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与老舍
1966年8月24日的深夜，作家老舍自沉太平湖——抛却了爱戴他的亲人、朋友、读者以及勤勉终生而尚未完成的文学创作，让身心回归于永恒的清白与平静。在读者的记忆中，老舍的名字是与一长串耳熟能详的名字相伴随的：祥子、月牙儿、虎妞、马老先生、张大哥、赵子曰、大赤包、程疯子、王利发、常四爷……这些鲜活的人物和他们的人生遭际贯穿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再现了老北京社会的市井百态，风土人情以及下层市民悲苦贫困的生存境遇。穷苦的童年生活对于老舍日后的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作品的内容与风格
  19世纪末期，大清王朝虽已日薄西山，却仍旧维持着北京城中的浮华景象，声名显赫的权贵们坐吃山空，挥金如土，下层市民则饥寒交迫，朝不保夕。1899年2月3日，正当旧历“小年”。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杨家胡同中，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因为第二天恰好“立春”，父亲舒永寿便为小儿子取名庆春。舒永寿虽属正红旗，却只是一名皇城护军。全家的经济来源只是他三两银子的月饷和春秋两季发下来的老米。多亏母亲勤俭持家，才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舒永寿在保卫皇城的战斗中阵亡。此时，庆春还不足两岁。
  父亲死后，母亲靠洗衣服、缝补裁剪、给小学校做佣工拉扯年幼的孩子们，独立支持着贫
困的家庭。老舍的母亲是一位善良、坚强而又正直的女性，她的品格与生活态度对老舍有着深刻的影响。老舍一生敬爱自己的母亲。他曾说，“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家庭的困窘使老舍广泛接触了下层人民。他们居住的小胡同里，有的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糊棚的、卖艺的、当小伙计的、拉洋车的、巡警、当兵的、木匠、泥水匠……这些生活中真实生动的人物后来纷纷进入老舍的作品，成为中国文学长廊中难以磨灭的形象。
  1905年，老舍入私塾读书；读中学时，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退学。为了节省家里的开支，老舍考入北京师范学校。此间，老舍广泛涉猎中国古典文学，并学习用文言写作诗和散文。他聪敏、勤奋，成绩优异，毕业后被派任到一所小学当校长。此时，老舍只有17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给了老舍“新的眼睛与新的心灵”，他开始以白话文进行写作。
  1926年，老舍赴英国伦敦，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教员。在英国期间，老舍大量阅读近代欧美小说。狄更斯、康拉德、福楼拜、莫泊桑等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作品深受老舍的喜爱。不仅如此，英伦的游历生活使他获得了一个文化的参照系，中年人的成熟与教师的审慎、理智使他开始以理性的思考为中国传统文化定位，并将这种思考付诸于小说创作。他
的阅历与文化选择使他并未拒绝传统，而是部分地继承古典白话小说的衣钵，展开了对传统世俗生活的描述，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离婚》、《骆驼祥子》、《正红旗下》以及戏剧无不在展示传统文化生养出的形各异的人格、心态与人生际遇。
  虽然老舍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但在从事写作的41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北京。他的足迹遍及欧洲诸国，并且曾在济南、青岛、武汉、重庆定居，但北京才是老舍创作的源泉——从他出生之日起，北京的风俗就在塑造他的经验行为。北京对于老舍就像他在《想北平》中所比喻的母亲。北京中下层市民古朴的原生态活灵活现地再现于他的笔端：老北京社会交往的礼仪，生死婚丧中的习俗，错综复杂的家族谱系，北京“曲艺之乡”动人的说唱艺术……更有文化背后的民族信仰的深层心理结构。老舍以热烈的感情与深刻的理解在作品中展现了彩纷呈的北京民俗风情画。 我这一辈子老舍
  老舍的小说更像是说书艺人的口述实录。他的语言幽默，精练，是地道的北京方言；人物性格迥异，呼之欲出；穿插于讲述之中的评论张扬着作者的主体性，表现出作者的写作意图。小说仿佛在讲者与听者的交流中完成，更类似于观众欣赏戏剧的感受——人物与市井
风貌鲜活在纸上，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亲切感。老舍笔下的北京人，尤其是旗人，生活在胡同里。胡同中的北京没有大历史，大历史活在广场上，活在大宅院里。胡同里的旗人有人生如梦的悲叹，他们容忍命运，同情自己的生活，在他们脸上有一种几百年都城生活积淀下的萧索的幽默和悲悯的笑容。
  对于穷苦人生的悲悯之情使老舍本能地从生命的崇高、求生的欲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意义上去书写贫困，像《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那样，穷人能在一条“骨头全要支到皮外”的癞狗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老舍的祥子、小福子、“月牙儿”、巡警的精神幻灭是后至的。他没有像鲁迅那样把创作的焦点直接对准下层人民的精神创伤，老舍首先顾及到的是他们遭遇的肉体戕害！他对穷困的熟稔和来自穷困原生态的体验，给了他的人物以生命的原和质感，这是许多中国作家难以企及的。
  对于市井小民，老舍既有深切的同情又有旗帜鲜明的批判。老舍作品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莫过于“文化”与“北平”。北平所代表的文化，即生活方式，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成熟的果实，对老舍而言，对于自身文化的反省与批判是再造中华民族的尊严的开端。从《老张的哲学》到建国后创作的《茶馆》、《正红旗下》，老舍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探询人在一种“熟透”了的文化中的生存与变异。
  抗战的烽火点燃了老舍心中的激愤，《四世同堂》更是一部单刀直入讨论文化得失的作品，作者的评论性干预随处可见。老舍力图从中华文化以及她的儿女们身上到亡国的原因。并与宿敌日本的文化进行比较，“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怕死，爱哭呢？是中国的文化已经过熟呢？还是别人的文化还没熟到爱惜生命与不吝惜热泪？”老舍同情瑞宣的犹疑，断然指出四世同堂是最无情的枷锁，“一个手指怎能拨转得动几千年的文化呢？”
  老舍曾说，“戏剧，从一个意义来说是文化的发言人”，这种戏剧观注定了他会从事戏剧创作。建国以后，老舍的戏剧步入了成熟的阶段。《龙须沟》、《茶馆》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剧。老舍将自己对于文化、历史、人生的思考倾注于剧本之中，观众从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中隐约可以见到作家自己的影子。由于老舍卓越的创作，他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然而是非颠倒的“”年代令他蒙受了莫大的耻辱。在一个漆黑燥热的夏夜，杰出的人民作家怀着一腔悲愤与困惑告别了他无比眷恋和热爱的生活与艺术。
  《月牙儿》是老舍的代表作之一，1935年4月发表于《国闻周报》12卷12期—14期，1935年8月收入《樱海集》，是老舍在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期间创作的诸多短篇小说之一。在老舍笔下，有许多出身贫弱而善良聪慧的女子，如《微神》中纯美可人的“
她”，《骆驼祥子》中温柔贤惠的小福子，《鼓书艺人》中单纯自重的绣莲……老舍以自己幼年窘迫贫苦的生活经历对她们的不幸倾注了最深切的同情与哀痛。《月牙儿》中女主人公的遭际则是小福子、绣莲们悲苦人生的集中体现，全篇字字盈泪。读者耳畔仿佛有一个女子在低声吟诉，讲述着自己贫苦、羞辱、抗争终至绝望的一生。
  《月牙儿》采用倒叙手法。起首，作者便让我们看到了女主人公“我”眼中的月牙儿，“带着点寒气的一钩儿浅金”。然而对于“我”而言，这个月牙儿会唤醒起种种不同的感情记忆。读到最后，读者方才明白，这番回忆与倾诉是无名无姓的女主人公“我”在监狱中讲话讲述的自己有生以来二十余年的血泪辛酸。掩卷之际，在重温这简短明了的开头，月牙儿的寒气显得更加凄楚悲凉，令人难以释怀。
  “月牙儿”的意象在这部短篇小说中共出现了十几次之多。细瘦娇弱，惹人怜爱的一弯新月是“我”心理活动的外化。它时而酸苦，“一点点微弱的浅金光儿照着我的泪”，时而寒冷，时而歪歪地斜着，时而凉爽可爱，时而清晰可怕，时而清凉得像块玉似的，时而清亮而温柔，时而被云遮住，消失在黑暗里……月牙儿联系着“我”的悲哀、愁苦、恐惧与希望，是“我”情感的寄托与依傍，是“我”的生命之光。在“我”童年的悲苦贫穷与少年的勤奋抗争的
生命体验中，月牙儿总是在孤寂的黑夜里出现。然而它是幼年的“我”体会到的人生的一点点诗意与希望。“我”每每仰望月牙儿，让浅金的寒光驱散我心头的阴云，“我爱它给地上的那点小影子……及至影子没了，地上就特别的亮，花也特别的香……”月牙儿是“我”童年最亲密的朋友，它了解我清白的身心与向往。然而现实剥夺了“我”的一切，包括童年蕴涵着少许诗意的希望——“我”不敢再看月牙儿，“我”害怕面对昔日纯真倔强的自己，害怕面对曾经拥有却又不得不失去的最珍贵的东西。《月牙儿》是“我”的内心独白，是“我心中的苦处”。月牙儿又是像“我”这样的穷人的命运的象征——“它无依无靠的在灰蓝的天上挂着，光儿微弱，不大一会儿便被黑暗包住。”
  《月牙儿》的语言体现了老舍作品的特点，运用了符合人物性格、洗练地道而又未流于俚俗的北京口语，同时以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寄予了对下层人民深切的同情。老舍以深沉的爱凝视着滋养他的故园，为我们留下了属于北京中下层人民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