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嵩山少林寺，钟鼓楼前竖有《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从左、中、右三个方向，可分别看见孔子、释迦、老子像，“三圣合体”，碑上还有“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等赞语。该碑立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形象地反映了在明清时期，“三教合流”是全社会共同推崇的主流思想。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走卒贩夫，这是他们最能接受的信仰模式；他们的崇拜对象，综合了孔门圣贤、诸佛菩萨及道教神仙。
两汉之际，汉民族以儒家为主、糅合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思想的宗教文化形态基本成型。此时传入的佛教，打破原有的宗教文化格局，逐渐改变中国宗教的生态分布，自此而有儒释道三家的互动。三教关系，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言，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上的“头等大事”①；三教合一，是历史上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最后归宿。这个融合过程，在南北朝后期渐露端倪，在北宋大致成型，到了明清社会则已登峰造极。
本文立足于三教合流过程中各自的思想立场与对话策略，依据历代“三教合流”的言论，分析归纳三种不同的类型，三教平等、三教同归、三教同源，借此表现传统儒家社会协调宗教关系的处理经验。
一、儒家的主导地位与三教平等
儒释道三家，在历史上有多种不同的称谓。“佛教”一词到东晋中期才被广泛使用，此前主要使用“佛道”或“神道”；现在所指的“道教”，实际要到东晋末期、南北朝初才算正式出现。“儒教”的称谓则在魏晋之际
已很流行②。以“三教”统称儒释道，始于南北朝的北周，约公元6世纪中后期；而到唐朝，“三教”的说法通用于朝野上下③。到了中唐，三教被形容为“鼎”之三足。④从此，中国文化的结构，逐渐被认为是儒释道三足鼎立，乃至于今天的“国学热”，仍以儒释道三教为其主体。
这里需要首先说明的是，现代汉语常把“三教”直接等同于三种“宗教”。但在中国传统典籍里，“三教”之“教”，仅是“教化”之意，而非现代西方宗教学所说的“宗教”(religion)。譬如，天台智者大师说，“教是上圣被下之言”(《摩诃止观》卷一上)。本文从广义的“宗教”定义出发，把儒家视为一种宗教，“三教”因此是三种宗教的简称。在儒释道三足鼎立的传统社会，无论是在国家的政治秩序，还是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儒家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杨庆堃先生以“一主两从”的主从关系，说明儒家与佛道两教的关系。⑤汉代以后，儒学的政治化与宗教化，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教化内容。儒家以“礼教”的形式对佛道两教加以抑制或整合，提供了一套支配着中国人生活的道德伦理规范，佛道两教的教义或戒律须与儒家的这套规范相适应。
在传统社会，儒家的代表主要有两类：封建帝王与博学儒士。身份地位不同的这两类人，在处理三教关系时，观点并不一致。历代帝王比较讲究三教的实际功效，注重平衡三教，持“三教平等”的对话策略，佞佛或佞道的帝王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儒门大家，特别是中晚唐以后，常以辟佛老为己任，却又暗通佛老，在深层次上会通三教。
1.帝王的三教平衡
儒释道三教虽有“一主两从”的关系格局，儒家拥有政治上的独大势力。但这并不意味，佛道两教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实际影响逊于儒家。其实，若从信众的数量、典籍的流通来看，佛教的势力最大；若论思想的根基，道教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影响最深。
佛教认为，抄写、读诵佛经具有无量功德，既能消除业障，也能禳灾祈福。譬如《金刚经》以种种譬喻说，“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金刚经》，功德无量。这种观念刺激了佛经的传播，民间的写经、刻经蔚然成风。隋代开皇年间，天下之人竞相抄经，导致“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五)。如果稍加考察比较当前中国各地的佛庙与道观的数量与规模，就很容易看出佛教势力远远超过道教的现象。不过，这种数量的多寡，并不能说明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就比道教更强大或更深入。中国人的许多观念，譬如长生不老、消灾祈福等，都与道家道教密切相关。鲁迅有句广为引用的名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⑥，揭示了道教之于国民性的深刻关系。在道观数量偏低的背后，反映了道教灵活的组织形式。民间活跃着一批类似于“民兵”的道士，他们平时从事正常的劳动，若遇法事活动，就能披上道袍扮演道士的角。这使道教与民间社会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有时让人很难厘清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差别。
佛道两教对中国民众既然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封建帝王岂会等闲视之？特别是在隋唐时期，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吸纳了一大批知识精英，他们或习梵语翻译佛典，或精研佛理创宗立说，像天台宗创始人智顗(538-598)、唯识宗创始人玄奘(600-664)、禅宗六祖慧能(638-713)等，都是代表时代精神高峰的思想巨
子。宋代的张方平(1007-1091)因此无奈慨叹：“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引自《扪虱新话·儒释迭为盛衰》)。究其原因，佛学注重个体的心性修养，迎合了知识精英的心理需求，而政治儒学却罕言“性与天道”。实际上，唐代宫廷三教讲论，唐高祖李渊最初规定，以道士居首，以沙门殿后；武周以后，改为“释先道后”。
在历代帝王的心目里，佛道教可以辅助帝王教化民众，同时也会耗费国家财富。在佛教与道教之间，帝王即使有自己的偏好，通常也会尽量平衡三教。北周武帝偏向道教，想要灭佛，天和四年(569)三月，召集僧人、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余人，在皇宫正殿主持“量述”三教。此举开启了唐朝皇帝请三教通人在殿堂上公开讲论的先河，三教关系亦从最初的佛道论难，最终演变成以融会贯通为主调。⑦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李渊下诏，称“三教虽异，善归一揆”。这从社会功能上承认三教存在的合理性，求同存异，奠定了“三教讲论”的思想基础。参加讲论的“儒臣”，实际上要去代表帝王的政治观点。开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召集三教讲论，中书令张九龄(678-740)极力主张调和三教，上奏说：“至极之乐，理归于一贯。”在《贺论三教状》里，借用《法华经》“会三归一”的说法，张九龄主张“三教并列”、“三教同归”。唐朝君臣的三教讲论，为北宋以降的“三教合流”铺平了道路。
从帝王统治的角度来看，儒释道三教各有擅长的领域。三教的和谐共存，是以功能的社会分工为基本形式。南宋乾道七年(1171)，孝宗皇帝写《原道论》，提倡“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⑧。这一论断，成了儒家主张“三教平等”最重要的理由，点明了三教的特点以及三教的互补关系。儒家的主要功能
当然是“治世”，它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确立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仪规范与典章制度。道教的功能主要是“治身”，长生不老的神仙生活，中国人素来心向往之。普通人当然知道不会长生不老，但会想尽办法延年益寿，贵生养生。在民间现已形成了道教“祭生”与佛教“度死”的习俗⑨，中国人往往把身体健康的希望寄托于道教的神仙。儒家向来受到“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庄子·田子方》)的讥评，而佛教的功能主要是“治心”，在消除烦恼的心性修养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有关心性修养的丰厚思想资源，特别是禅宗的“明心见性”、华严宗的“理事无碍”、天台宗的“止观双修”等，成了宋代儒学发展的重要思想源头。佛道两教，因此配合实践儒家的伦理规范。尤其是佛教，在民间社会还承担了许多慈善救济的实际功能。
因此，历代帝王多从实际的政治利益考虑，制定稳健的宗教政策，令两教“有助王化”。明太祖朱元璋在《三教论》里说：“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唯常是吉。……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⑩雍正皇帝还曾颁谕：“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圣人同其性，则广为道德；人能同诚其心，同斋戒其力，同推于人，则可以福吾身，可以资吾君之安天下。”(《道藏辑要·雍正上谕》)在他看来，三教各有所长，各有不及处，缺一不可。
2.儒家的会通佛老
在政治上取得最高地位的儒学，在人们的精神生活里其实并不总是占据核心地位。尤其在隋唐时期，佛教的繁盛，反衬出儒学人才的凋零。张方平“儒门淡泊”的慨叹，是唐代、北宋初年儒家士大夫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韩愈(768-824)不惜身家性命，敢于犯颜直谏，希望皇帝不要佞佛，内心的悲凉，恐怕亦是由于“儒门淡泊”。儒学对佛道两教的思想吸收，势在必行，需要重塑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
传说孔子向老子问礼，中国文化素有“儒道互补”的传统。譬如，《周易》是儒道两家共同尊崇的典籍；而像《阴符经》、《参同契》等道教经典，朱熹(1130-1200)等理学家多曾悉心研究。王阳明(1472-1529)的思想以“致良知”著称，时常会以“精气神”等带有道家彩的术语解释“良知”。他说：“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阴之精，即真阳之气之母；真阳之气，即真阴之精之父。阴根阳，阳根阴，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说明，则凡若此类，皆可以不言而喻。”(《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他还认为，儒学以“养德”为务，道家以“养身”为重，两者其实“只是一事”。他说：“大抵养德、养身，只是一事。原静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为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学与圣人异，然其造端托始，亦唯欲引人于道。《悟真篇》后序中所谓…黄老悲其贪著‟，
乃以神仙之术渐次导之者。”(《与陆原静书》辛巳)
如何吸收或拒斥佛教的思想，这是宋明理学家的一项核心工作。张载(1020-1077)、程颢(1032-1085)、
程颐(1033-1107)、朱熹、陆九渊(1139-1192)、王阳明等大儒，长期研读佛教，虽以“辟佛”标榜，却饱受佛教的思想影响，宋明道学乃是儒佛会通的结果。程朱理学的奠基人、集大成者，朱熹借用佛教“月印万川”的比喻，说明“理一分殊”的思想，把“天理”看做一切价值的源泉。他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并以华严宗“一即一切”的说法解释“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王阳明是陆王心学的代表，有很多笔墨用来辟佛老。在他看来，道家讲“虚”、佛家讲“无”，都还只就养生或解脱而论，未能如他的儒学从“本体”上立论。他说：“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家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了，便于本体有障碍。”(《传习录》下)他对佛教的批评十分直白，认为佛教逃避了儒家所讲的“三纲”责任。他曾说：“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因弟子请问而解释说：“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传习录》下)
且不论王阳明的辟佛是否在理，他同时强调，佛道两教与儒学仅有极微的差异，所谓“二氏之学，其妙与吾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还说：“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年谱》二)“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
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年谱》三)这些引文反映了王阳明在辟佛与援佛之间，以儒门性命之学统摄佛老，而非拒斥二教。阳明后学大多潜心学佛，推陈出新。流风所及，明清两朝儒家士大夫向佛者日益，居士佛教渐成气候。
儒门大家这种看似矛盾的心态，折射出他们思想深处融合三教的努力。这是一种独特的“三教合流”，会通佛老，重建儒学，宋明道学家致力于挖掘儒学自身的心性论与工夫论，倡导《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要在思想层面重新奠定儒学的主导地位，而不仅是从实用目的、社会分工的角度去平衡三教。帝王与儒生这两种姿态的相互配合，强化、提升了儒学的社会地位，推崇礼教，注重人伦道德的实践。同时，他们的思想会通，又使“三教合流”渐渐成为中国人最主流的精神生活。金刚经全文解释
事实上，儒家始终存在一批同情佛教的士大夫。早在北周、隋代，韦夐回答北周武帝说：“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其迹似有深浅，其致理殆无等级。”(《周书·韦夐传》)大儒王通(580-617)认为，三教各有其弊，各有其用，“三教于是乎可一矣”(《中说·问易篇》)。唐宋时期，皈依佛门或道门的士大夫不在少数，像梁肃、白居易等，直接会通儒释道三教。
二、夷狄之术与三教同归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士大夫即有调和三教的呼声。《牟子理惑论》常被看做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篇佛学论文，虽然至今无法确定牟子的真实身份，但这位东汉末年的儒生，“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自觉地解释、和会儒释道三家的异同。质问者把佛教称为“夷狄之术”，从儒家、道家或神仙家的角度反复质疑，牟子均以善巧譬喻对答。经过不断的本土化，佛教早就已经变成中国人自己的宗教。譬如，明末清初，民间把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称作“洋和尚”。
1.“格义”与“笑道”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必然要与儒家、道家等本土思想会通。牟子构设三十七问，辨析佛教与尧舜周孔、黄帝老子的思想并不相异，但对“神仙长生之书，抑而不信，以为虚诞”。牟子的做法，既迎合儒家，又比附黄老，却与神仙方术划清界限。这种融通儒家与黄老思想的态度，恰好也是随后的魏晋玄学的基本姿态。魏晋时期，以《老》、《庄》、《周易》思想去类比、说明佛教概念，被称为“格义”。到东晋末年，格义的做法遭到高僧大德的摒弃，佛教自身的主体意识渐渐成形，不仅排斥神仙方术，同时开始破斥黄老思想，但对儒家的伦理规范依然表示认同。南北朝、隋唐时期出现的大批疑伪经，主要是以佛教的概念比附儒家的伦理纲常，试图说明佛教亦有类似儒家的忠孝观念。譬如，以儒家的“五常”与佛家的“五戒”类比，认为儒佛并不相违。
早期的中国佛教素有“联儒辟道”的策略，与道教时有抵牾，逐渐形成“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东晋道安语)的政教关系。当时，道教徒常以“化胡说”、“夷夏论”排斥外来的佛教。到了北周，二教的辩驳论难空前激烈，酿成了佛教史上的第二次著名法难。面对道教徒所谓“夷狄之教”的指责，佛教徒首先是想寻证据说明佛教与中国的历史渊源，除了编排类似“三圣东行说”这样的故事，还在国内四处寻传说中的阿育王塔与佛骨舍利，这在东晋、南北朝属于佛教界极重要的事件。(11)但是，要从文化的根源上去讨论佛道两教的优劣，道教显然占据上风。因此，佛教徒在辩论时更注重理论上的批驳，最根本的是否定“道教”的存在，认为“道教”不配被称为“教”。佛教的这种对话策略，表现于北周的佛道论争。这场讨论虽以“法难”告终，但在论辩时佛教击败了对手，著文“笑道”。
唐代法琳(572-640)的《辩正论》，就此评论说：“道称教者，凡立教之法，先须有主。道家既无的主，云何得称道教？”(12)在他看来，儒家之所以为“教”，“教是三皇五帝之教，教主即是三皇五帝”。但是，道教古来只被称为“道流”，譬如《汉书艺文志》。其原因，法琳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