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中国20世纪最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复杂性的实践,是中国人生活的根本时代环境。“跨越东西方文化的百年老舍”与同样跨越东西方文化的一百多年的中国革命,是我们认识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认识20世纪的中国文学、认识我们生活的时代与我们时代的文学所须面对的重大客体世界。回首百年,“老舍与中国革命”只是我们面对对象世界时不得不去掘开的历史沉积的一个层面。但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老舍和中国革命仍然如同两个大小不同的球体,既相互映现着彼此斑驳的身姿而 又程度不同地属于那另一个存在者。老舍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既是一种老舍 现象,又具有普遍意义。 一 中国现代作家投身革命的里程,在动态的演变中满含着情绪的激越和酸楚。他们呼唤革命、参与革命、试图建构革命,也被革命的逻辑所建构,形成中国现代 作家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 老舍的时代是中国必须革命的时代,但如何革命,前景又如何,绝不是老舍这样的作家所了然的。他甚至没有形成鲁迅的启蒙与立人的成熟主张,反对体对个体的压迫,而是长时间保持着让穷人翻身过幸福生活的朴素执着的追求。从1840年开始,中国已日益不能按照自己已有的方式生活。以新中国的建立为界,以前的一百五十多年是充满艰难与曲折的革命时期,之后的五十多年是充满艰难和曲折的新制度、新国家的建设时期。革命是一种特殊的建设,建设也包含着革命。在不断“睁眼看世界”时,革命成为重振和再造中国不可回避的选择。近代以来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许多都曾一度是革命的先锋,而进行中的革命也一直试图将知识分子纳入到革命的行程和需要之中。这既形成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共谋,也因革命呈阶段性的急剧变化而形成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突。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也正是革命所达到的深度 与广度的一种体现。 社会政治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核心,但为实现这一目标却需人的普遍觉醒和最广大人的参与。人、文化、社会等等是中国革命的多重命题,其中还内涵着复杂的民族与种族意义,使中国革命与人的关系提升到了空前的广度与深度。这一革命不断从世界范围获得思想智慧的资源,也须不断从民族智慧中获得支持,适应性的转化是革命面对的最迫切和复杂的问题。随着革命的发展,知识分子与革命的适应关系日益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文学与革命也日益成为二元的。革命家对革命的政治化理解与知识分子、作家对革命的较宽泛理解之间出现了话语屏障,这使知识分子和作家往往由革命的呼唤者、参加者、赞助者而不得已地演化为“革命的同路人”和革命要改造的对象。在知识分子所理解的变革、革命的意义上审视,可以说众多伟大的作 家都处于他们所面对的政治革命的压抑和压制之中。 中国现代作家许多都是学者型的文化人。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近现代知识分子和作家成为自由职业者,从政治体制中被剥离出来。中国现代作家的特殊性,还在于他们是一个成长于自己的历史中,又处于现代世界与中国政治与社会文化急剧而复杂变革当中的特殊体,既具有与中外历史意识相牵系的现代理性精神,又具有与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处境不可分离的入世、救世热忱。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使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前代文人和同时代发达国家的作家相比显出特有的复杂,也成为他们创作的复杂性的基本构成。他们与革命的关系的复杂性即决定于此。对现代作家划分类型是困难的,但这种类型是存在的。从五四时代起,中国文学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国民的精神。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个作家在批判现实和歌唱自由两个向度完成着彼此的互补。“‘五四’的作家自觉地寻求能够包容更多的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以至政治学内容的‘边缘’性质的文学形式”,集中火力反抗黑暗的现实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也是辛亥—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体现。国民革命的发动和新知识分子的分化,在大革命之后出现了新的知识分子体的快速重组和多个文学社团,也使一代知识分子和作家在党派阵营和文化类型上区分开来。在一个长时段中来看,无论这些作家倾向于哪个党派,他们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都跟他们自身的文化类型紧密相关,而他们与自己向往的革命又都无例外地形成既共谋又冲突的关系。整体而言,政治型的作家———革命文学、左翼作家体中的共产党人和作为他们直接对立面的国民党文人,基本将文学作为直接的社会政治斗争的一翼和号筒,在激变的革命时代自觉地将文学纳入政治轨道,并以凌厉的批判排击对方和文学自由的主张。他们比较熟悉“革命”的政治实践,也自觉地担负起以“革命”的政治目标整合文学创作的使命,是“革命”的政治实践中人。政治—文化型的作家———鲁迅、包括茅盾以至30年代以“京派”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作家,虽站在并不全相同的党派立场上,但都在对于中 国社会结构和意识结构及其现代变革的批判中,将文学作为新的文化建设、新的社会意识结构的有机构成。他们对革命的政治实践没有如某些专业革命者那样的理想主义的期待,与直接的革命政治也有一定距离。伦理—文化型的作家———老舍、包括曹禺、巴金、张爱玲等等,在人的解放与文化批判浪潮中反省、认识和呼唤着老中国儿女在新时代的精神蜕变,将他们的心理、道德、情感的变迁作为关注的焦点。他们的创作实际反映了革命的进程对中国人生活的深刻改变,但这一类作家又对现实的革命政治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热情。在革命而非仅仅是政治的框架中认识中国现代作家及其创作,人、文化、社会等等多重的革命命题,是在不同类型作家作品的历史集合中,反映了革命的现实及其成果的。这才应是中国革命和革命时代的文学之间的 关系。 二 老舍是带着北京市民社会的血泪人生走进文学的。老舍文学对新文学的突出贡献,是成功表现了北京市民社会在近代以来沉沦蜕变中的生活与生命变迁。老舍也以对北京市民社会底层人生出奇的不公正的控诉、对市民社会灰人生深入的文化批判而参与到文学与革命相纠结的行程中。新文化运动以凌厉的文化批判震动了中国社会,人和文化的革命,成为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行列时的重要目标和个人自觉。老舍在经历了清末民初北京下层旗人社会的沉沦动荡之后,带着深沉的民族情感融入到新的国民精神再造和重建的行 程中。这显示了老舍与中国革命特殊的认同方式。 老舍一生的创作,都在执着地探索着新的国民应具备的人格精神,关注着不合理的社会如何造就出不合格的国民这样一个问题。老舍跟其他现代作家一样不善于塑造和表现那个时代的理想人物,他的理想人物也很少高大的英雄气质,但他在20、30、40年代一直持续地塑造着一个理想人物的形象谱系:马威、李子荣(《二马》)→李景纯(《赵子曰》)→王明远(《铁牛与病鸭》)→阚进→(《一筒炮台烟》)→尤大兴(《不成问题的问题》)。这些理想人物的共同特征就是拒绝中国礼俗文化人格的敷衍生命,他们都是“学真知识,用真本领”的“法理化的中国人”。老舍认为“作革命事业是由各方面作起。学银行的学好以后,能从经济方面改良社会;学商业的有了专门知识便能在商界运用革命的理想。同样,教书的、开工厂的和作其他一切职业的,人人有充分的知识,破出死命干,然后才有真革命出现。”老舍的这些理想人物在现实中自然都失败了,正像血泪的生活将市民社会底层的那些苦人们推向生命的颠踬之中。老舍在持续地表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时,更大的阴影一直是现实生活的不合理如何将人改造成了自己的异类,如何造就了奴隶的道德。骆驼祥子这样一个具有骆驼一样坚韧的生命力的人力车夫,在生活的磨难和生命的摧残中丧失了一切好品行,最后沦落 成为野兽中的一员,成为社会黑暗的一部分。《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作品中,那些曾经好强好体面的小人物最基本的做人愿望,也都被比他们强大得多的黑暗社会包括三翻四覆的“革命”毁灭了,他们也成为被黑暗吞没的对象。老舍在塑造这些形象、表现下层社会人物的生命里程时,一直执着地追寻着他们可怜人生中微末的理想光辉、尽可能获得做人的起码的权利和尊严的努力。正是在这样的表现和追寻中老舍写出的是一个人间地狱的景观,这些连卑微地做人都不可 能的苦人们又怎么可能成为合格的国民呢? 国以民为本,国家的状况要由国民的状况决定,要由国民来改变。使国民成为人、能够健康生活、有人的尊严与现代国民应有的人格,担当起改造中国的责任,是老舍国民人格重建的重心,也是老舍与革命认同的重要方面。与不断表现他的理想人物和市民社会下层的苦人们跟生存环境苦苦周旋、奋斗、失败、沉沦的命运相一致,老舍也在不断地表现着市民社会的知识者在生活原则的新与旧之间坚韧的突围、挣扎、且战且走的命运。《离婚》中的老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都是市民社会知识分子中有真知识真本领、而且有思想、有国家观念、不甘于凡庸但又不能改变凡庸的环境、也很难逃出凡庸现实的人物。这样,老舍就不只是从灰的生活中去发现市民社会人生悲剧的根源,而是也从市民知识分子自身精神的灰中去探寻悲剧的原因和实质。这种灰不可能从内部打破,而必须整个重新做起,“打破地狱”。当祁瑞宣在不断搅动的内心风暴而非实际的反抗中挣扎时,真正“打破地狱”的却是来自地狱的邪恶力量———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占领,和亡城中人真正面对的亡国灭种的现实。在祁瑞宣生活的后半段,人、家、国的关系紧紧地缠绕为一体,救国才能保家,真正有国家观念、家庭责任的人才能担负救国的责任。整个市民社会都在变动,祁瑞宣自身也投身到整个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经过抗战的洗礼,市民社会求生存的凡庸已显示出原来没有认识到的力量,它虽然以其封建性、宗法性、落后性和保守性融入黑暗的现实,却也以其求生存的坚韧而融入民族国家求生存的光明之中。这样,老舍在抗战时期不仅以祁瑞全(《四世同堂》)、孟良(《鼓书艺人》)等塑造得并不十分成功的形象直接表现了市民知识分子的投身革命,而且也以祁瑞宣包括早期的老李的挣扎和难以突围的生命体验,反映了要拯救中国就不得不革命的客观现实。我们有理 由认定这是老舍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中的闪光点。 以新国民的人格做事而建立一个新国家,是老舍改造社会的公式。其中隐含着老舍面对现代中国的现实时突出的国民—子民心态。它既显示了老舍与革命认同的独特性,也表明了老舍与革命认同的限度。写出生活的血与肉是现代文学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在这个新与旧裂变的时代,国民与人子的冲突前所未有地突现出来。老舍是继巴金之后,这一观念冲突最突出的表现者。老舍的特点在于,对一切都以谨慎务实的态 度来看待和取舍,将自己紧紧地与人情世态的酸甜苦辣联系在一起。正因为老舍真正深入到了苦难生活的底蕴,他也“不敢浪漫”。善恶对比是老舍创作基本的人物组合方式。旧式人物的好品性与他们保守的心态相辅相成,他们只有自己的生活而不知有国家,生命沉浮于生活的惯性之中,只求暂时做稳了顺民、奴隶,本能地抗拒着生活的变动。这些在痛苦的生活经验中获得的智慧有其天然合理性,但又是现代中国出于理性与民族图存的需要都亟须改变的现状。凡庸的生活中的善与恶本是生活的常态,但在现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中那种“善”已变得廉价,而恶必然会成为国家民族的祸患。老舍说“假若圣贤是道德修养的积聚;汉奸却恰恰的相反———是道德修养的削减”。这是老舍衡量善与恶的基本尺度。在现代公民规范缺失的中国市民社会,传统道德尤其显示着重要的意义。这正是老舍创作中超历史主义价值尺度的道德主义价值尺度。老舍对五四争取自由解放的时代精神缺乏足够的理性与情感认同,从而对现代中国社会制度变革这一根本问题缺乏理解,对以暴力革命改变社会制度这一解决方式持谨慎的观望态度。这显然限制了他审视现代中国社会的思想高度,甚至对于新的革命伦理的理解还停留在市民意识的层面上。凡此,又局限了老舍在表现了中国不得不革命的现实的同时,却又停留在了社会文化批判的层面上。从长远来看,老舍对市民社会庸常人生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历史批判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都是中国革命的现实所铸造出的优秀成果,是中国革命于社会政治革命之外,在人的精神觉醒、文化批判和文化建 设方面的重要收获。 三 在跨越新旧中国两个时期的文学生涯中,老舍由对革命持警惕态度、远离态度,到积极投身民族革命洪流、歌唱社会主义新生活,最后却“碰死在了所讴歌的理想上”(鲁迅语)。老舍的生命行程就包含着老舍与中 国革命关系的解答式。 满民族出身是老舍这个作家长期远离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从戊戌到辛亥、“五四”的成长时期,他已在家庭生活的沉沦中饱尝了民族沉沦的酸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沉沦,既是华夏历史上的一个噩梦,也是满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噩梦。从辛亥革命到北洋军阀统治结束的这一时期,北京旗人社会的下层逐渐沉沦到市民社会的最底层,小商贩、洋车夫、巡警、佣工、艺人、成为下层旗人主要的职业类型。每一次社会的动荡都使他们成为承受灾难最重的人。这个被革命的历史所淡化的事实却是老舍成长期最沉重的生命体验。老舍说“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个悲观者。”老舍既以得自生命体验的“孤高”来抵挡生存境遇的刺激、戕害,也以“孤高”而形成对生存境遇的反省与认识。这就形成了他一生中都得去逼视“那么黑的一片”,就是从《小人物 我这一辈子老舍自述》到《正红旗下》,从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先后25年的时段里,老舍在创作全里程中一直试图直接 完整地表现,而又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完整表现的题材。 市民社会下层的穷苦生活体验和由此形成的对社会秩序的置重,也是老舍长期疏离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像老舍这样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作家是罕见的,而像老舍这样身受家境沦落和同一国度内民族地位沦落之苦的作家更是仅有的。“当初我干吗活着?怎样活着来的?”成为老舍的“天问”。他甚至能在一条“骨头全要支到皮外”的癞狗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这种穷苦生活的体验与生活中丧失秩序的恐惧紧紧缠绕在一起。从八国联军进京、父亲战死、家中两次遭到洗劫、幼小的老舍也差点丧命(《正红旗下》),到辫子兵兵变、民国改元(《小人物自述》),每一次的变乱都使市民社会经历一次疯狂的洗劫和生活的沉沦。这种记忆,总使老舍偏向从“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使老舍这个“做事人”对五四时代学生运动的第一印象仍然是“乱”———天台公寓中大学生的乱与混(《赵子曰》)、学生打老师(《大悲寺外》);对于二三十年代国共两党的内战也统名之为闹“哄”(《猫城记》),是“各祷神明屠手足,齐抛肝脑决雌雄”。老舍的这种体验既是他接受一批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影响的个性基础,也是他长期对革命保持距离的内在原因。如同狄更斯、康拉德、梅瑞狄斯、萨克雷、威尔斯等作家,“常常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伟大揭露者,另一方面又是阶级调和的幼稚探索者”。老舍这个北京市民社会最伟大的表现者和最执着的批判者,对这一生活世界的深入体认和彼此 的血脉相连,既成就了他,也局限了他。 老舍从来就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当然更不是一个只有“小市民见识”的“市民作家”。他是一个带着市民社会烙印的现代文化人、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深沉博大的爱国主义者。当抗战的烽火燃起、民族面临毁灭的大灾难时,老舍毅然抛家舍子投身到民族战争的洪流之中。这是“勇于担当”的老舍一生中,继以文学创作融入目标广泛的中国革命进程以后,第二次巨大的人生转变。这一转变在方式上是决断的、义无返顾的。从此,老舍与革命政治的距离便大大缩小了。“抗战改变了一切”,他才真正接触了国共两党的政治人物,也真正卷入到了政治之中。但在很大程度上,他被卷入到政治之中倒是因为他反抗黑暗、热衷于抗战而又没有鲜明的政治彩和政党彩;因为他“非常欢喜交友,最能合”,“包在谦和的言行里面的是舍己的胸怀”、“守正不移”。这一转变,也是“寒苦出身”的老舍在新中国建国后毅然从美国回国的根本原因。老舍说他“自动地热爱这个新社会”,“我渴望把自己所领悟到的赶紧告诉别人,使别人也有所领悟,也热爱这个新社会”。这是老舍欣喜的心声,他此后的写作也一直起着这种引领以至示范的作用。这个反抗黑暗而长期寻不到光明的作家,欣喜地发现他曾控诉的社会不公在 新政权下得到了迅速的改变,“祥子”与“月牙儿”们有了新的生活出路;他曾寄希望于由古道热肠的侠客们去铲除的恶人,也被打倒了,一个一切都有秩序的生活建立起来了。总之,新政权以用“政治的力量把北京的五行八作都组织起来”的办法,解决了苦人们的生存与生活问题。《龙须沟》就是这种新旧两重天的直接反映。新旧对比,特别是对旧时代市民社会的成功表现使新主题得到了美好的阐释,这是新的时代给予老舍的新认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在思想改造过程中,不断对自己的早年创作无休止地反省和批评。跟所有以批判作为创作要素的作家一样,“文化批判者”的老舍在一段时期沉默了。但他的多才多艺和谦和舍己,使他成为建国后“写作最勤,产品最多,造诣最高的老作家之一”。在这十几年中,老舍当然有他艺术家的痛苦,他只是一个有自己独特创作个性的作家而远非政治家,他甚至不懂政治。他写作考虑的问题已经由自己能把握的“好不好”变成了很难、甚至不能把握的“对不对”。他积极表态,“我要在的指示里,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而须自居为小学生,从头学起”。老舍逐渐由新中国的歌唱者痛苦地演变,成了对他实际不甚懂的政治和各种现实政策的“应声”者、表态者;由与革命结缘,到与政治结缘、与政策结缘,这一系列的快速转变,使作为杰出作家生命的创作个性已日益难及了。只有在政治革命相对松弛的有限年月里,他才能获得主体自由的生命空间,才给当代和后世献出了像《茶馆》这样的撼世之作,形成了自己及当代文学创作奇突的高峰。太遗憾的是《正红旗下》未能完成的大惨痛,以及后来的“一切”就真的那样发生了。“老舍之死”或许是这个作家最后的自我确认?或许同时又是一直虔诚地追赶时代、追赶革命、多方主动拉近自己与革命的关系的“老舍们” 终于得到的公众确认?! 四 “老舍之死”,联系着“老舍之魇”。作为一个沉重的人生句号,它是认识老舍的又一个起点,也是认识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视点。从这里我们也许能认识老舍之 路的边界,并从中获得重要的启迪。 综观老舍一生,一系列噩梦般的体验曾紧紧地纠缠咬噬着他。一个是祥子、月牙儿们如何被不公平的世道驱赶到野兽之成为非人;另一个是沉浮中的市民社会和它的知识分子以及整个中国,如何在艰难的蜕变中缓慢地建立起现代国民精神和国民人格;再一个是急剧变革中的社会动荡怎样使懦弱、蒙昧的国民变成疯狂、颟顸的自我毁灭者。“孤高”的老舍,在这样的社会中,作为体验者、表现者、批判者和时代社会全部重压的承担者,都曾试图寻到解决矛盾之道。老舍在他自己各种样式的作品中,着力思考和表现的,正是与这些噩梦相牵系的我们民族在现代走向中新的主体建构问题。成为人、成为现代人、成为现代国民,这就是老 舍思考的原点与归宿。作为现代文化人,他一方面深感民族的老大愚弱而神往民族的新生;另一方面又为古老文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式微表现出沉郁的担忧。作为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一个有强烈发展意识的现代文化人,老舍以鲜明的历史感,用“变”去反叛“不变”;但对于一个有深厚道德情感的艺术家来说,他又不能不格外关注伴随历史的变革而出现的非人性。老舍并不因为发展需要付出高昂的人性代价而否定发展,他从来都没有丧失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化人所需要的理性;但又总不忘从情感道德层次对现代化表示关注,期望传统中人性美的一面能融会到现代化过程中。这是完整的“老舍的寻”。抗战曾给他带来民族文化精神再造的自信;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有计划建设现代国家的实践给他带来狂喜。在一个时期里,他有理由相信纠缠自己大半生的噩梦已经过去,光明终于到来了。人们常常在黑暗面前保持冷静,因为这是他们生命中早已习惯了的。人们也有理由在突然的光明面前晕眩,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曾参与创造和热切期盼 过的。老舍也不例外。 作为伦理—文化型作家,老舍的政治理想中有一种典型的出之于忧国忧民的民本主义价值标准。老舍的人本、民本伦理观既是他早年远离政治因此远离革命的重要原因,也是他热爱新中国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新中国正是传统民本政治理想的实现。这也是他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反右”等一系列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中、在“”中所写的那些表态文章的基本心理基础。也因此,在无尽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虽被来自解放区的一些作家和文艺工作的领导视为改造对象,但他一直都把自己当作新中国的主人,爱党、爱社会主义。他一直都不得不努力追赶这个时代。这正是老舍悲剧、时代悲剧的一种人性基 础。 “文化大革命”只是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噩梦重回,老舍重游“猫国”,“毁灭的手指”已指向他所珍视的文化的毁灭。死,对于老舍,顺理成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老舍之路的边界。那是“外圆内方”的老舍的“内”,是他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他必定“守正不 移”。 当我们回首老舍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时,时代已走向理性。但老舍曾经对现实政治保有的清醒理性、老舍得自人生生命体验的发现,同样对我们有深长的警醒和警示的意义。在历史的教训中,我们应该、也可以进一步看到老舍们智者的焦虑和勇者的承担,看到百年来沉重的革命任务给众多文学者承载了那么多非文学的“使命”,从中获得警示。革命,是正当的,但政治上的愚蠢和失误招致的生灵的苦难,也是必须重视的。 摘自：《新华文摘》2004年12期 作者：吴小美 古世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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