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及其历史功绩
一
郑和生于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死于宣宗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本姓马，云南昆阳州（今云南省晋宁县）回族人。他家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父亲和祖父都曾朝拜过麦加。明政府派兵攻入云南后，郑和被带回皇宫当太监，不久明太祖朱元璋又把他赐给燕王朱棣。朱棣为了争夺皇位，起兵南下，终于在南京登上皇位。郑和因跟随朱棣多次立功，深得朱棣的赏识，成为朱棣身边的亲信，被提拔为“内宫监太监”，掌管采办宫廷所需的珍宝器用。以后，朱棣又赐他姓“郑”。历事永乐、洪熙、宣德三朝。
明初经过三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朱棣登位时，全国经济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一派繁荣景象。采矿、冶炼、纺织、陶瓷、造纸、印刷、造船等行业的生产规模，都超过以往任何朝代。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明初经济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并为大规模航海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富强的统一的国家，又是大规模航海的坚强后盾。
明成祖朱棣是一个眼光远大、有所作为的皇帝。他决定派遣大规模船队出使西洋，是有他的政治和经济南
方面原因的。在政治方面，明成祖为了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宣扬大明帝国的国威，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帝位不满引起的矛盾，特别是那些逃居海外臣民的反抗活动。要加以安抚或镇压。所以他要组织宏大船队、派遣大批使者出海诏谕四方。经济原因，明成祖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需要，特别是迁都北京，大兴土木，更需要大量海外奇珍去充实宫廷。因而，要打开一条通往西洋各国的海上航道，打击那霸占三佛齐（旧港）的中国走私商人，使海上航道畅通无阻，以便加强明政府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明政府同海外各国的贸易往来，使明政府能独占对外贸易的利益，用中国的货物去换取海外的奇珍异物，并增加朝廷在对外贸易上的收入。这方面下文还要说明。
至于人们所说的，出使西洋是明成祖需要寻建文帝下落，只是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附带的理由或仅是借口罢了。
如上所述，可见明朝前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一封建国家大明王朝的强盛，是促成郑和下西洋的经济政治条件。而宋元以来航海事业积累的丰富远航经验和培养的航海技术人材，也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必要的技术力量。
明成祖为什么决定由郑和担负下西洋的重任？这是因为郑和“有智略，知习战”，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指挥才干，同“靖难之役”中的功臣姚广孝等关系又较好；他既信伊斯兰教又信佛教，这对出使伊斯兰教或佛教的西洋各国也是一个资本；而且他多年来又一直忠心耿耿追随朱棣，深得朱棣的信任。于是，朱棣便决定任命郑和为下西洋的正使，由他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出使西洋各国。
在郑和那个时候，“西洋”是指苏门答腊岛以西的北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包括孟加拉湾及其沿岸、印度半岛、河拉伯海及其沿岸、阿拉伯半岛及东非海岸一带地方。
二
明政府为了准备远航，征召了全国各地技术高超的造船工人，用了两年时间，在南京、太仓等地建造了六十二艘巨型海船。
郑和率领的船队，除了大海船六十二艘外，连中小船只在内，有一百多艘，有时多达两百多艘。大船长四十四丈（约150米），阔十八丈（约60米），可以容纳千人，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船队除了正副使等行政官员、护船军事人员外，还有办事员、通事、医士，以及火长、舵工、班碇手等航海技术工人，铁锚、木艌等修理工匠，共达两万七千多人。船上还备有水罗盘等导航仪器和海图等航海资料，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和技术。船队装载大量的瓷器、丝绸绢缎、金银、铁器、农具、茶叶等各类货物。这些货物基本上都是由明朝宫府手工业作坊提供的。因此，明初官府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是保障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物质基础。
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在二十八年的时间里，郑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经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了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这七次往返的时间是：第一次，明成祖永乐三一五年（公元1405—1407年）；第二次，永乐五一七年（公元1407—1409年）；第三次，永乐
七一九年（公元1409—1411年）；第四次、永乐十一—十三年（公元1413—1415年）；第五次，永乐十五—十七年（公元1417—1419年）；第六次，永乐十九—二十年（公元1421
—1422年）；第七次，宣宗宣德七—八年（公元1432—1433年）。启航的地点，除了第五次可能是由福建的泉州港出发，第七次是由南京出发外，其余都是由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出发。经过福建长乐县五虎门港等候东北季风到来后再扬帆南下。前三次最远到达古里，第四次到达忽鲁漠斯，后三次都到达非洲东海岸。
郑和船队到过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满剌加（马六甲）、彭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在印度尼西亚）、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榜葛剌（孟加拉）、古里（印度西海岸卡利库特）、忽鲁漠斯（属伊朗，位波斯湾口）、祖法儿、阿丹（红海的亚丁，属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天方（麦加，属沙特阿拉伯）、不喇哇（属非洲东岸的索马里）、竹步（属索马里）、木骨都索（摩加迪沙，属索马里）和麻林（马林迪，属非洲东岸的肯尼亚）等。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看，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具有朝廷贸易商队和外交使团双重性质的船队。郑和船队每到一处，都了解各国的物产，并且有目的地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同这些国家进行和平贸易。船队所买的东西，除了一些药材外，多是奢侈
品和观赏物。这反映了郑和船队所进行的贸易，主要是为封建帝王和官僚贵族服务的。当时，中国以先进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是平等自愿的交易；这同后来到东方的西方殖民者的名为交易，实为拐骗、欺诈、劫掠、烧杀的海盗行为，是完全不同的。
郑和船队七次出使，每到一处，都宣读明朝皇帝的书信诏谕，赠送礼物，表示愿意建立友好关系。它的主观目的，虽是宣扬大明帝国的国威，招徕各国使臣朝贡，扩大海外贸易，增加朝廷在对外贸易上的收入，并换取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各种奢侈品，但客观上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使中国的先进文化更多地传播到亚非各地，也使亚非各地的土特产品，特别是药材等传到了中国。这对各国人民，显然都是有益的。因此，郑和船队的出使，为中国与南海和印度洋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三
郑和下西洋在客观上的影响和历史意义，我们应给予充分肯定。
第一，郑和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三十七个国家和地区，不但是我国古代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而且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航行，在世界古代航海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郑和船队规模的宏大，组织的严密，技术的先进，在当时世界上都是无与伦比的。著名的航海家葡萄牙人地亚土、意大利人哥伦布、葡萄牙人达·迦马、葡萄牙人麦哲伦等人船队的规模、船只的大小，都远比不上郑和。在时间上也比
郑和晚得多。公元1486年（成化二十二年）地亚士航海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2年（弘治五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海岸，1497年（弘治十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到达印度半岛古里，1519年（正德十四年）麦哲伦从西班牙出发作环球的航行，这些航行也都比郑和第一次航行晚八十多年到一百多年。郑和船队在远渡重洋的航行中，不怕困难，与“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海洋搏斗，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毅力。郑和不愧是世界航海事业的伟大先导者。
第二，郑和下西洋，扩大了我国同亚非各国的贸易往来，对当时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郑和为出使西洋而建造了大量的大海船，促进了中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永乐年间造船数量之大是历代少见的，它使明代的造船业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海外最需要的是中国丝织品和瓷器，郑和下西洋以大量的丝织品和瓷器，换取海外各国的珍珠、玛瑙、香料、药材等货物，这不但扩大了西洋各国这些手工业品的生产，而且大大促进了苏州的丝织业、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的发展。由于以海外特产“苏尼勃青”和西洋红宝石为原料，烧制出了最受西洋各国欢迎的前所未有的瓷器佳品──青花瓷器。瓷窑已在全国普遍发展起来，民窑发展更快。景德镇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瓷器出产地，世界上最大的陶瓷业的中心，人口达数十万，官民窑近三千所，出口也更多了。由于郑和下西洋及其与一些国家建立了“朝贡”关系，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引起了这些国家对中国手工业品的更大需要，从而开拓了中国手工业品的国际市场，促进了后来私人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它对当时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积极影响的。
第三，郑和下西洋以及由此而扩大了的海外贸易，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地区人民的友谊。它使南洋（指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输入了精美的中国手工业品，同时也输入了高度发展了的中国封建文化。例如：中国铜钱的使用，促进了爪哇、南浡里、旧港等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瓷器的输入，使原来以蕉叶装盛食品的一些地区，开始以青花瓷器作为餐具。中国的丝织品的输入，使一些地区人民的衣着更加舒适和美观。而且有很多国家，都在郑和去后派使臣来中国建立邦交和进行贸易。所有这些，都丰富和提高了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加强了中国人民与这些地区人民的友好关系。例如，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我国人民到南洋去的更多了。这些到南洋谋生的华侨，多半是福建、广东一带的劳动人民，他们带去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积极参加居住国的开发和建设。他们有的开垦荒地，种植稻子、甘蔗、胡椒和茶树，使不少荒地变成沃土良田；有的上山开矿，经营金矿、锡矿，使荒山变成富源；有的行医，为当地众治病；有的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使当地市场繁荣起来。他们以辛勤的劳动，同居住国人民一起开发了当地的资源，对促进南洋经济和文化
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的东南亚国家还常常吸收中国的知识分子担任政府各部门工作，如成化年间，福建汀州人谢文彬就在暹罗作了高官，帮助暹罗政府治理国家。这些华侨，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同居住国人民和睦相处，有的同当地人互为婚姻，加强了我国人民与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郑和下西洋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带回来的药材和西洋布，对中国人民的生活都是有益的。
第四，由于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中西航道，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地理和航海知识。
从此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北印度洋沿岸、阿拉伯海、红海以至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区，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为后人了解这些地区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郑和的航海纪录《郑和航海图》，共有二十图，它对各国方位、航道远近、航行方向、停泊地点、暗礁浅滩的分布等，都详细绘明，为后世航行太平洋和印度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它是十五世纪以前，我国最详尽的一部亚非地图。他总结航海实践经验写出的《针位编》，是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郑和于宣宗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在福建长乐天妃宫立碑，记载了他前六次航海的经过，这是我国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物。郑和随行人员马欢写的《瀛涯胜览》、费信写的《星槎胜览》和巩珍写的《西洋番国志》等书，详细记述了他们所到过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山川地理和风土人情，成为研究这些国家的珍贵史料。这些都说明，郑和下西洋使中国人对东南亚沿海和北印度洋地区的了解，大大超过了前代。它们对中国地理学产生了长时期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最远由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创举，使之赢得了中外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国外很多地方以他的名字来命名。1980年我国在云南晋宁县昆阳镇郑和故里，将郑和纪念亭重新修葺一新，并在滇池畔建了郑和公园以纪念这位伟大航海家的历史功绩。
（范兆琪，选自《历史教学》1985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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