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传统“重陆轻海”国防观的成因
中国是一个有着辽阔陆地面积的大国，同时也是有着18000多公里漫长海岸线的海洋大国。在冷兵器时代的古代中国，海洋的阻隔作用大于交通作用，因此统治者认为国防的重心在陆而不在海，直于明清时期演变为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海禁”政策。因此，中国古代先民虽然创造了高度繁荣的内陆文明，但海洋文明却一直受到压抑，未能正常发展。黑格尔说：”在中国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无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从孔子的时代到上个世纪末，中国思想家没有一个人有过到公海冒险的经历” 。不可否认，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中国先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在海洋活动并与海洋的搏斗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如对制盐、捕鱼等海洋资源的利用；对风涛、沙线、潮汐及天文气象与海洋的关系等海洋知识的认识；尤其是在造船航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是见之史册。在中国古籍中，曾有黄帝时代”东至于海”、夏朝时”东狩于海，获大鱼”的记载 。。《尚书.立政》有华夏先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的记载。殷商时代，相传商王相十的势力，曾经达到海外，”我们虽然没法指出明确的地点来，但我们可断定它己东到沿海一带了。” 到了周代，领土发展到东方海洋的不仅有许多史料印证，而且还有”于越献舟”的记载。《诗经》有”沔彼流水，朝宗于海”之语，说明先人
们已经把大海看作大江大河的归宿。1979年，美国圣地亚哥大学考古学家詹姆斯.莫里亚蒂在给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的信中说：”由于一系列的新发现，开始提供了在哥伦布之前，中国人横渡太平洋的证据”。这里的证据，就是在美洲大陆发现的中国古代航海的”石锚” 。明代更是创造了中国古代远洋航行的高潮，郑和七下西洋，途经三十余国，最远曾抵非洲东岸的索马里和肯尼亚，其航海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而发生于公元前485年的吴齐黄海海战，则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海战，这次海战比罗马和迦太基在地中海进行的第一次布匿战争早了两百余年。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并非一片空白，无论是造船、航海方面的知识，还是海洋运输与海战经历，古代中国并不缺乏。但是，对海洋的认识，一直未能超越舟楫之便、渔盐之利的范围，”历代君民”漠视海洋，”皆舍海而注意于陆” 。即使郑和下西洋也不是以海外贸易和经济利益为目的，而只是扬威海外，换来所谓的”万邦臣服走向海洋”。古代中国虽然努力尝试着从大陆型国防向陆海兼备型国防的整体转型。但是，几千年来形成的”重北轻南，重陆轻海，重农抑商”的陆权主义传统依然”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争取”海权”的国防观念始终没有产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地理环境的影响。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变迁，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实现的，历史的演进过程亦是在特定空间中进行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便是这特定空间 。中国背陆面海的地缘政治环境相对封闭、自成一体。西北是戈壁沙漠，环境恶劣，西南是世界屋脊，高不可攀，东北是茫茫林海，人烟稀少，东南则是浩瀚的海洋，令人却步。这些地理障碍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古代，几乎是难以逾越的，处在这样的生存空间同时也是非常安全的，中国周边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对中国构成致命的威胁。这个生存环境地大物博，在冷兵器和农业为主的时代，足够中国人民安居乐业，创造辉煌的农业文明。在随后几千年的时间里，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一直以黄河为中心，以大海为界限，演绎着分裂与统一的历史。相对隔离而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地缘环境，造就了中国古代外防内化的治国体系，对中国古代统治者而言，其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内部的农民起义或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统治者把精力主要放在了内治和对少数民族的防御上，甚至为此而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修筑万里长城。几千年来，匈奴人、蒙古人、女真人以及沙皇俄国构成了对中国内陆持久的威胁，他们或不断袭扰中原农业社会，或侵占我国陆地边界领土。一些较小的少数民族如鲜卑、羌、契丹等也曾趁乱入主华夏。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存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朝廷把相当一部分精力和财力用在维持北方的上，政治中心因此也一直位于内陆，这必然不
利于全社会海洋意识的培养和发育。”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人们主要的生活空间都是陆地，而不是像希腊人那样生活在海洋。” 明朝以前，外界对中国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正如黑格尔所说，世界上这么多文明古国中，”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惟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 。这是地理环境的封闭所造成的，同时也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区别之所在。
其次，传统文化的影响。
早在周朝，中国的政治区域就有”五服”之说 。”服事”的思想，构建了以王朝为中心的环形地缘政治结构，强调了中华民族生存圈内中央政权的核心地位，规范了核心地区与外延地区的关系，确立了核心控制外延的政治控制体系，为古代中国政治模式的定型奠定了基础。自秦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逐渐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儒家主张应以”王道”、”德化”实现”加惠四海、视民同仁”的责任。自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以前，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文明很少受到更高级文明的挑战，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东北亚”华夏文明圈”。古代中国统治者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中国。中国是天朝上国，世界唯我最大，中国人才是人，其余都是”夷” ，只有各
国来朝，而不必与各国学习、交流。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保守性和防御性，在无形之中束缚了中华民族向海洋方向的发展。
第三，农本经济的影响。
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看，农本经济思想必然导致重陆轻海的思想观念。”中国经济以农为主，西方经济以商为主” 。中国自古以来在经济上是以农立国，并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特点。农民习于守土而不喜冒险，安于保守而怯于进取。安土重迁的文化特点使农民既使是在失去土地流离失所时，也仍然以重新获得土地作为奋斗目标，而绝不会把走向海洋视为谋生之路。此外，历代政府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人为地阻碍了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使明末就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发展，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不会使海洋活动成为国家政府行为。1644年清朝入关建国后，清统治者的关注点”仍然放在完善封建统治赖以生存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其观念意识自然也基本沿袭明代统治者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思维模式” 。经济是一切政治军事的根本目的，没有向外的经济利益，也就不可能向海洋拓展，更谈不上对海洋的重视和开发，也不可能有海权观念的产生。诚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多次海上征战之举，而且不乏进攻性海上行动，但这些”壮举”大都以恢复原有政
治秩序为目的，而没有获取海洋资源、开拓或者保护海上贸易这个高层次的目的。或者说，历史上的先人经略海洋，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下，他们缺少对海洋的经济眼光，没有把海洋视为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