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留学日本时期的郭沫若身负着留学生和家庭之主的双重身份，本文即从这种“双重身份”出发，分析早期郭沫若的小说与诗歌创作风格的异同，并希望能够借此窥探日本留学时期的郭沫若内心丰富而又矛盾的情感，以及他此时的文学主张和文艺思想。
关键词：日本；郭沫若；双重身份；创作特点
作者简介：樊昕玲（1993-），女，山西忻州人。山西大学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8-0-01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留学高潮是有直接联系的，郭沫若在《桌子
的跳舞》中说到“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也是一样”。事实上，留学英美和日本的作家几乎构成了当时整个文坛，留学体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文学思想。
1984年甲午战争战败，中国官方开始向日本输送留学生，这部分留学生的留日体验大致分为两方面：首先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物质生活逐渐告别贫乏，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场面；其次是这种物质上的繁荣对他们思想的冲击。他们一方面是积极的，日益开放的文化观念拓展了他们狭隘的认知和眼界，他们触摸到了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脉搏，像是获得新生一样在一个自由、昂扬的社会里翱翔。然而反方向，“越是物质性的诱惑，越是精神勃发的刺激，倒越是造成了自我的压抑与紧张，他们不是‘顺应’这奔腾时代昂扬而行，而是他者的昂扬与奔腾反过来处处揭示了自身的猥琐、弱小与滞笨①”。从自身认知角度，他们不是日本人，这种昂扬开放既接近了他们，又不属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的眷恋与希求新鲜开放的文化体验形成鲜明矛盾。另一方面，外来的“支那人”眼光更是一种无法抵抗的创伤。他们偶尔放松精神，希求自己在诸如爱情、学识等方面获得新的无枷锁的自由，然而现实很快就会将他们打回原形，将他们再次放进弱国小民的身份和救国救民的愿望当中去。
这正是所有留日学生的体验，郭沫若也不例外。这种留学生身份给予了他精神层次中的 第一层矛盾，这种矛盾既成就了他，也成就历史上一大批留学生。
而我们要重点讨论的是郭沫若的独特之处，即家庭体验。首先家庭身份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一方面，与安娜的结合是郭沫若对包办式婚姻的反抗，这种爱给予了他自由感和诗情：“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指安娜）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的发生了出来”②。“爱人”的身份使得郭沫若重新体会到了青春洋溢的诗情和博得欢爱的自信，使得他的文章有了更多爱的润。然而在追求爱追求结果追求欲望的满足的同时他却也给自己套上了新的牢笼——婚姻。如果说与安娜的爱情是他诗歌创作的源泉之一，那么在日本及短暂回国时的婚姻生活就是郭沫若小说创作的蓝本。
1922年郭沫若创作短篇小说《残春》：在火车上主人公爱牟看到白羊君不知疲倦地“向车站方向挥举”，不禁使他内心泛起了一种他人无法理解的家愁。这时候的家庭就已经成为了诗人的包袱，但他既选择了扛起，怎能轻言放下。在主人公迷离的梦境中，与S小的暧昧独处和妻子怨怒杀子的场景成为小说的高潮。在爱牟的心中，离家本就是一种负罪，“儿子们怕已经回家了，他们问去，看见一楼空洞，他们会是何等的寂寞呢……”这种高度的紧张感使
郭沫若的简介得爱牟潜意识中更加惧怕自己的不轨，惧怕自己丝毫的逃离思想，然而越想压抑反而使得这种情感在爱牟潜意识的梦境里爆发出来。
1919年郭沫若创作旧体诗《春寒》：“凄凄春日寒，中情惨不欢。隐忧难可名，对儿强迫颜。儿病依怀抱，咿咿未能谈。妻容如败草，浣衣井之阑。蕴泪望长空，愁云正漫漫。欲飞无羽翼，欲死身如瘫。我误汝等耳，心如万箭穿。”诗中将自己窘迫的生活场景和对于家庭难以言表的悔悟之情表达了出来。可惜这种“我误汝等耳”的心情却没是根本没有路途去追回的，他只能咬着牙承受。
这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郭沫若小说与诗歌最大的差别了。无论是《残春》中，爱牟仓皇的“逃回”家，还是譬如《鼠灾》当中，即使对于家和妻子有着万分的不满还是“答应着走下楼去”，都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无奈的顺从。这种“顺从”生活的现实深深的留在了郭沫若的身边小说当中，成为小说最常有的结局。
而诗歌则完全不同。上文写到与安娜的爱恋在初期带给了郭沫若无限的诗情和作诗的欲望，使他浪漫一面被完全的展现出来。而另一方面：生活艰辛、无处可逃，甚至在小事情上都无法发泄的苦闷和憋屈，更是《女神》这样的诗篇产生的一种内在因缘。这个时候的诗人，
浪漫的感情还在氤氲，眼前却是世俗尘事，过于强烈的束缚感终于引来了沉默中的爆发。这种爆发超越了责任，超越了家国，超越了一切界限。他要打破，他要重新创造！这种对打破的强烈希求，给予了郭沫若笔下惊人的力量。自然《女神》的产生与当时国家的处境也有着重要的联系，但不可否认家庭矛盾刺激也应当是一种推动因。
至此，我们就将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的双重身份：留学生身份和家庭之主身份，以及他在这两种身份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对开放文化的追求和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之间的矛盾；对爱恋的追求和对家庭的挣脱之间的矛盾都大致的描绘了出来，并且由此延伸至郭沫若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特征和诗歌创作的浪漫主义特征之中，希望笔者的论述还不至太过粗糙和杂乱。
注释：
[1]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
[2]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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