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2期山东社会科学No．2总第198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198
“毫无英雄的姿态，接受为真理而死”
———解读阿尔贝·加缪《局外人》中的默而索
陆晓芳
（《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山东济南250002）
［摘要］默而索是阿尔贝·加缪代表作《局外人》的主人公，他平静冷漠，行事违背伦理常规，“局外人”般游离于社会道德藩篱之外，最终因杀人而被判处死刑。这个世俗眼中的离
经叛道者只是个被误读的正常人，有着健全的心智和人性；他是加缪“荒诞”思想的最佳诠
释，在深刻认识到现实的荒诞后决意听从内心的指引，将生活绝对真实化，冷漠而又蕴涵深刻
激情，义无反顾地执著于自己的选择；较之“多余人”，他超越了形而上的精神困境，在被社会
抛离的同时也将整个荒诞世界抛了出去；他比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利要清醒超脱，以
对生存自由毫不妥协的选择获得了作为“人”的尊严和胜利。
［关键词］默而索；荒诞；局外人；绝对真实；清醒超脱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2］02－0079－05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原籍阿尔及利亚，是存在主义文学领军人物、“荒诞哲学”的代表，一直高扬人道主义精神。1957年，因为在他重要的著作中，“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①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深刻洞察，用独具特的作品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拷问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本质问题。
《局外人》（L’étranger）是加缪的成名作，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以一种摄影机式的客观记录，冷静、自然、不动声地描述了主人公默而索在荒诞世界中经历的种种荒诞事，以及自身的荒诞体验。默而索是20世纪初阿尔及利亚的一名普通公司职员，为人平静冷漠，理性又似乎非理性，行事违背伦理常规：母亲死后表现得“麻木不仁”，若无其事地和女友玛丽游泳、看喜剧电影，甚至发生关系；不知道是否爱玛丽，却答应和她结婚；以无所谓的态度帮助“乌龟”（即靠女人吃饭的男人———笔者注）莱蒙惩罚并莫名其妙地杀了人；法庭上，他对自己的生死也似乎无动于衷，拒绝配合律师作假为自己脱罪，宛如一个置身局外的人；被判死刑后拒绝忏悔，公然声称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②关于默而索其人，众说纷纭：有人说他精神不健全，消极厌世；有人说他道德败坏
、泯灭人性；也有人举旗辩护，赞扬他执著追求真理，是个反抗荒诞社会的英雄和斗士……凡此种种，各执一词。笔者认为，默而索这个世俗眼中的离经叛道者只是个被误读的正常人，有着健全的心智和人性；他是加缪“荒诞”思想的形象诠释，在深刻认识到现实的荒诞后决意听从内心的指引，遵从基本的感觉生活，执著追求绝对真实；较之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他超越了形而上的精神困境；他比卡夫卡《变形记》中异化为甲壳虫的格里高利要清醒超脱，热爱并珍视生命，以对生存自由毫不妥协的选择获得了作为“人”的尊严和胜利。
收稿日期：2012－01－04
作者简介：陆晓芳（1980—），女，《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①1957年瑞典文学院授予阿尔贝·加缪诺贝尔文学奖时的颁奖词。
②［法］阿尔贝·加缪：《局外人》，郭宏安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本文所引原文均据此，以下只随正文标注出处页码，不再一一注释。
一、被误读的正常人
默而索，这个世俗眼中的离经叛道者，其实不过是个被误读的正常人。
首先，他有健全的心智。他读过大学，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敏锐的观察力、判断力，例如，他仅根据电影散场后年轻人的举动比平常坚决果断，就推断出他们刚才看的是一部冒险片；他看得出莱蒙不断跟玛丽开玩笑，是因为喜欢她而迫切希望引起她的注意；他对太阳、大海、鲜花的香味等十分敏感；他被捕后回答问题时很有逻辑，条理清晰；他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死刑前仍拒绝被“招安”进神甫描绘的美好世界……
其次，他并不厌世。默而索对生活的无所谓态度并非源自对生命本体的厌倦，他懂得享受生活：“夏天的气味，热爱的街区，某一种夜空，玛丽的笑容和裙子”（第75页）以及夏天夜晚种种熟悉的声音都让他愉悦；他喜爱美丽的海景、霞光闪烁的黎明时分；忙碌一天后在“绿的天空下”沿着码头散步，就感到“很快活”、“心满意足”（第26页），可见他很善于发现、把握庸常生活中散落的美与点滴幸福。因误杀人入狱后，他在囚禁中怀念起自由时候的美好时光：“走出法院登上车子的时候，一刹那间，我又闻到了夏日傍晚的气息，看到了夏日傍晚的彩。在这走动着的、昏暗的囚室里，我仿佛从疲倦的深渊里听到了这座我所热爱的城市里某个我有时感到满意时刻的种种熟悉的声音。”（第70页）他心灵深处其实十分眷恋这仅有一次的生命，被判死刑后，满脑子是上诉、获特赦，凭运气与偶然逃脱死刑甚至改革死刑制度之类的想法，“不知道想过多少次是否曾有判了死刑的人逃过了那无情的不可逆转的过程，法警的绳索断了，临刑前不翼而飞”（第77页）。有如此强烈求生意志的人，怎么会厌世呢？
再次，他也不匮乏人性。诚然，他的行为异于正常的社会习俗和规范模式，但如果摒除了传统价值观念
的束缚和世俗行为模式的制约来看，默而索有着正常人的爱与温情。虽然母丧后，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表现得痛哭流涕、悲哀欲绝，但总是不自觉地想起母亲，她做的事、她说的话，都保存在他的心灵深处，他始终称母亲为“妈妈”，亲昵的语气像个孩子，冷漠的外表下蕴藏着对母亲温柔纯真的爱，对他而言，母亲只是先他一步奔赴新的生活罢了；他和玛丽约会，答应结婚，却坦承“大概不爱她”（第36页），因为他觉得人人都挂在嘴上的“爱”并不能说明什么，重要的是彼此是否互相需要，在一起是否快乐。他需要玛丽，对玛丽有强烈的欲望但不知道这是否就是“爱”，因而不愿欺骗玛丽，作出虚伪的承诺，这恰恰证明他对玛丽是真诚的。默而索也渴望温情，在马松家，他面对家庭的温暖怦然心动，产生了结婚的念头；甚至一直想方设法逼他认罪的预审推事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就使他感到快活……除了杀死那个阿拉伯人之外，默而索实际上没有做过什么“残忍”的事，朋友眼中，他是“一个正派的职员，不知疲倦，忠于雇主”，“同情他人的痛苦”。（第74页）而杀人本身只是一次“不幸”的偶然事件———正午的阳光太过耀眼刺目，使默而索头脑混乱以致行为失去控制。真相就是如此简单，却很少有人相信。
二、加缪式“荒诞”思想的最佳诠释
加缪1913年生于阿尔及利亚蒙多维城一个农业工人家庭，1914年他的父亲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离世，自幼家境贫寒，随寡母在贫民区长大，依靠奖学金和半工半读完成学业，获得了阿尔及尔大学的哲学学士学位。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和家庭不幸带来的苦难对加缪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荒诞哲学”的重要代表，加缪认为我们生存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人生是痛苦和无意义的；反抗的方式是正视
荒诞，不再沉迷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回到生存的真相，回到人的绝对而本真的状态，以超越人生的虚无与荒诞。默而索就是这种加缪式“荒诞”思想的最佳诠释。
《局外人》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正是法西斯势力猖獗、二战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默而索生活的阿尔及利亚是战乱世界的一个缩影，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悲观情绪弥漫，“人们对自身的命运，对历史的进程感到茫然无措，陷入悲观绝望的境地，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①。默而索性格的形成和这个大环境息息相关，他周围的人们：一天到晚不说话、总是看着我的妈妈，靠女人生活、自称仓库管理员的莱蒙，总是虐待狗的老萨拉玛诺……也都过着散漫、无聊、得过且过的生活，不到生活出路和灵魂寄托。老萨拉玛诺和他的狗相依为命、日益相像，“好像是同类，却相互憎恨”（第26页），但当狗丢失后，老萨拉玛诺失魂落魄、独自痛哭，不知该怎么活下去。因为“他已经习惯和这条狗在一起了”（第37页），他们之间这种矛盾的关系勾勒出当时精神领域普遍存在的危机，折射出社会的荒诞。默而索生活在这个荒诞的社会中，逐渐改变了自己。他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曾经踌躇满志、怀抱雄心，“我上大学的时候，有过不少这一类的雄心大
①丘上松：《莫尔索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
志，但是当我不得不辍学的时候，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切实际上并不重要”（第35—36页）。辍学折断了默而索梦想的翅膀，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作为一个小职员，他无力奉养母亲，不得不将她送进了
养老院……如此种种散布于各种具体生活细枝末节中，无形琐碎然而深刻的打击，慢慢堆积凝聚，使他对生活绝望以致无可奈何，“进退两难，出路是没有的”（第20页）。他认识到：人生就是由无数的不合理所组成的一个巨大荒诞。在荒诞的社会里，一切都不重要，一切都可有可无，所谓的理想、崇高、神圣、伟大都不过是用来欺骗和自欺的谎言，高尚和卑贱都是虚幻的表象。于是，默而索决意听从内心的指引，过一种真实自由的生活，他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并执意不再去改变它。
从此，默而索把“凭基本的感觉去做”作为生活的信条。他“有一种天性”，就是“肉体的需要”常使他的“感情混乱”。（第49页）人都有本能的肉体的需要，只不过一般人会遵循社会规范竭力控制和约束；默而索的需要却似乎更强烈，难以驾驭，抑或他根本不曾试图束缚，玛丽的身体每每让他蠢蠢欲动，甚至在判定生死的法庭上，他仍不自觉地被她的身体魅力吸引。默而索了解自己的需要且从不以之为耻，给母亲守灵时他打瞌睡、抽烟、喝牛奶咖啡，开始时还有些犹豫，不知道在母亲灵前能不能这样做，但想了想，最终认为并不要紧，因为母亲不会在意。参加葬礼后回来的第二天，他遇见玛丽并对她情不自禁，游泳、看喜剧电影、发生关系，事后也没有为此而愧疚自责。默而索不在意约定俗成的社会禁忌，过着一种自由人的生活，所以他感同身受地理解同情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并乐意与之为伍。对大家都不喜欢的“乌龟”莱蒙，默而索认为“没有理由不跟他说话”（第27页），并默许他为朋友，不揭穿他“仓库管理员”的假身份，替他写信羞辱“忘恩负义”的，交往中尽量使他满意；老萨拉玛诺丢狗后，默而索耐心地倾听他的哭诉，安慰他，给予真挚的同情。默而索这么做不是出自虚伪的礼貌或别有所图，而是源自
天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在他的意识里，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做“乌龟”还是“仓库管理员”并不重要，都应给予尊重。那些人虽没有体面的职业、远大的抱负、得体的举止，然而他们是真实的，在遵从本能生活，比那些恪守社会规范、谨小慎微生存的人要亲切得多。默而索听从内心指引的生活方式是在深刻体会人生荒诞后作出的决定：既然理想的东西，所谓正直、纯洁、神圣的道德准则都既不重要又不真实，只是人类寻求安慰而虚设的，那么回到本质需求，回到真实欲望，人就应当尊重最基本的肉体需要，这才是最真实的生活。正如加缪在《局外人》美国版序言里所说，默而索对于生活“远非麻木不仁，他怀着一种执著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①。
默而索执著追求“绝对真实”的生活，表现在不愿像大多数人那样循规蹈矩扮演自己的角，拒绝一切形式的虚假与谎言。“他（律师）问我他是否可以说那一天我是控制住了我天生的感情，我对他说‘不能，因为这是假话’。”（第49页）律师为了辩护的成功诱导默而索说谎，在他认同的社会准则里，每个人在法庭上都该尽量为自己辩解开脱，可这恰恰违背了默而索真实生活的原则。默而索当然清楚不作假的后果，可他依然拒绝，因为作假即意味着背弃自己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对自己不忠实。既然已认识到一切都是荒诞的虚无，并决意真实地生活、拒绝任何世俗说教的安慰与拯救，那么他就要勇敢地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人世没有希望，（但并不包含绝望）。所以要活得真实而不虚伪，就必须坚守下去，并不是不愿迂回，而是没有退路可走”②。默而索要“义无返顾的生活”，“尽其可能的生活”，相信“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③他毅然宣布：“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把一
切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之以仇恨的喊叫声。”（第87页）律师不能理解默而索，他们之间的深深隔膜源自对“热爱生命”的不同理解：前者以为热爱生命即竭力保持生命形式的存在，而后者把追求生命本质作为热爱的真谛。所以默而索放弃了与律师及他身后的社会沟通的努力，以沉默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正是这种毫不妥协的沉默使社会老羞成怒，以检察官先生为代表的卫道者宣判他为“除残忍之外一无所有的叛逆者”（第74页）。
加缪认为，对于“荒诞”，人应该“反抗”，但是“反抗”的主旨，并不以消除“荒诞”为目的，而仅是强调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和选择。事实上，虽然默而索本着忠实于自己的精神对社会给予的角一律冷漠拒绝，可他身上并没有向社会挑战的意识，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并不遵守某种导致他向已有规定挑战的原则或者信仰：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拒绝社会契约，不遵循维系集体生活的惯例和形式，其
①②③郭宏安：《多余人抑或理性的人？———谈谈加缪的〈局外人〉》，《读书》1986年第10期。刘雪芹：《荒谬的人生———论〈局外人〉》，《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
郭宏安：《多余人抑或理性的人？———谈谈加缪的〈局外人〉》，《读书》1986年第10期。
方式即自然又无法察觉（至少在被判刑之前）。”①他和其他人一样按时上下班，努力工作，交女朋友……并习
半截人
惯对他并不认同的一切安之若素，“如果让我住在一棵枯树干里，除了抬头看看天上的流云之外无事可干，
久而久之，我也会习惯的……到头来，人什么都能习惯”
（第57页）。他被监禁后想重获自由的欲望只持续了几个月，就逐渐习惯了囚徒生活。他靠一遍遍回放往日时光来度日，甚至觉得“一个人哪怕只生活过一
天，也可以毫不困难地在监狱里过上一百年”（第58—59页）。所以默而索对社会的反抗是一种消极的、孤
独的、不合作式的反抗，是用沉默、无所谓、忍受和蔑视来对抗这个荒诞的社会。面对既定的强大的社会秩序，他并不企图改变什么，在他与社会的对立中，没有任何功利因素起作用。他的力量并不来自反社会的勇
气，
而是来自依照本能生活的愿望。所以他不是反叛社会的英雄和斗士，只是一个消融于社会之中又游离于社会之外的
“局外人”。加缪曾经把《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
刑的危险。
”②意即：任何违反社会制定的基本戒律的人必将受到社会的惩罚。这个社会需要和它一致的人，“人由婴儿长大成人，是个异化的过程。婴儿对于人来说，不过是个可爱的原始小动物。长大的过程就是逐
渐按照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去行动的过程，
即所谓社会异化了人”③。人们只有接受这种异化，约束自然性，与社会保持一致步伐，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奖赏。但是默而索拒绝这种异化，他在长大成人后仍
然本能地保持人的自然状态，由常人眼光看来，就是消极冷漠。对于审判者———社会维护者而言，默而索的
消极被动和冷漠比他的杀人罪行本身更严重
。“假如他能有思想或价值观为自己的行为、性格辩护，也许法官们可以宽宏大量些，他们或许可以看到对他进行再教育，说服他接受集体规则的可能性，但是默而索依然
如故，那么社会便认定他是不可救药的和无可挽救的了”
④。检察官说“弑父这一罪行在他身上所引起的憎恶比起默而索的冷漠使他感到的憎恶来几乎是相形见绌的”（第73页），他说默而索与这个社会毫无干系，
因为他连基本的法则都不承认，潜台词即默而索已没有存在的任何必要，他必须死！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把默而索看成敌人并没有错，如果他的榜样作用泛滥开来，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严厉的规则、必要的谎言、伪装的感情对确保社会的延续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们，人类的交往就不可能进行，集体生活将无以维系。因此默而索象征的悲剧绝不是个人悲剧，他是历史理性的牺牲品，为了确保集体生活，个人的自
由被剥夺了。“可以这么说，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
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第71页）社会强行判决了默而索，判决他有罪的本质理由不是
他杀了人，而是他偏离社会共同体规定的心理和道德对社会秩序的稳固造成了威胁。
综上所述，默而索有着加缪式“荒诞”人物的典型特点：将生活绝对真实化，冷漠而又蕴涵深刻激情，义
无反顾地执著于自己的选择，从而成为“荒诞的人”的最佳诠释。
三、“多余人”、异化形象的继承和超越
“局外人”———默而索是“多余人”的继承者。“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一类特殊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多出身于没落的名门望族，自幼生活环境优渥，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在工业资本主义急速发展、自由思潮涌动而沙皇高压专制垂死挣扎、变本加厉的19世纪矛盾历史环境中，他们率先觉醒，敏锐发现残酷现实中的弊病和缺陷，在反动专制和罪恶农奴制下深感窒息，不愿与自己所属的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是由于性格软弱，不敢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挑战世袭的沙皇制度和整个贵族社会，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却
很少付诸实践。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用忧
郁、
彷徨、瞻前顾后的态度对待生活，无所作为，成了当时社会上“多余”的人。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赫尔岑《谁之罪》中的
别尔托夫、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其中代表，既不满现实又无力补天的“多余人”画
廊几乎贯穿了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样因为被抛离于社会而导致生存状态上的边缘性，但与“多余人”站在急剧变动的社会前不知所措不
同
，“局外人”在被社会抛离的同时也将整个荒诞的世界抛了出去。默而索是清醒和冷静的，他以不努力的①②③④［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评局外人———局外人该死》，赵德明译，《外国文艺》1994年第5期。郭宏安
：《多余人抑或理性的人？———谈谈加缪的〈局外人〉》，《读书》1986年第10期。皮皮
：《局外人的悲剧》，《外国文学》1995年第6期。［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评局外人———局外人该死》，赵德明译，《外国文艺》1994年第5期。
方式竭力与世界保持距离，以冷漠杜绝了与破碎的世界妥协的可能。他是彻底的不屈不挠的孤独者，有着“终极的无奈和清晰透明的绝望”①，这源于他的小职员身份。历史进入20世纪40年代，文学表现的重心不再是那些在文化碰撞中显得无所适从的贵族阶层，而是处于二战后文化终结状态中寻求出路的小人物。于是，“多余人”走出了贵族的城堡，走进工厂、公司、贫民区，变成“局外人”。默而索贫穷低下的出身，注定使他不可能如奥勃洛摩夫们那样悠闲无聊，成为沉溺床榻的瞌睡虫。经受的挫折苦难使他对世界洞若观火，从而将自己变为超然的冷眼旁观者，平静地走向自己选定的生活道路，在生命的尽头依然觉得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幸福的。而“多余人”不为形而下的生存问题所迫，却陷入形而上的精神困境中，由于脱离社会而缺乏洞悉，踌躇满志又不知从何着手，处处显得多余而无意义，只能在空虚无聊中寻求刺激，渴望结束生命，摆脱痛苦的人间地狱，平静和幸福感与他们无缘。
较之“多余人”，默而索与卡夫卡《变形记》中一朝醒来荒诞地突变为甲壳虫的格里高利，似乎有更多的连续性。在社会身份上基于相同的小职员角，都遭遇了荒诞的经历，都被社会所抛弃，性格特征上也有迹可寻。只是默而索比格里高利要清醒和超脱，他尽管依然为命运和世界的荒诞所重重包围，但“一双局外人的眼睛却在这黑暗重围中点亮了存在的烛光。烛光所至，照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的种种不正常和丑陋虚假连同滑稽可笑。从法官到牧师，从养老院到法庭，人们一同作假，齐心协力清除不作假不合作的‘异类’”②。不过，人们可以以法律的堂皇的名义消灭默而索的肉体，却无法真正改变使他们感到尴尬不知所措的“局外人”立场，“无论他们怎样循循善诱，‘局外人’一口咬定之所以扣动扳机，仅仅是因为
正午的阳光。‘局外人’拒绝向人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供词和答案。”③面对母亲的死亡，他拒绝世俗的悲泣；面对法律的审判，他拒绝投降苟且；面对试图驯化他的牧师，他拒绝忏悔，从而不仅与尘世，而且与天国划清了界线。默而索面对世界、面对命运所表现出的这种拒绝，扬弃了卡夫卡那种格里高利式的顺从和听命。他不畏惧死亡，也绝不认为自己的存在是罪过，不愿像格里高利那样妥协退让扼杀自己的生命。虽然他们的死亡同样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可性质截然相反：格里高利源于对生命的恐惧和厌弃，而默而索却源于对生命的热爱和珍视，生命只有一次，要让它自由而真实地存在。加缪使“变成甲壳虫的格里高利站起来成为‘局外人’”，“将卡夫卡对命运的洞见变成了一种以接受命运为前提的对命运的挑战”。④
默而索平静而幸福地去了，留下了误解、争议和注定会到来的理解、怀念。生活仍在继续，而从此对他再无一丝一毫的牵制，他终于彻底成为这荒诞世界的“局外人”。“不自由，毋宁死”，默而索以对生存自由毫不妥协的选择获得了作为“人”的尊严和胜利。文学史不会忘记，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他“毫无英雄的姿态，接受为真理而死”⑤。
（责任编辑：武卫华）
①②③④⑤李劼：《局外人和在路上———卡夫卡和希特勒之后的欧美文学》，《文论报》1995年4月1日。
李劼：《局外人和在路上———卡夫卡和希特勒之后的欧美文学》，《文论报》1995年4月1日。
李劼：《局外人和在路上———卡夫卡和希特勒之后的欧美文学》，《文论报》1995年4月1日。
李劼：《局外人和在路上———卡夫卡和希特勒之后的欧美文学》，《文论报》1995年4月1日。
摘自1955年加缪对美国大学生的演讲，转引自郑克鲁：《加缪小说创作简论》，《上海师大学报》1998年第27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