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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与时代·下》2022年第07期
摘 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对于底层的书写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底层也是鲁迅与老舍共同关注的领域，但从视域、命运以及表述方式的三个方面上，他们的创作中都体现了差异性。鲁迅与老舍对底层的书写不仅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同时，他们构建的不同的底层世界也与当代的底层书写相呼应，共同丰富了底层文学书写历史。
关键词：鲁迅;老舍;底层书写
“底层”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指的是欧洲社会里那些从属的与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体。刘旭在《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缝》中谈到：“政治地位低下、经济上困窘、文化教育程度低等，被称为底层，可能是三个条件同时满足，也可能只满足其中一个条件。”[1]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对于底层的书写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鲁迅与老舍作为现当代文学史上两个不能跨越的文学大家，他们的创作中都深刻地彰显了“五四”以来对“人”的强烈关注。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塑造了许多现代文学史上典型的人物。对“人”的强烈关注也使他们在创作上都呈现了对社会不同体的人物的关注。而底层，更是成为了这两位作家共同关注到的领域。
鲁迅从一开始进入文坛就对底层有清醒的认识。小说《阿Q正传》（1921）对底层的“
不幸”与“不争”已作了让后人难以超越的描写。在杂文创作中，他有两个核心视点贯穿于其创作的始终，“一是苦难中国的立场，二是底层民众的立场”。而关于老舍对底层的叙事，樊骏就认为老舍“写的最多也最为出的，是那些居住在大杂院里，奔波于街头巷尾的平民百姓，尤其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贫民与恪守传统的所谓老北京”[2]。在老舍创作中，“这些城市底层人民的形象，也完全应当看作老舍对于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3]。因此，鲁迅与老舍对底层的书写不仅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同时，他们在视域、底层命运书写以及表述方式上也体现出了差异性。他们创作中构建的不同的底层世界与当代的底层书写相呼应，共同丰富了底层文学发展的历史。
视域的概念是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对象在意识中的构造有关。对于对象来说，它永远不会完全孤立地和封闭地、完全不确定地和未知地被经验，而必定处在联系之中，作为某个在环境之中和出自环境的东西而被经验到。而这个对象所依存的环境，即是“视域”[4]。生活环境与成长经历的差异性形成了鲁迅与老舍对于底层书写的不同视域。鲁迅生长在江南浙江绍兴城的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把他同
农村农民连结起来——‘我的母亲的母家是农村的，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接近。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5]幼年故乡的生活场景以及与农民之间的交往接触都印刻在了鲁迅的脑海当中，构建了鲁迅对农村的视域。老舍出生在北京，北平对于老舍的影响是印在骨子、溶于血肉的。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曾多次表达北平生活对于自己的深刻影响。如在《想北平》中，他谈及“她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小人物自述》里“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思念中有北平”。可见，对北京城的熟悉与深厚感情构建起了老舍小说中的城市景观。而出身于最底层的旗人家族的老舍，他自身贫困的生活环境与经历，也让他对底层市民这一体自然地产生亲切感与熟悉感。于是，在老舍的小说创作中，以底层市民为对象借城市视域来表现他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便成了老舍小说创作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第一个书写底层的作家，乡土农村的可怜农民构成了鲁迅笔下的底层世界。“在小说里，把农民当作主人公来描写，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人。”[6]如《阿Q正传》中的阿Q，《药》中的华老栓，《明天》中的单四嫂子，《风波》中的七斤，《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等。在未庄镇上，阿Q被打时，心里却还想着“老子打儿子”，而镇外城墙边，華老栓正恭恭敬敬地捧着人血馒头去救自己的儿子;
鲁镇上，单四嫂子求着深签许着心愿企图去把自己病入膏肓的儿子从鬼门关里面抓回来，祥林嫂企图捐个门槛去洗掉自己“不干净”的身份。然而，华老栓的血馒头、单四嫂子的求神拜佛、祥林嫂的孤注一掷，这些实现他们愿望的土法子并没有将他们从深渊里拉出来，小栓死了，宝儿走了，祥林嫂沦为了乞丐并且死在了“祝福”的一片欢庆声中。可见，鲁迅笔下底层视域集中在江浙地区的农村乡镇，对象多是在农村的老一辈的农民，他们带着沉重的封建包袱，在小乡村中闹出了一幕幕笑话与悲剧。
这种对底层世界的书写发展到老舍，他笔下的底层世界景观更为复杂。鲁迅笔下的老农民们开始从农村中走出，带着乡土与传统的气息走进了城市，以多样的身份成为了城市的底层小市民。车夫、卖艺人、掌柜、等，他们在城市当中有了多样的职业，从“面朝黄土背朝天”中解放了双手，成为了北京、重庆等城市中的新面孔。从西安门大街到刘四爷的车厂、曹先生的宅门，祥子入北京城以后当起了车夫。宝庆在重庆城里唱大鼓戏，沙子龙当起了掌柜。然而这些职业都带着公共的阶级特征，那就是城市的底层。老舍的底层视域集中地表现在城市中，他以城市中底层职业者为对象，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底层市民世界。
农民们在乡土世界中以顺应自然与天道的个体户方式生活着，然而当褪去乡土的厚重外壳，进入政权笼罩着的城市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便成为最弱小的一个体。而当他们开始有所意识，想要寻求改变时，不同于鲁迅的老农民们式的悲剧便发生了。
二、命运的差异：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与社会变革过程的牺牲品
华老栓也好，单四嫂子、祥林嫂也罢，鲁迅笔下的老农民们，他们的悲剧，他们在农村闹出的一幕幕笑话，还只是带上个人的悲剧性彩，被放逐在“五四”现代性启蒙的话语体系来审视，指向了对封建思想的批判。但在传统的语境里面，这些老农民的动作却都具有他们的合理性。乡村的封闭环境与厚重的封建知识，使得他们只能守着他们的小家庭，以牛鬼蛇神为信仰，在乡村土地上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的失败与死亡，甚至什么波澜也掀不起。阿Q赶赴刑场问斩的那天，未庄的人们只是围观着笑看;华小栓死了，葬在西关的城墙边一片荒地上;单四嫂子的宝儿回不来了，鲁镇的明天依旧到来;祥林嫂死在一片“祝福”的节庆声当中。鲁迅是在乡村这个封闭的环境当中书写着老农民们的个人悲剧，透过一幕幕个人的悲剧，最终指向了对因袭在农民身上的封建痼疾的批判。阿Q直到临死的那天，还在觉得游街示众是人生天地间时常会有的常事;华小栓吃着革命者鲜血染成的馒头
而丝毫不知;祥林嫂被宗庙祭祀讲究的“圣洁”给推向了地狱的深渊，直到临死前还不断地在追问着人死后有没有魂灵。鲁迅愤懑于农民身上的麻木、愚昧，又悲哀他们各自背负的不幸命运。因此，鲁迅笔下的乡土老农民们的悲剧性都带上了沉重的封建彩，是在现代性的启蒙话语下的一件件由个体农民的惨案凝成的一幅“封建思想吃人”的血画。
20世纪30年代是动荡的时代，各派政治势力竞逐争斗，战乱不断。政权对于城市生活的辐射深切影响着底层市民们的生存。在城市中讨生活的市民，他们要面临的情形要比单四嫂子们在农村的个人困境要更加复杂的多。《骆驼祥子》里，当祥子从才入城时的勤劳朴实追求踏踏实实地做事情，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拥有一辆车”的梦想。到后面开始有了一些买车的本钱后，“有时候他看到别人喝酒吃烟跑土窑子，几乎感到一点羡慕。要强既是没用，何不乐乐眼前呢？他们是对的。他，即使先不跑土窑子，也该喝两盅酒，自在自在。烟，酒，现在仿佛对他有种特别的诱力，他觉得这两样东西是花钱不多，而必定足以安慰他;使他依然能往前苦奔，而同时能忘了过去的苦痛”。城市膨胀的欲望、金钱与名利的诱惑不断鞭挞着老农民们的灵魂，诱惑使得他们逐渐忘记了自己农民身份应有的纯朴与勤劳，贫瘠的知识与能力也限制着他们的选择，最终沦丧。在动乱的时代，城市也往往最先感受到变化。改革与动乱先是席卷城镇，再辐射到周围的农村环境。动荡的社会环境影响
最大的也恰恰是挣扎在底层的小市民们。《断魂》中沙子龙的镖局改成了客栈，《老字号》里钱掌柜的三合祥被合并，祥子与宝庆都处在了战争年代的城市，不仅要讨生活，更要在夹缝中保住自己性命。祥子的第一辆车在军阀混战中被抢去，第二辆车又被孙侦探骗走，第三辆车随着难产的虎妞长眠在了地里。《鼓书艺人》中，宝庆想要在重庆唱响大鼓戏，在与唐家艰难的合作中终于有了自己的书场。然而一面是利欲熏心的唐家的步步紧逼，一面是日军侵华后动荡的社会环境，这些都让书场接二连三地陷入危机。弹弦的方大哥在日军轰炸时死了，亲生女儿又被奸诈的军官抛弃，好不容易捧出来的“头牌”养女秀莲被狡诈的张文诱奸，最后方宝庆一家只能带着满身伤痕从重庆离开。变革与混乱的时代不断给小市民们戴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枷锁，最终让他们跪倒。因此，他们的悲剧已经不仅仅是封建残余在农村的回音，更带上了复杂的城市生活的烙印。他们在底层世界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与奋斗，最后却成为时代发展与动荡时期的牺牲品。
三、表述的差异：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与平民主义的平视
对于因袭传统重负的愚昧麻木的老农民，鲁迅塑造出了一批知识分子的形象典型来试图担起启蒙的重任唤醒“沉睡在铁屋里”的人们。《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通常被研究者视
为是鲁迅小说创作中启蒙者形象的“先驱”，他拷问着家人是否有“吃人”的事，最后得出“封建礼教吃人”的千百年的“吃人历史”的沉重事实。然而在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以后，狂人最后却赴京赶考，回归到了生活的常态中。类似地，《孤独者》当中的魏连殳，在孤狼似的与周围的环境抗争了以后，在走投无路中最后做了杜大帅的顾问，最终以自戕式的“复仇”向社会作绝望的反抗[7];《在酒楼上》的吕玮甫像“苍蝇一样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回归到了子曰诗云的教授中;《长明灯》中的“疯子”想要去吹灭庙里的长明灯，最后却被关押。可见，这些启蒙者的呐喊声出来后却是陷入了无望的彷徨中，启蒙者几乎都在启蒙路上缴械投降。他们要么回归传统的常态，要么在挣扎中迷失，要么无力抗争，最后殉道。
然而，启蒙与被启蒙之间本身就隐含着一种话语表述的不对等与不平衡，在启蒙话语的前提下，老农民们的愚昧与麻木凸显为第一性，底层农民们自身的伤痕与不幸往往就被遮蔽到了第二个层面。无论是买血馒头来救自己儿子的华老栓，还是陷入“剪辫风波”当中的七斤一家，站在现代性启蒙的角度，这些老农民行为都带上了愚昧麻木的可笑性。在《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可以有两个层面的解读。一是从祥林嫂自身来看，祥林嫂的悲剧是她自身沉重的封建观念造成的。当失去孩子的祥林嫂第二次回到鲁镇的时候，不仅鲁镇其他的人将祥林嫂视为“不吉利”的代表，祥林嫂自身也将封建礼教奉为圭臬。鲁四婶让她放
下祭祀用的烛台，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更成了鲁镇其他女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祥林嫂自身相信在去“捐门槛”能“赎罪”时，便东拼西凑了钱去捐了门槛，回来以后还精神满满地对柳妈“炫耀”自己已经捐了门槛一事。直至饥寒交迫，临死之时还在执着地询问是否有“魂灵”一说。二是启蒙的视角。返乡的知识分子“我”被许多研究者视作是启蒙者的身份，当“我”面临着祥林嫂关于“魂灵”的拷问时，却是在窘态中“落荒而逃”，无从回答。启蒙者的失声下是被启蒙者的彻底绝望。上述两个层面，祥林嫂的悲剧命运的表述，其实都带上了“第三个人”的视角。文本中，卫老婆子的叙述与祥林嫂的自述就已经完成对祥林嫂悲惨遭遇的介绍。因此，鲁四婶、柳妈以及其他的镇上的人们的出现，包括最后“我”与祥林嫂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无疑还有一个“第三人”在审视着四婶与祥林嫂的对话、柳妈与祥林嫂的对话以及“我”与祥林嫂的对话。这里的“第三人”是站在文本之外的鲁迅的目光，鲁迅是在借祥林嫂的悲惨命运来反衬出看客的冷漠和社会的冰冷，同时表现着他自己对于启蒙话语的怀疑。在这里，一方面啟蒙视角的存在使得以祥林嫂为代表的底层农民的悲剧意蕴跳出了个人的圈子带上了更深厚的思想意蕴，另一方面被启蒙者思想上因袭的愚昧麻木的传统重负也削弱了一部分在现实处境中农民本身生活的困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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