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洞庭的创作背景]望洞庭的写作背景简短
文学作品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作者。艺术作品虽然不会仅仅是作家生活的摹本，但作家生平与艺术作品之间确实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中家庭出身往往又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则试图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切入，探寻曹操的家庭背景对其文学创作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曹操的出身，按照正统的儒家思想来看，并不十分光彩。《武帝纪》记载：“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曹操就生长在这样一个虽然并非世族，但却既有权势，又有财力的大宦官家庭。显然，这样的家庭背景是不被肯定的，出身名门的官僚士大夫就更加看不起他们了。但曹腾是一个不错的大宦官，“在省闼三十余年，历事四帝，未尝有过。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其所称荐，若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曹操的父亲曹嵩也被人称道“质性敦慎，所在忠孝”。即便如此，曹氏一族还是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以致曹操后来手握大权时，政敌还常常拿他的家庭出身大做文章，进行攻击，如袁绍曾辱骂他为“赘阉遗丑”。可想而知，在曹操的心目中，尤其在祖父、父亲及其他家族中人并未作奸犯科，甚至还相对不错，自己也确实胸有大志、才能卓越的情况下，他绝不会认为这种待遇是公平的！而究其根源，自己的家庭之所以得不到认可，与社会正统思想是分不开的。因而，曹操很可能会对某些社会公认的价值取向产生一定的不满，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某些正统思想的束缚。加之与生俱来的性格特质，及长时期军旅生活所带来的务实的需要，由此形成了他敢于另辟蹊径的特征，表现出大胆创新的勇气和魄力。而这种
倾向势必会在文学创作中有所表现。
首先，诗歌开创了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例。曹操的诗，现存二十余首，均为乐府诗，但又不完全拘泥于汉乐府。曹操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拟古题而不写古事，虽然用乐府古题，但内容却全是当下时事，畅所欲言。曹操之前，汉乐府的模仿者们大多是从形式到内容的亦步亦趋地拟作，从未有人作过如此大胆的尝试。而曹操以表情达意为最终目标，选择合适的形式——乐府诗，即使它传统上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内容，也不被约束，无所畏惧地将内容改换一新，如《薤露》原是送葬的挽歌，曹操用来记述东汉末年董卓作乱给国家带来巨大创伤的历史事实；《短歌行》本是在宴会上歌唱的乐曲，曹操则抒发“人生几何”、“去日苦多”的感慨，吟唱对人才的思慕；《陌上桑》本来写采桑女子罗敷和调戏自己的官吏机智、勇敢周旋的故事，曹操却用其抒发自己的慕仙之思……
其次，东汉一代，文学受赋的影响，措词结句，逐渐向典雅发展，普遍运用对偶的句式，往往形成某种固定的格式，很不利于思想感情的书写。而曹操一改这种已经表现出迂腐之气的汉末文风，形成自由、洒脱、真诚、真实的文风。他的散文常常是直抒胸臆，很少规制，只求指事造实，随意发挥。如曹操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他的政敌抓住这一点，不断地攻击他有“不逊之志”，且赤壁之战受挫后，形势也对他不利。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写了《让县自明本志令》，回顾了自己的政治军事生涯及思想发展过程，反复说明自己对汉室的忠诚，坦述心志：“身为宰相，人臣之贵之极，意愿已过矣”，“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把真心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推心置腹，实在坦率。再次，曹操
的作品常常传达出种种不囿于传统标准的思想。如在一系列作品中提出了
“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求贤令》中急切呼喊“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腾、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
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举贤勿拘品行》中明确命令“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战力敌；若文俗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侮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再如，曹操移风易俗的大胆举动：《明罚令》废除太原等四郡流行的有害健康的“寒食”的旧风俗；《春祠令》中修改一些祭告宗庙的虚伪的礼节，如“临祭就洗，以手拟水而不盥。夫盥以洁为敬，未闻拟而不盥之礼，且‘祭神如神在’，故吾亲受水而盥也”……这些思想的提出、规定的贯彻，对重视德行、传统的正统来说，实在是不小的冲击。
不难看出，曹操特殊的家庭背景不仅是其人生路程的重要开端，亦对其文学作品的内容、风格具有重要的影响。
短歌行写作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