
在他流亡日本期间，当时正值国内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郭沫若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鲜明，意义重大。
郭沫若思想的“转换”问题，一直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热点。一般认为郭沫若是在20世纪20年代，其世界观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转换”，并且多数学者认为郭沫若思想的“转换”与其翻译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有直接的联系。虽然，郭沫若的世界观不可能因翻译了一本书就发生突变，然而不可否认该书在郭沫若的思想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么，
郭沫若为什么会选择翻译此书？其选择标准是什么呢？该书的译介对其本人产生了什么影响呢？笔者试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
1郭沫若译介《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原因
1.1爱国主义情结和积极的政治情怀
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对生活的理想追求一直是郭沫若前期思想的主线。在青年时代，他就追求资产阶级新学和民主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反清反帝的爱国学生运动。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向世界展现了明治维新“文明开化”的成果以及近代化的成功。中国知识分子们看到日本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卓越成效便纷纷主张效法日本学习西方救亡图存。因此，选择去日本留学，了解日本改革的经验，学习经过日本引进消化的西方文明是许多中国有志青年的向往之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是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鼎盛时期。诚如郭沫若所述，
从最初政治小说的兴起，到20年代后期新感觉派的引进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传
播，大多都是留日学生带回中国的。[1]57
在当时“留日”
热潮的感召下，郭沫若怀抱“习一技艺，以报国家”的志愿于1914年东渡日本，1918年8月免试升入福冈的九州帝国医科大学，然而最终他选择走上
“弃医从文”之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使一代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发奋寻求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的途径。在“五四”
精神的洗礼下，深受日本浅析郭沫若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经典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译介
罗鹏李海振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四川·成都610031)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94（2013）11-01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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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影响的郭沫若创作了热情奔放的《女神》，开一代诗风，载誉一时。1921年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发起成立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往返于日本、上海之间。郭沫若以“创造社”为中心开展的文学活动，继承了反封建抨击旧思想的“五四”传统，从民族的危机感和对近代理想社会的憧憬出发，发表了许多谋求个性解放，蕴含政治抱负的优秀诗篇和作品。正如郭沫若所言：“前期创造社鼓舞青年的爱国
情绪，起了点火的作用。胡适、陈独秀只是空洞地喊‘文学革命’的口号，创造社把作品拿出来了，为‘文学革命’之佐证。”[2]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郭沫若对于把文学当作改造社会的利器有了新的认识。因为他的文化性格深深受到“五四”精神的洗礼，同时相伴着自幼养成的爱国主义情结。所以，在他“五四”时期的作品中所张扬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精神是不容忽视的。
1.2对马克思主义深入了解的渴望
寻求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是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一直努力的文化追求。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热情，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将目光投向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首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以苏俄为师，向苏联学习的热潮。日本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日本，平民社（1903）和日本社会党（1907）等政党社团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创办了《平民新闻》（1903）等，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平民新闻》译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1918年日本国内爆发夺粮，促进了工农运动蓬勃发展，1920年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成立，创刊了《劳动新闻》、《劳动运动》、《社会主义研究》等报刊，加强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使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普遍传播。[3]120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关注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等问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郭沫若必然也会深受影响。
1920-1922年间，张东荪等人在《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上著文，同以《新青年》为阵地的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社会主义问题论战，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宣扬伪社会主义。郭沫若对他们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词句，空谈社会主义而不实行，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行径的言论非常不满。他说：“讲社会主义总要重在实行，今天徒翻一段河上肇，明天又译一节马克思，生吞几本日本文翻译的西书，便硬充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又有甚么意思来？”[4]1923年，他谈到“马克思与列宁终竟是我辈青年所应钦崇的导师”。还说，“俄国的革命一半成功于文艺家的宣传”。[5]郭沫若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言行的倾向也愈加明显，对马克思主义深入了解的渴望也愈
加强烈。
1.3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巨大影响力
河上肇(1879—1946)于1902年毕业自东京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就职于京都帝国大学。他长期开设《资本论》讲座，1906年，河上肇以“千山万水楼主人”的笔名在《读卖新闻》上连续发表《社会主义评论》，其中借用孔子的“道”来阐明自己的人生追求。该评论立即引起社会的关注，报纸销量激增，成为风靡一世的社会评论家。1919年开始，他创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发表了许多和马克思学说相关的译作。当时许多留日的爱国人士都是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受马克思主义，或是通过他的作品而受到启发和影响。例如，周恩来曾因渴望师从河上肇而报考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学选科。并且对河上肇著
的作品《贫乏物语》和杂志《社会问题研究》非常着迷。通过《社会问题研究》，周恩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吸取了开拓新世界的精神营养，改变了昔日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作为追求的理想目标，逐步转向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对民族解放和国家复兴带来希望的信仰。[6]80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李大钊1919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中很大部分就是引用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相关内容。从1919年开始的短短数年间，中国报刊上发表的和日本学者河上肇相关的文章以及译文达30多篇，可见其对中国思想界之影响。
河上肇的作品之所以易为中国知识分子亲近和接受，其原因之一可能源于他的思想中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他自幼受儒学影响，熟习中国古代文化，并有很深的造诣。1905年起，河上肇频繁地引用《论语》、《孟子》、《管子》、《中庸》和《大学》等中国古典，以阐释其关于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思想。[7]459研读河上肇的译著和作品，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可算是一种流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写于1921年3月至1922年10月，陆续发表于河上肇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1922年底集成一本论集，是当时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著作中的权威之作，“是日本的初期马克思经济学说高峰”。郭沫若在《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发刊的中途”“曾零星地购读过，因为没有得到系统的本质的认识，印象是很淡漠的”。[8]57他说：“我在译此书之前，早就有了革命的情绪和要求，希望对马克思主义能有一番深入的了解，因而我决定翻译这本书”。[5]可见，郭沫若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翻译应该是早有酝酿，对于《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该书的选译也是早有准备。
1.4生活所迫
1923年3月，郭沫若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4月携妻带子回到上海。因工作不稳定，生活陷入窘迫。“时代的不安迫害着我们的生存。我们微弱的精神在时代的荒浪里好像浮荡着的一株海草。我们的物质生活简直像伯夷叔齐困饿在首阳山上。”[9]228为了生存，他的妻子安娜于1924年2月17日先后带着三个孩子回了日本。为解决家人生计，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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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若也在同年4月1日去了日本。郭沫若在1924年8月9日给成仿吾的信中提到，“我最初来此的生活计划，便是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9]230“若将这部20万字的译稿卖给出版社，所得的稿费当可解除生活上的燃眉之急”[10]67。1924年春天，郭沫若在日本福冈花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翻译了《社
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虽然说拮据的客观环境诱使郭沫若翻译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但是在生活窘困的现实中挣扎，在对国家存亡民族振奋的焦虑下，他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忱和革命实践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但实际上，因“书成后卖稿的计划生了变更”，“只能抽取版税”等原因，该书的翻译并没有缓解郭沫若一家的生活窘境。郭沫若在1924年8月9日致成仿吾的信中说,“《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原稿，译完后便拿去当了五角钱来”,“我们五月以后的生活费简直毫无着落了”。“本打算做一篇长篇的王阳明研究，但因稿费无着，我也就中止了”[9]230。
2《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对郭沫若的影响
通过翻译《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使郭沫若“思想分了质”，放弃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比较严重的泛神论，从而转向马克思主义。郭沫若说:“于社会经济诸科素来本无深到之研究，未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信心，近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完后，此信心益见坚固了。”[9]284该书的翻译是他“一生中一个转折时期”，使他“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从死的暗影里救出”[9]230；使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对于马克思列宁的信仰愈见深固了。……把昨日的思想也完全行了葬礼了”[9]283。他在1924年8月写给成仿吾的书信中提到：“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翻译对郭沫若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其中心之点便是
使他对社会革命有了比以前更明确的认识。他说：“我译完此书所得的教益殊觉不鲜呢！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的憎恨，对社会革命怀着的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9]230郭沫若在1924年7月22日致何公敢的信中说“政治革命愈早愈好”，“从事各种改革，在精神上须有自觉”。“现在所当讨论或者实施的便是‘推翻政府’，‘攫取政权’。“我们现在是在社会革命的宣传期中，如何团集势力以攫取政权，也正是这个时期应有的事。中国的知识阶级应该早早觉醒起来和体力劳动者们握手，不应该久陷在朦胧的春睡里”[9]285。是年12月，郭沫若到宜兴参加社会调查，目睹了军阀战争给人民众造成的深重灾难，更加坚定了必须改革社会现状的信念，切望“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尽快到来。[11]95此外，他还在《洪水》半月刊上陆续发表了《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新国家的创造》等一系列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和鲜明的阶级观点的文章，主张“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12]427。
郭沫若的简介此外，该书的翻译还帮助郭沫若从文艺运动的阵营转
到革命运动的战线。此时的郭沫若，进一步批判个性主义，下决心要改变“从前深带个人主观彩的想念”[13]289，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洪流，从文艺运动的阵营转到革命运动的战线[14]2。他说：“我自己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这部书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当然，我在译这本书之前，早就有革命的情绪和要求，希望对于马克思主义能够有一番深入的了解，因而我决心翻译这一部书。翻译了的结果，确切地使我从文艺运动的阵营里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15]1“我译了河上博士的书，不仅使我增长
了关于社会经济的认识，坚定了我对于正确理解理论的信心，而同时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便是使我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14]159 1928年至1936年，郭沫若又先后译介了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比如：《政治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艺术作品之真实性》、《黑格尔式的思辨的秘密》等等。
3总结
综上所述，郭沫若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积极的政治追求是其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选择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难能可贵的，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的。历史证明，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译介不仅引导了自身的世界观走向成熟，也为其后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和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这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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