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宪：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云南郑和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当代中国-中东关系》《当代中东国际关系》《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列史话》等著作15部。
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大明船队七次远航，从中国东南海港起航，经过南中国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浩瀚的印度洋，是一幅何等壮观的景象。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明代的大航海家郑和，然而许多人却不知道，郑和曾是一位被历史埋没的人物，直到最近100年才被重新“发现”。
历史“遗忘”郑和
郑和下西洋是奉永乐皇帝（明成祖）之命而为。明成祖为何要兴师动众，派郑和多次下洋出海？据研究，主要有这样几个目的：一是从政治、军事、经济上加强中国与海外各国的关系。二是以官方贸易取代民间贸易，采集海外奇货珍宝。三是寻建文帝。明成祖的皇位是从其侄子建文皇帝那里夺来的，建文帝去向不明，始终是成祖的一块心病。所以郑和下西洋的一项“秘密使命”，就是查访建文帝的下落。
郑和不辱使命，几次下西洋后，中国在海外的影响迅速上升，很快就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空前盛况，“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同时，郑和船队既把中国的商品、技术和文化带到海外，也带回许多域外的奇珍异物，客观上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至于寻建文帝，既然在海外没有发现其踪迹，明成祖也就可放下心来，安坐天下了。
万国来朝图
在当时的条件下，率领这样一支庞大的舰队万里远航，其危险性和困难程度都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
1424年明成祖去世后，原本就反对遣使出洋的大臣们便起发动舆论攻势，把下西洋说得一无是处。成祖之子朱高炽（明仁宗）继位之后，下的第一道圣旨就是“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让郑和与下洋官兵守备南京（1421年明朝已迁都北京）。
1430年，成祖之孙明宣宗朱瞻基以外番久不来朝贡为由，再次派三朝元老郑和出使，但这已是“下西洋”的强弩之末了。
1433年4月，62岁的郑和远航途中在印度的古里（今卡利卡特）病逝。海上气候炎热，加上航程万里，不可能将遗体带回中国。部下便将郑和埋葬在当地，只把他的头发、靴帽带回中国，宣宗赐葬于南京牛首山南麓。
郑和七下西洋，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也无论在当时还是于后世，都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史书中本应有较多记载，也应存有很多档案史料。
然而，《明实录》《明史》等正史中有关记载却很少，评价也不高，被保留下来的原始材料更是凤毛麟角。中国历代素有修史的传统，记录、保存和整理历史事件都是各朝的一件大事。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文献史料却如此稀少，显然是不正常的，也是令人遗憾的。
郑和在历史中被“隐去”，其实是一些人有意为之。
万历进士严从简写的《殊域周咨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郑和去世30多年后的成化年间，有人向皇帝（明宪宗）说起当年郑和下西洋的事，于是皇帝下诏向兵部索要郑和航海的有关资料。
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将这些资料藏了起来，兵部尚书项忠命手下入库查了三天也没
到。项忠很生气，说库房中的档案怎么会不到呢？站在一旁的刘大夏便说：“当年三保太监下西洋，花费了数十万银钱，死了上万军民。虽然弄了一些奇货异宝回来，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弊政’，我们做大臣的一定要直言劝阻。即使那些档案还在，也要把它们毁掉，以免再生祸根。何必还追究它们在哪里呢！”一番话说得项忠如梦初醒，连连称是。看来，郑和下西洋确实留下了不少档案资料，只不过是被刘大夏等人销毁了。
刘大夏等人认为下西洋是“弊政”，也不是没有道理。郑和率庞大的船队出海远航是一项不计成本的“皇帝工程”，永乐皇帝看重的是其政治、外交意义，而非经济收益。经济上，郑和船队每到一处，开读赏赐、厚往薄来，确实都是赔本买卖。而要支持远航，国内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造船、备货、组队、迎送、赏赐，无不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而雄才大略的永乐皇帝除了派郑和下西洋外，数年间还做了许多大事：讨伐安南、亲征蒙古、疏浚运河、迁都北京，所有这些活动，都要倾全国之力和浩繁的开支。为了补充日益空虚的国库，朝廷只能加重税赋徭役，结果是民间不堪重负，怨声载道。
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远航西洋，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反对者们不敢批评皇帝，便将这些账都算在郑和头上。戴上了“铺张靡费”“劳民伤财”“弊政”等罪名，官方史书中自然对郑和的记载少之甚少，评价低之又低了。
郑和航海线路图
郑和的宦官身份，也是使他倍受贬低和诋毁的原因之一。明朝历史的一个特点就是内廷宦官与外廷大臣之间的激烈斗争。文官集团权力很大，皇帝往往身不由己，只得倚靠宦官集团来与之抗衡，所以宦官总是文官大臣的死对头。只要有机会，文官集团总是要打击、贬低宦官集团，并称之为“阉党”。正史中对宦官的评价都很低，郑和自然也不例外。
明朝从建政伊始一直实行“海禁”政策，民间私自造船、出海者一律要被处死。成祖派郑和远航西洋，是整个明代绝无仅有的一次官方活动。郑和下西洋之后，海禁更严，中国成了一个“远离”海洋的国家。
对于一个不需要海洋的国家来说，一个善于航海的人是没有地位的，也是没有价值的。早在15世纪初就已远航印度洋的中国“自废武功”，放弃海洋。
就这样，作为明初盛事的郑和下西洋，只在几代人之后就被“遗忘”了。即使偶然有人提起，也不过是作为前朝“恢诡谲怪”的奇闻旧事，流传于街头坊间而已。
郑和死后100多年的万历年间，一位叫罗懋登的落第文人根据民间流传的资料和故事，加上
自己的想象，写了一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与同时代吴承恩写的《西游记》将唐僧取经故事神魔化一样，《西洋记》也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神魔化了。
五百年后的“寻”
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编修完成的《明史》中虽然有一篇郑和的传记，但却十分简略，总共只有700多字。在该传记中，郑和的形象模糊不清，对其评价也不高。关于他的身世，只写了“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籓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
郑和航海史料在明朝就被毁，在清朝写成的《明史》，只能根据稗官野史或诸如《西洋记》这样的街谈巷语。
虽然“正史”记载语焉不详，所幸的是，当年郑和的随行人员还留下了几份宝贵的个人游记：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然而，这几部著作更多的是记录船队所到地方及发生事件，对人们认识郑和其人并无太大帮助。
郑和下西洋纪念邮票
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郑和一直被埋没在历史尘埃中。直到500年之后，中国才开始重新认识郑和航海的价值和意义，也才开始了对郑和的“寻”。
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梁启超，于1905年在《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文章。梁启超用中西比较的方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比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航海早了六七十年，“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梁启超的主要依据也是《明史》和《瀛涯胜览》《星槎胜览》。
在梁启超的诸多著述中，《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并不算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但却是首次用科学方法研究、并从正面弘扬郑和的文章，从而开启了中国人“寻”和“发现”郑和的百年航程。
郑和的出生地和家世是人们“寻”的一个重点。
《明史·郑和传》中只说郑和是云南人，但究竟是云南何地却无处可查。
云南石屏人、清末状元袁嘉谷听说光绪年间在昆阳州（现晋宁县）和代村发现了一块与郑和有关的墓碑，遂于1912年亲往踏勘查访。
在昆阳月山西坡，果然见到这块题额为《故马公墓志铭》的石碑。碑文为明永乐三年（1405年）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所撰，内容是为墓主马哈只写的墓志铭。
“马哈只碑”正面
除了记叙墓主的生平德行外，碑文中明确写到马哈只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马文铭，次子就是郑和，“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石碑背面还刻有郑和回乡祭祖扫墓的记载：“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冢坟茔祭扫追荐”。
袁嘉谷经过研究考证，1913年撰写了《昆阳马哈只碑跋》，确定昆阳和代村就是郑和的出生地。
从这块石碑可看出，郑和少小离家，一直怀念着故乡。永乐三年第一次下西洋之前，特请礼部尚书、大学士李至刚为已故的父亲写了墓志铭，托人带回家乡刻立。他本人却因一再奉命出使，无暇回乡扫墓祭祖。
直到第三次下西洋回国后，郑和才于永乐九年十一月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到“祖冢坟茔祭扫
追荐”。这应该是郑和离家后的首次返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故他对这次祭祖之行极为珍视，特意在《墓志铭》碑阴刻下那段文字，明确宣布太监郑和是“马氏第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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