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是个名利场，你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都能看出你的内在追求，遮都遮不住。
2002年底，山东画报社编辑刘瑞琳给陈丹青做了一本书——《多余的素材》。在新书发布会上，有媒体问陈丹青：以后还会出什么书？在哪出？陈丹青说，这个刘瑞琳就是我的出版社，以后我的书都会交给她。
刘瑞琳当时听到这话的第一感觉是：吓坏了。“我挺紧张的，想着，那我就不能换地方了吗，换了地方他要把书给我怎么办？”刘瑞琳问陈丹青：陈老师，真不好意思，您那么说是什么意思啊？陈丹青说，你是个好编辑，特别敏锐果断，有剑及履及的作风。“他说的‘剑及履及’这4个字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他说，在国外都是认人的，机构不可靠。”
2005年1月，陈丹青的《退步集》在北京贝贝特出版，畅销至今。这本书对北京贝贝特公司起了决定性作用。“从此我们就知道，哦，做一个活着的作者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才有真正的营销。”
如今提到“董桥理想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拥有以陈丹青等为核心的作者。
刘瑞琳认为，在“理想国”与它的作者之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敬重。这种敬重来自双方对文化、对品质、对专业性所持的共同态度。所以，才会有了陈丹青引荐木心先生，梁文道推举骆以军，而白先勇、董桥、蒋勋在林青霞面前力荐“理想国”的故事。“来自作者的信任是无价的。”刘瑞琳说。
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本。比如汉学家史景迁的著作，许多出版社在竞争，“我们的报价不是最高的，但史景迁最终选择了我们，是因为他咨询他的学生兼朋友郑培凯，郑教授一口回应：‘当然是广西师大社。’这句话起了临门一脚的关键作用。”
当然，更多的是想进入“理想国”而没有成功的例子。有些令其他出版商争破头皮都想得到的金牌作者，主动到刘瑞琳，却被她婉拒了。“我没办法给一个价值观不同的人费力气做图书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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