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与时俱进”一词的由来和使用
作者：陈占安
来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4期
作者简介：陈占安（1946），男，山东荣成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如今，“与时俱进”已经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一个词。但是，对于这个词的由来和使用的情况，不少人至今还是不明白，或者叫不很明白。作为一种严谨的史料考证和学术研究，对于这个问题也应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能取随意性的做法和说法。
关键词：“与时俱进”；由来；使用；史料考证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4-0001-07
如今，“与时俱进”这个词可以说是人人皆知、家喻户晓。在2001年发表“七一”讲话之后，不少人在高度重视“与时俱进”思想的氛围里随意性地把这个词说成是一个新词。不过，随着史料考证的深入和学术研究的深化，很多人逐渐知道了这个词是一个老早就有的用语。但是，至今还是有不少人对于这个问题不明白，或者叫不很明白，甚至还有人坚持说“…与时俱进‟就是同志首先使用的”2007年8月，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张秀强编写的《〈文选〉成语典故》一书，许嘉璐先生在为该书作的序言中说：“…与时俱进‟就是同志首先使用的。就我的见闻，只有清代龚自珍说过…与日俱进‟，…与时俱进‟是根据我们时代的特点，中国特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奋斗不止的品格而创造的。它不是对…与日俱进‟的套改，却更能表达我们的时代精神。因为它切合实际，所以一出现就为人们所接受。”。另以《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第1期发表的《对“与时俱进”一词在党的文献中七种表述形态之考证》[1]（以下简称《考证》）一文为例，虽然作者正确地指出“与时俱进”这个词不是由首先使用，但是对这个词的考证又出现了某些混乱。本文拟就目前所能收集到的材料，认真梳理一下“与时俱进”这个词的由来和使用情况；同时，也分析一下有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误判的原因，并以此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术研究工作提一点建议。
一、“与时俱进”一词在中国古代已经出现
在一段时间，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查不到“与时俱进”这个词，而只有“与时俱化”、“与时推移”、“与时偕行”等几个类似的概念。这个看法在2010年被打破了。这年，先是《金陵晚报》，接着《扬州晚报》、《羊城晚报》等几家报纸陆续刊登了同一个史料：“与时俱进”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清代姚鼐的一篇文章中。
姚鼐（1732—1815），安徽桐城人，字姬传，一字梦穀，室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散文家，他撰写的《登泰山记》可谓脍炙人口。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他应邀出任扬州梅花书院的山长（又称掌院）。时任扬州知府的谢启昆（1737—1802），江西南康人，字良壁，号蕴山，也是清代一位著名文学家，他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将自己的诗文编成集子，特请好友姚鼐为其作序。姚鼐欣然应允，他在《谢蕴山诗集序》中称赞谢蕴山的诗文“才丰气盛，锐挺飙兴，不可阻遏……然先生殊不以所能自足，十余年来，先生之所造，与时俱进”参见《新发现！“与时俱进”一词出自扬州梅花书院》，《金陵晚报》2010年1月22日；《“与时俱进”典出扬州梅花书院》，《扬州晚报》 2010年8月7日；《“与时俱进”语出姚鼐》，《羊城晚报》 2010年11月24日。。此文后来也收进了姚鼐自己的文集《惜抱轩诗文集》中。这是目前所能查到的“与时俱进”这个词的最早史料。
虽然，姚鼐在这段话里没有对“与时俱进”这个新词作出定义，但是作为后人传承、现今常用的一个词汇来讲，它却具有重要的第一次的地位。“与时俱进”这个新词的出现，更增加了人们对顺应时代的变迁和伴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求新、不断进步的追求和向往。只是，“与时俱进”一词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没有成为一个普遍采用的概念。
二、“与时俱进”一词在近现代继续使用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好词总会被人们重视的。“与时俱进”这个在清朝最早出现的新词，到了近代和现代又被人们重新启用。按照历史学界的一般看法，中国历史的近代，一般指的是1840年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历史阶段，而接着是现代。但是学界也有另一种主张，中国的现代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算起。前一种看法着眼于政治史特别是革命性质的角度，而后一种看法侧重于思想史的方面。
从现在查到的材料看，在近代，“与时俱进”这个词最早重新出现在蔡元培的话语中。1910年，他在《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对比中西伦理学的长短时写道：“我国伦理学说，以先秦为极盛，与西洋学说之滥觞于希腊无异。故西洋学说，则与时俱进，虽希腊古意，尚为不祧之宗，而要之后出者之繁博而精核，则迥非古人所及矣。而我国学说，则字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自清谈家之浅薄利己论外，虽亦多出入佛老，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为什么他会对中国伦理学的发展状况不满意呢？蔡元培在书中这样分析说：“是故何哉？（一）无自然科学以为之基础。先秦唯子墨颇治科学，而函以后则绝迹。（二）无伦理学之思想言论之规则。先秦有名家，即荀墨二子亦兼治名学，汉以后此学绝矣。（三）政治宗教学问之结合。（四）无异国之学说以相比较。佛教虽闳深，而其厌世出家之法，与我国实践伦理太相远，故不能有大影响。此其所以自汉以来，历二千年，而学说之进步仅仅也。”[2]
蔡元培的这本书最初于1910年3月写成，该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7月再版，1999年2月商务印书馆又根据1937年版重排出版过；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蔡元培全集》第一卷收有此书。
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1917年曾明确使用过“与时俱进”这个词。这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六周年纪念日。李大钊当时羁留于上海，因由辛亥革命的“流产胎殇”，追怀“黄花岗畔”、“汉水潮中”的先烈，他“百感交集”。故而，他在写给《太平洋》杂志记者的一篇题
与时俱进造句
为《此日》的短札中写道：“大凡新命之诞生，新运之创造，必经一番苦痛为之代价。”我国“以老大衰朽之邦，风烛残年，始有新中华之诞育”；故我国人民“于新命诞孕之中，所当尽之努力，所当忍之苦痛，尤须百倍于美、法、俄诸国之民。前路茫茫，非旦夕之间所能竟此大任”。他提出：于此革命之纪念日，我们应当“以过去之此日为纪念，以未来之此日为理想；以过去之此日为陈迹，以未来之此日为前程。如是推嬗，吾人之此日无空期，即吾人之进步无止境。然则新中华无疆之休，将以此日为发轫之始矣”。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李大钊在文章中强调：“即以此未来这一年，为吾国民历史之一页空白，待吾人本其优洁美尚之理想，施其敏断刚毅之努力以绚书之，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3]
毫无疑问，“与时俱进”在这里既反映了李大钊对中华民族当有一个无比美好的未来而充满着梦想和希冀，也是他立志书写历史发展新篇章的顽强意志与决心。在这里，“与时俱进”这个词与“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新”、“页页联缀，永续无穷”连在一起，既强化了作者的心态语气，又互相形成了含义的注解。虽然，“与时俱进”这个词在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中并没有作为特殊强调的概念，但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与时俱进”概念与李大钊之间有着天然的传承关系。
李大钊使用“与时俱进”概念的这篇文章不难到，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李大钊选集》一卷本、1984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二卷本上卷、1999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五卷本第二卷和2006年出版的《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五卷本第二卷中，都收有这篇文章。如果留心的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的《李大钊传》其第二章的最后一个目就是“与时俱进”。
《考证》一文是讨论“与时俱进“在党的文献中的使用情况，作者第一个讲李大钊这本来是对的，但是不知为何却以李大钊在1914年写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1918年写的《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和1920年写的《史观》中都使用了“与时俱化“为由，认定“与时俱化”这个提法是“在现有的可以查阅到的党的文献中…与时俱进‟最早的表达方式”。这里不去说“与时俱化”本来是“与时俱进”在我国古代最早的前命题，那是《周易》中早就有的词，这谈不到李大钊的词汇创造，而在“与时俱进”的考证中最该提的是李大钊曾直接使用“与时俱进”这个词的史料，却出现了不该有的遗漏。如果作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真的查阅了李大钊的著作，这个重要材料不应该不到；而且李大钊使用过“与时俱进”概念这件事近年已经有很多文章提到过。发生这样的失误，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情。
只是“与时俱进“这个词在李大钊之后，又有很长一段时间好像很少有人使用，特别是人们在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论著中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但是这不等于说“与时俱进”这个词就没有人使用了，在史料的考证中还是可以到以下几个材料。
比如，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在五四时期将“与时俱进”作为办学方针付诸该校的教育实践，大力推动改革。1920年春，当这位深受广大师生爱戴的校长被当局调职时，曾引发了轰动一时的“一师风潮”。当时，在《全体教职员挽留经校长宣言》中就写道：“本校自从成立以后，向来取与时俱进的方针。其间或兴或替，一切措施都由经校长和职教员等共同研
究，随时改进；总要把事情弄到推行无碍，才觉得大家安心，所以本校十几年来，可以说是时时有改革精神，时时过改革生活的。”[4]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史料。
比如，汪精卫1934年8月27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的演讲词中曾多次使用过“与时俱进”这个词：“1.兄弟以为道德的精神，是万古不易的。而道德的内容条件是与时俱进的；2.有人类，便要有仁爱的心，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仁的条件及内容呢？那就与时俱进了。3.这是说仁是万古不易的，而仁的内容与条件，是与时俱进的。4.如果道德的条件内容，不能与时俱进，则道德的意义成为空言。5.礼是万古不易的，而礼的内容条件是与时俱进的。6.以上所说，将一个仁字和一个礼字来证明道德的精神是万古不易的，而道德的内容条件是与时俱进的。”[5]这个材料，可以查阅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
再比如，陈公博1935年在《中国本位的政治和文化》一文中也使用过“与时俱进”这个词：“我以为政治和文化都是与时俱进，实在自己以近有它的本位。”这个材料，见国音书局1936年出版马芳若编的《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下编[6]。
如果说“与时俱进”这个词在共产党的系统中完全失传了，那也不是。正如《考证》作者在论文中谈到的：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在1937年1月30日出版的第326期第3版是“恭祝徐教育部长特立同志六十寿辰”专版，其中在左下方登有莫文骅写的祝词，题目叫《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徐特立同
志万岁！》，最后一句话是“祝你：永寿无疆，思想与时具进！”[7]这里只是“具”与“俱”的区别。而在当时人们的理解中，它们是一个意思，或者说是一个别字。
再就是，《考证》作者谈到的又一篇文章《本刊的被扣》中则明确使用了“与时俱进”这个词。即1937年7月19日《解放》周刊第1卷第11期刊登了时评《本刊的被扣》，对国民党顽固派无理查扣《解放》周刊的行径进行揭露和抗议。这篇文章提道：“诚然，由于我们物质的困乏，四方环境与条件的限制，自问缺点诚在所不免，因而我们极力欢迎外间的批评与赐教，以期与时俱进。”[8]《考证》举出这份材料是重要的，只是作者在结论中说：“由此可见，《本刊的被扣》是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准确使用…与时俱进‟含义表述的文献，而且从所使用的汉字来看，与今日的表述丝毫不差，只是对象和范围有所不同而已。”这次讲的“第一次”和“丝毫不差”等明显是不准确的。
由上，我们应该得出结论，“与时俱进”的确是一个老词，它的流传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由此，《考证》的作者在文章中认定“与时俱进”并非是第一个使用，这一点是正确的，只是在论述中出现了一些不该发生的混乱。
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多次使用“与时俱进”一词
需要承认的是，在之前，“与时俱进”这次词的使用频率的确不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重新启用并激活了这个概念，特别是使它成为党的基本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
题，其贡献是重大的。《考证》的作者对其理论贡献的阐述有参考价值，但是他在文章中关于在党的十六大之前一共使用过三次“与时俱进”的说法，又使读者处于“不知凭什么这样说”的纠结之中。
事实上，并非如《考证》的作者在文章中说的“对…与时俱进‟的第一次表述是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
从目前查到的材料看，1992年10月19日，在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使用过“与时俱进”的提法：“现在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认识、管理制度、领导方法等方面都必须相应地来一个很大的转变。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不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9]这篇讲话收进了《文选》第一卷，题目就叫《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1999年12月20日，在首都各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放眼世界，与时俱进，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励精图治，不断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10]这段话中也有“与时俱进”这个提法。
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同志、同志，从来都不把理论研究当作书斋里的学问，总是紧密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努力回答实践不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从
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11]87
2001年1月10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运用当代最新知识丰富自己，不唯本本，不守教条，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11]197同年4月2日，他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同志、同志，都善于紧密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回答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理论。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坚
持。”[11]229这段话的行文与2000年6月28日的讲话差不多。
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2001年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 [11]282283从这篇讲话开始，特别是通过在此之后的广泛宣传，使得“与时俱进”这个词逐渐成为党的基本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成为人们普遍重视的一个概念。
《考证》的作者在文章中说：“的第二次表述是在2002年的…5·31‟重要讲话中”，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