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内容：
1、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及其总的创作倾向。
创作倾向：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远避政治斗争和商业势力的态度，乡村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比较成熟的抒情体讽刺体小说样式。
2、废名与芦焚等其它京派小说作家
（1）废名主要作品，特和贡献及其影响
（2）芦焚主要作品与艺术个性。
（3）萧乾、林微因、李健吾
（4）“京派”的历史变迁
一、京派及其主要作家
“京派”是指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文学的独立与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体。其基本成员是大学教授与大学生。这是不同于在上海商业文化中生存的文人，而是一学者型的非职业化作家。他们既反对左翼文学将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文艺观，又反对海派将文学商业化的功利主义，是维护文学纯艺术性立场的理想主义者。
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废名、沈从文、萧乾、芦焚、林徽因、凌叔华等人，另外文艺理论批评家有朱光潜、李健吾。京派文学的主要文艺阵地有：1930年5月创刊于北平的《骆驼草》，接续《语丝》的余续；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由沈从文主编，成为京派文学开展期的重要文艺刊物，其1936年颁发的大公报文艺奖获奖人多为京派文学代表；1934年靳以、卞之琳与巴金、郑振铎合办《文学季刊》、《水星》等；1937年5月京派刊物《文学杂志》创刊，由朱光潜主编，一如既往的标榜京派文学“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原则。
二、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废名的黄梅故乡和京西城郊世界
芦焚的河南果园城世界
萧乾的北京城根的篱下世界
三、京派小说的特征
1，首先是独立的文学立场，文化保守主义彩
2，诚实、从容、宽厚的审美感情
注意挖掘出普通人生命的庄重与坚忍，特别是女性的纯良。主张个人自由，情绪内敛，理性节制。
3，提供了比较成熟的小说体式
抒情体小说
讽刺体小说
文化小说：探索民族性格心理。
四、京派主要作家及其创作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1924年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读书期间开始创作。
1925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问世，其他代表作有《桃园》（1928）、《枣》（1931），另有长篇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其小说深受中国古典诗词与周作人美文创作影响。
废名小说以其田园牧歌的风味和意境在现代小说史上别具一格。如《竹林的故事》、《浣衣母》、《河上柳》描写的不再是乡村小镇的野蛮、落后、闭塞、沉重的气息，而是把这里作为世外“桃花源”似的由幻想构造的乌托邦，是一个充满东方诗境田园梦想世界。正如周作人所说“宜在树荫下闲坐”时读废名小说，他书写的人生也是在一方静土中安天知命的人生方式，表现人与自然（竹林、流水）之间的和谐无间，其中人性，人际关系也分外纯洁宁静。文学史称废名为“文体小说家”，认为他是开创真正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鼻祖，他对小说文体的创新并非简单意义上开创了“田园诗化小说”，其诗化不仅语言层面和故事层面，而是整个文体上直接把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古诗词的意境移植到现代小说中来，因此他在小说中描写的竹林、流水、树木、村庄以及人物，都已经远远超出了景物描写本身的意义，而是刻意营造的抒情主题本身。
废名的特和贡献在文体，应把握其作品的“理趣”、“涩味”，以及诗化和散文化的小说体式，思考其如何借鉴唐绝句的韵味来写小说。
萧乾（1910-）原名秉乾，生于北京蒙古族一个贫名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2岁入小学，其间半功半读。1926年加入共青团后被捕，1928到广东汕头任中学国语教员，后回京就读辅仁大学英文系，又转
燕京大学新闻系。1935年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1939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记者，多次进行战地采访。其小说创作主要集中于1933-1937年，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粟子》、《落日》，长篇小说《梦之谷》。
萧乾早期小说集《篱下集》如题所言，多写寄人篱下，人在屋檐下的都市世态炎凉，同时
也表现出对人情凉薄的逆反心理。如《篱下》、《矮檐》。主人公环哥是一个乡村顽童，拉着体面书生的表弟捉泥鳅，在台阶上吐唾沫淹蚂蚁，摇枣……，儿童的天性，童心未泯的率真与现实功利的世界之间的对抗和矛盾。另外有反宗教虚伪的小说《参商》、《皈依》，小说主题与宗教本义无涉，而是容纳在反压迫，反伪善的大主题之下。
萧乾最值得重视的是“儿童视角”的运用，由此构成儿童—成人、童真—世故的两重世界的对照。这是其城乡对照叙述的表现形式。用儿童视角，即不成熟、未污染，自然、自由的心灵，看现实利益下的世界。“儿童视角”出于儿童不谙世事，不点破现实的残酷、冷漠，不直接揭破批判的锋芒，而是把生活的悲感和人生的隐痛融化在孩子的世界里，这种情感渗透试的写法是典型京派文学的。萧乾创作的另一大特点是自传性。京派作家的文学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个人地域文化和人生成长经历。长篇小说《梦之谷》即是源于作家亲历的创作。主人公在颠沛流离的困顿中遇到了“盈”，产生同病相怜的爱情，梦之谷的短暂甜蜜之后，“盈”被劣绅霸占，故事以悲剧告终。男女主人公在丧失对方过程中经历的
巨大的创痛体验，静静地融化在整个小说的抒情笔触中，强烈的悲剧氛围以舒徐方式托出，充满感伤。
芦焚(即师陀)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一位引人瞩目的作家。乡土小说，是师陀创作中最有光彩、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显示了小说家师陀的独特才华。芦焚(师陀)，原名王长简，1910年3月生于河南省祀县一个没落地主家庭，15岁离家，先后在开封、北平、上海等地求学工作。抗战时期师陀身陷“孤岛”，“心怀亡国奴之牢愁”，靠一点菲薄的编辑收入和稿费维持生计。代表作《果园城记》就是写于这一时期的18篇短篇小说的结集。1946年5月，被收入文艺复兴丛书第一辑，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他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落日光》、《果园城记》和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等，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独树一帜。
他的代表作《果园城记》反映了20世纪初期到抗战前日益凋敝的封建乡村的生活场景。其中充满沉郁而复杂的乡土情结，滞重而哀痛。作者在《果园城记•序》中所说:“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师陀在记忆中重溯自己梦牵魂绕的故乡时，故乡已泛化为民族社会的整体存在，它既是中国一切乡村小城的代表，又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更是传统中国社会在现代转型时期的文化生存环境的象征。
芦焚的艺术个性：读芦焚（师陀）的小说要注重其独异的艺术气质的发挥，考察和体味其小说中常见的抒情与讽刺、寓意的融会和弥漫于笔下北方农村衰败图景中的那种悲凉之气。
林徽因（1904-1955），祖父为前清翰林，父亲林长民，林纾之徒，民初立宪派名人，善诗
文、书法。林徽因自幼受良好中西文化教育，16岁与父亲游历欧洲，回国后参加了新月社活动。20岁与梁思成赴美学习美术、建筑。1928年两人回国后创建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建筑系。林在文学艺术方面多才多艺，广涉小说、诗歌、散文等创作。小说代表作有《九十九度中》、《窘》等。
与京派小说整体性的城乡对照叙述不尽相同，在文学世界中，师陀更是一个整体的批判者，他的乡土小说最擅长运用抒情化文体和讽刺艺术。长篇小说《结婚》集中代表了师陀对堕落城市文明的批判，但在《果园城记》中，乡土中国的“隋性文化于平静中消磨耗尽着一切生命”，师陀彻底否定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五、“乡下人”的身份体认和审美眼光
京派小说家大多特别强调自己是“乡下人”的文学身份，这种身份体认不是从一种地缘关系（地理类形上的农村、城市之分），也不是从社会政治形态区分“城中、乡下”，显然他们对“乡下人”的自我定位，是出于特定的对于自我主体性归属考察。
沈从文曾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
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萧乾在《给自己的信》中说“《篱下》企图以乡下人衬托出都会生活，虽然你（作者）是地道的都市产物，我明白你的梦，你的想望却寄托在农村”。芦焚也把作为“乡下人”当作一种自我期许，他用“乡下人”眼光呈现的世界比沈从文少了几分想象，多了几分真实。
显然，京派小说家反复宣告自己是“乡下人”的立场，已经不仅意味着他们急于表明自己的出生地，自己来自乡村地域的态度，这里有更深层的东西。为什么高等学府教授学者自居乡下人，却鄙薄卖文为生的海派文人？如果回到他们所处的30年代中国现实，也许我们可以回答，这些京师学府里的教授学者，处在古都传统文化浸淫之中，除了享有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地位，还沉浸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自由而从容的文化氛围之中。但面对30年代的社会历史巨变，尤其上海开埠之后西方文明在中国的膨胀，巨大的文化反差骤然瓦解了几千年以文明自居的“天子脚下”的心理稳定感，由此也可寻京海派矛盾的深层原因。
从表层来看，京派“乡下人”自居，是源于自己生命深层文化经验、文化情感的归宿，这是以见素抱朴式的中国传统文化来对抗压迫性的西方文明。努力摆脱现实的困扰，而用想象和回忆溯回到中国人自己和谐宁静的乡土家园中去，也就是说他们营造的青山绿水，碧瓦红墙的东方抒情诗代表的是他们称之为“乡下人”审美判断和情感倾向。这里的“乡下人”其实抒写
的新古典主义诗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乡巴佬”（可与鲁迅对“农民性”的审视相对比）。京派的乡土世界其实是真正沉积着贵族气派和诗书情韵的，只有这些经院派的隐逸君子才会这样写“乡土”，这是当他们面临都市经验和乡村情感冲突时，做出的文化选择。与之相对的是整个都市文明的理性规范。
城乡叙述对照体由此形成，和谐自然的是乡土，冲突矛盾的是都市。沈从文《八骏图》、《绅士的太太》，萧乾的《篱下集》、《道傍》等将城市讽刺对象专指向教授、官员、绅士阶层。这种刻意选择表明，城市人外在的体面与显贵被颠覆。他们代表被现代社会认可的价值规范。针对这些对象的批判，京派不再含蓄节制，而是锋芒毕露。同时与他们的社会身份相比，京派笔下的“乡下人”却表现出生命真义。如沈从文《灯》中的老司务长、废名《河上柳》中的陈老爹、萧乾的《邓山东》中的邓山东，这些人物的某些生存方式和人生经验，可能在现实中悲剧性的失去了光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一种内在的统一和和谐仍然使其具有尊严和高贵，反过来倒显示出现实与他们的“毫不相称”。《灯》中的老兵追随父戎马生涯，来到“我”身边，包办伙食，操心终身，以军礼告辞睡觉，作梦“我”衣锦还乡，重振衰败的将军之家，自己当“迎宾主事”，表现出一种“忠仆”的愚钝，“不失赤子之心”。正如文中所说“好象是把那东方的古民族和平灵魂，为时代所带走，安置到这毫不相称的战乱世界以来，那种忧郁，那种拘束，把生活妥协到新的天地中，所做的梦，却永远是另一个天地的光和。”老兵的人生可能在现实中是悲剧性的，但以京派的审美眼光来看，人性、生命内在的统一性自然本性和谐就是美，只有在扭曲的形式中的都市人才真正的可笑可悲。
京派对自我的身份定位也明确表达在那些逃离都市的故事中，而返归自然，被视为拯救生命的唯一出路。如《虎雏》、《医生》、《厨子》、《道德与智慧》、《小蒋》、《花子与老黄》等一系列故事都在表明，这些在都市人看来粗蠢、愚钝、可笑、甚至荒唐到不可思议的“乡下人”、“无知者”、“下等人”，他们在都市现实里是那么不相容、不协调，可是却始终“活在（我）印象里”，而且“应当永远这样活到世界上”。因为他们是这样不作伪、不委屈，默默领受着生活在屈辱中的荣耀，愚昧里的智慧。使他的生命如此新鲜，如此有力的，是他们的“真实”。在京派作家看来，生命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远胜于“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的社会现实。在都市中，“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正是出于对都市客观非自然、反生命本质的警醒，出于对都市现实的深刻怀疑，京派叙事表达出乡土生命的真实性。中篇小说
六、田园牧歌化的抒情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