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对我意味着什么
杰克 .伦敦

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很早便有了对生活的热情,雄心和理想,而能够实现这些则成了我童年的主旋律。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这里是粗鄙,艰辛和低俗的。生活所能给予的只有肮脏与不幸,使我忍受着饥饿,精神上也遭受着折磨。我对待生活的态度不是向前看而是往上瞧。
宏伟的社会大厦高高的压在我的头顶上,在我看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上爬,并很早下定了决心。在上面男人们穿着黑的西装和硬胸衬衫,女人们则是华丽的长袍,而且有着各式的美味佳肴。至于精神方面他们拥有无私的品质,纯洁与高贵的思想,睿智的头脑以及广博的学识。我知道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读了“滨海文库”的一些小说,在那里除了恶棍与女投机者外,所有的人们都是如此。总之,我就像坚信太阳会升起一样,坚信上面的一切都是高贵,优雅与美好的。那里有着端庄的举止,可敬的品德,有意义的生活,并且会对人们的辛劳以回报,痛苦以抚慰。
但是对于一个被理想和幻想所累的人来说,想往上爬并脱离工人阶级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啊！我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很难到攀爬的起点。我很早便打听投资的利率,而且为了弄懂人类这个不寻常的发明而操心。后来,又进一步弄清了各个年龄段工人工资的级别以及生活所需的费用。我从所掌握的数据知道,如果现在就开始工作并存钱,那么在五十岁的时候就可以停止劳动。那时通向更高一层社会的门将向我打开,我将分享到那里的一份快乐与美好。当然,前提是我要坚决的不结婚,而且不去考虑“疾病”这个工人阶级最大的灾难。
我并不甘心停留于贫乏与拮据的生活。在我十岁的时候，成了街边的一个卖报童，并改变了向上爬的角度。尽管我仍处于同样的肮脏与不幸之中，有着同样等着我去到达的天堂，但却拥有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阶梯，——做生意。为什么不存起我的收入，并投资于政府的公债，而且当我用五分钱买两份报纸而转手间便卖出十美分以此来增加我的收入呢？生意，这就是我的阶梯呀！我幻想着通过努力的工作成为成功的商业大亨。
哎！我的梦啊！当我十六岁时，已经得到了王子的称号，成了“捕蚝贼王子”——这是一帮凶手和盗贼给起的。在那时，我已经爬上了生意阶梯的第一层，成了一个“资本家”，拥有了一艘船和一整套偷、抢的设备；同时，还有了一个船员，并开始剥削他了。作为船长，我获得三分之二的“战利品”，而尽管他和我付出同样多的努力，冒着同样的失去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却只得到那剩下的三分之一。
我所爬的这第一层却成为了顶点。一天晚上我袭击了中国渔民，他们的绳索和鱼网都是值些钱的。这是抢劫，我承认，但这的确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资本家通过收取折扣，出卖信任，收买参议员和高等法院的法官们来掠走本应属于雇员的那一部分财产。而我和他们唯一的不同仅仅是使了，用了暴力的手段而已。
然而那天晚上我的伙计却不大卖力，而这样是会增加开销并减少利润的，因此通常是会受到资本家的一顿臭骂的。由于他的疏忽，主帆着火了，全部毁了，我没得到任何利润；相比之下，中国渔民却因为保住了他们的绳索和鱼网而显得更加富裕。我破产了，无法换一个六十五美元的新帆。我离开了停泊的船，登上一艘海盗船，逆着萨克拉门托河而上，准备进行一次袭击；不料，途中另一伙海盗袭击了我得船。他们抢走了一切，连锚也不留下。不久，我寻回了漂流的残骸，变卖了二十美元。我又从第一层滑了下来，再也不想去尝试那生意的阶梯了。
从此，我被其它资本家无情的剥削着。我有力气，他们靠它赚钱，可自己却过着清贫的生活。我当过水手，海岸散工，码头搬运工；在罐头厂，工厂，洗衣房里工作；修草，洗地毯，擦玻璃，却从没得到过等额的回报。看着罐头厂的女儿，坐在橡胶轮胎的马车里，知道
那里有我的一份汗水啊！看着工厂厂长的儿子，上着他的大学，付着他的酒钱，享受着“友情”，知道那里同样有我的一份汗水啊！
但我没有怨恨，这全在游戏的规则之中，他们是强者。同样，我过去也曾是强者；现在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并从其他人身上去赚钱。我并不惧怕劳动，相反却喜欢它。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并比以往更加努力，最终成为社会的一根支柱。
就在那时，我幸运的到了一个雇主，他和我有着同样的想法。我愿工作；他更愿让我工作。我想他是想让我成为一名电工，是在学一门手艺，可事实上，我代替了两个人。原先，他们每人每个月拿四十美元，我每个月却只拿三十美元，他从我身上白白拿走五十美元。这个雇主把我剥削个精光。就好比一个人也许爱吃牡蛎，（牡蛎：美国人爱吃的一种软体动物）而太多会使他反倒胃口；我厌恶了这工作，不希望再看见它了，甚至逃避它。终于，我成了一个流浪汉，挨家挨户地乞讨，无目的的漂泊着，在贫民窟和监狱里流着血和汗。
我原本出生在工薪家庭，而现在，在我十八岁的时候，却在起点的下面，社会的地窖里，忍受着地平线以下那深层的苦难，而这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我坠落在地狱里，深渊里，人类的污水池里，废墟与停尸房里。这里是上层社会故意忽略的一部分。由于篇幅关系，我在
这里把它从略。我要讲的是在那里看到的使我大吃一惊的事。
我在恐慌中陷入了沉思，发现了复杂的人类文明中赤裸的简单。生活无非是饮食居住，人们靠卖东西来得到它。商人卖鞋，政客卖他们的尊严，人民代表（少数除外）出卖大众对他们的信任；而几乎所有人都出买他们的节操。女人们也是如此，不论单身还是已婚，都愿意出卖她们的肉体。所有的一切都是人门买和卖的商品。劳工所能出卖的商品只有力气；而他们的节操是一文不值的。
但这里有一个区别，一个本质的区别：鞋，信任，节操都有它们自己的办法来更新，是用不完的存货；另一方面，力气是无法更新的，卖掉的越多，所剩的越少。这就是劳工的商品，每天都在减少。最后，他不是英年早逝，就是被迫出卖或关掉他的铺子。他破产了，没有任何力气了，不得不跌入社会的地窖里，悲惨的死去。
我进一步知道，头脑同样是一种和力气不同的产品。一个脑力劳动者只有在他五十或六十岁的时候才能达到顶峰，那时他商品的价格才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相反，一个体力劳动者在他四十五或五十时便已精疲力尽，身体全部垮掉了。我已在社会的地窖里，并不希望这成为我永久居住的地方：自来水管，排水管是那样的不卫生，空气又是那样的恶浊，如果我不
我理想的生活
能进入社会的厅堂，无论如何也要进入阁楼，尽管吃的并不好，但至少有清新的空气。因此，我决定成为一个脑力劳动者，不再出卖任何力气。
随之而来的是对知识的狂热追求，我回到了加利福尼亚，打开了书本。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要不可避免的深入研究社会学，而其中一些课本中已被科学程式化的简单概念我已经自己习得了。其它的以及更伟大的很多思想早在我出生前就已经诞生了，它们解决了困惑我的所有疑团，甚至还深入了很多。从那时起，我发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是革命者，因为他们竭尽全力地推翻现有的社会及其物质基础，来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我既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又是一个革命者，成为了工人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并第一次过上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在这里，我发现了才思敏捷的知识分子和才气焕发的智者；遇见了身强力壮，时刻保持警惕，且满手是茧的工人兄弟；拒绝拜金主义而被免职的传教士；以及被那些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大学所迫害并被抛弃的教授们，只因为他们能够接受新思想并应用于人类。同样，在这里我还发现了人类强烈的信念，发着光的理想，带着芬芳的无私，克己以及殉道的精神。他们是耀眼夺目的光芒，是振奋人心的力量。在这里，生活是纯洁，高贵与鲜活的，修复着它自己，变得美妙与光彩夺目，而我则乐于归属其中。我接
触着伟大的人物，他们赞美精神与人性，而不是金钱；更加关心贫民窟儿童的饥寒交迫，而不是壮观的经济扩张的景象和世界帝国。在我周围是高尚的目标和英雄主义的行为，白昼则始终是阳光普照与星光灿烂；在我眼前，火焰则永远燃烧，露水闪着耀眼的光芒。圣杯！基督的圣杯啊！（圣杯相传是基督最后一次饮酒时用的杯子，并在他被吊在十字架上时用此杯来接他的血。）热情的人类，饱受痛苦与虐待，最终会被拯救。
我啊！愚蠢至极的我啊！竟以为这是预先尝到了上层社会生活的乐趣。自从我在加利福尼亚农场读“海滨文库”的那天起，便失去了很多幻想，命中注定，我要失去很多至今仍保留的幻想。
作为一个脑力劳动者，我成功了，社会向我打开了它的大门。我进入了它的厅堂，可幻想却在迅速的破灭。我坐下来同社会的主人及他们的妻女们共尽晚餐。她们穿着华丽的长裙，但另我吃惊的是，她们和社会下层的其它妇女们具有相同的体质，就好象朱迪变成军官的妻子又能有什么不同呢？（选自诗人Rudyard Kipling的 “The Ladies”, Judy一心想成为军官的妻子可即使身份变了本质却没有变， colonel’s lady是军官的妻子）
与其说是这些，还不如说是他们的物质主义使我震惊。的确，尽管这些美丽女人们会流露出
理想与道德主义，但生活的主旋律却是功利主义的。她们是如此的自私，在向人们夸耀她们对慈善事业的功绩的同时，她们享有的美味佳肴和华丽的晚服却沾满了童工的血，劳工的汗水以及们受到凌辱。当我谈到这些事实时，总会天真的希望她们能够立即脱去那些血染的丝绸与珠宝，她们会变地激动与生气，说是挥霍，酗酒，天生的堕落才是下层社会苦难的源泉。当我说并不是由一个六岁的，饿的半死的，每天被迫在南方纺织厂干十二个小时的活的男孩，挥霍，无法自制而堕落时，她们便攻击我的私人生活，管我叫“煽动者”，好象这样确实就解决了问题似的。
至于男士们也好不到哪去。我来往于高官之中——牧师，政客，商人，教授以及编辑——和他们一起吃饭，饮酒，做豪华轿车并研究他们。我本以为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都是干净，高贵和有活力的，可事实上，尽管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干净与高贵的，但很少有人充满活力——少的掐指都能数出来。他们对于腐败以及糜烂生活麻木不仁，仅仅是没有被埋葬的死人。他们干净，高贵得好像保存完好的木乃伊，却不鲜活。这里，要特别提到我所遇到的教授们，他们无愧于象牙塔的腐朽信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我遇见这样一些人，他们呼唤和平，抨击战争，而却把交给工贼们去射杀自己工厂里罢工
的工人；我遇见这样一些人，他们对野蛮的职业拳击充满着愤怒，而同时却在食物中掺假，每年杀死的婴儿比沾满鲜血的义律王还多。（义律王：公元前73？-74犹太暴君）
我在旅馆，俱乐部，家中，火车卧厢以及轮船上同工业大亨们交谈，惊奇地发现，他们的知识是那么的贫乏，而商业头脑却是那么发达；他们的道德，凡和生意有关的，就是零。看看这个温文而雅有贵族风范的绅士，是个名义上的指挥家，却暗中为大公司掠夺寡妇和婴儿；这个表面上搜集好版本的绅士，看似极力的保护文学，却暗中向一个脑肥肠满，面阴郁的政府要员交保护费；这个编辑，刊登了药品专利的广告，却因怕失去广告而不敢透露真相，而却骂我为无赖的“煽动者”，只因我告诉他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已经过时，而生物学只停留于普林尼时代（普林尼23-49，古罗马学者）；这个议员，不过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工业大亨的工具，奴隶甚至一个小小的玩偶，州长与高等法院的法官也同样如此；这个人对于理想与上帝的恩慈高谈阔论，却就在一笔交易中背叛了他的同胞；这个人作为教堂的顶梁柱，极力资助去海外传教，却让店中女服务员每天工作十小时，所给工资不够填饱肚子，因此直接鼓励她们去；这个人捐赠学校里的讲座，却在法庭上因为经济问题而做伪证；这个铁路大王，当他秘密给两位工业巨子中的一位以折扣，而又在殊死搏斗中抱成一团的时候，他背弃了自己作为基督徒与绅士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