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的悲剧和悲剧的改革者
——读《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有感
薛洪国
老师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读书心得。今天的读书交流会，不是一次普通的读书交流会，而是一次探讨学习型党组织建立的读书交流会。那么，我们就要探讨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该读什么书呢？既然我们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那么，我们自然要读一些能够把握中国文化精髓的书。要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拥有灿烂文明的中国，典籍浩如烟海，书卷汗牛充栋。好在我们的祖先，给我们进行了简明而精准的梳理，把这些典籍分成了“经、史、子、集”四大部分。而在这四大部分之中，我觉得“史”虽然名列第二，但却是最为重要的。历史不是故纸堆，不是博物馆，而是通过描画一个社会前进轨迹，诠释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大道，折射出这个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文化基因。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也就是说，解读历史，能够参悟到兴衰成败的因果，从而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回顾历史有多远，展望未来、把握未来也就有多远。那么，中国共产党人要做好“先锋队”，真正起到引航指路的作用，就必须静下心来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主席，就是读史、学史、用史的大家。一部《资治通鉴》，洋洋294卷，300多万字，被誉为中国政治的圣经。一生读了十七遍。二十四史，往事越千年，卷帙浩繁，4500多万字。他一生至少完整的读了一遍，并且
留下了大量的旁批注解。所读过的其他各种类别的历史书，更是不胜枚举。他曾经说过：“读历史的人不一定保守”。的确，的一生，他的思想和策略都是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不停地穿梭游刃。“古为今用”，是他提出的对待历史最为简单，而又最为重要的一种方法。
那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又应当从哪些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呢？大家读书
中国人不是一个保守的民族。“变通、维新”，自古以来就是我们民族品格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部中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交织的历史。21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改革的关键阶段，所要面临的矛盾、问题、纠葛日趋复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很有必要从历史中为改革中遇到或将要遇到的一些问题寻答案，做好备案。
中国历史上，知名的改革很多。但这其中，最知名的，最值得研究和反思的，就是11世纪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
这次变法是很知名的。列宁就曾在他的著作中，盛赞王安石是“11世纪中国伟大的改
革者”。王安石变法虽然发生在农业社会，但是他的很多经济政策，令今天的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叹为观止，甚至被写进了一些经济学教材，作为农业经济方面的经典案例供人学习参考。王安石变法之所以这样成名，还在于王安石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名望。做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
时照我还”，向世人充分证明了一点：王安石不是个刻板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文采熠熠、才情独具的艺术家。王安石在当时，是道德文章誉满天下的名士。无论是科举考场中高谈阔论、地方官任上卓越政绩，还是面对中央高官厚禄所表现出的沉着和淡泊。这些都使他身上，具备了中国人眼中“君子”的一切基本素质。司马光曾经称赞他：“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士人，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至，生民咸被其泽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久负众望的君子，却在短短几年的变法中，毁掉了自己。变法不仅最终失败，而且也让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受非议最多人之一。
按照历史教科书上的说法，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贵族势力的阶级利益，最终导致了失败。每每读到此处，我们内心总会油然产生一种壮士扼腕、壮志难酬的无奈和惋惜，对王安石在同情的同时更多了一些崇敬，并且脑海中会呈现这样一幅图画：王安石在暴风骤雨、一片指责中坚强站立，大义凛然，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却是一些隐藏在角落中脑满肠肥、张牙舞爪、小丑和魔鬼组成的寄生虫阶级。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是谁呢？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阵营，我们只举出几个代表人物：司马光、苏轼、苏辙。除此之外，还包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清流名士、正人君子。而王安石的支持者和他的学生，却无一例外的出现在官修《宋史》的《奸臣传》中。也就是在王安石实施变法之后，王安石本人的社会评价也如江河日下。宋人的市民文学非常发达。在茶楼酒肆说书人的嬉笑怒骂中，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如果说这个“拗”字，还不能完全被理解为贬义的话。那么在文人的笔记故事中，王安石则
被讽刺为“妖精”（见明谈迁《枣林杂俎》）。儒家经典《礼记》中说“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如果把王安石比作妖精，那无疑是把北宋灭亡的历史责任也丢给了他，实际上是强调他是千古罪人。看到这里，我们已经陷入了困惑中。这样一位君子，为什么发起了这样一场失败的或者说充满争议的改革？如果说想司马光那样的君子，起反对，那么这场改革错在哪里？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宋史·王安石传》说王安石年轻之时，就“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之所以如此强调“矫世变俗”，是因为当时的宋朝存在着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史书中被表述为“三冗两积”，即冗官、冗兵、冗费和积贫、积弱。简单地说，就是国家工作人员的队伍过于庞大，财政难以支撑，而政府的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对内对外都绵软无力。这个问题可以
说是历代中国政府都曾经面对并且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王安石变法，发生在宋朝第六位皇帝宋神宗当政期间。而“三冗两积”的弊端，却早在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在位时就已经出现，并且以范仲淹为首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已经进行了一次有针对性的改革。范的改革和王安石变法的切入点是不同的。简单的说，范仲淹进行的是一次旨在节流增效的“人事编制改革”。这个改革肯定会失败，因为它触及了太多人的根本利益，要让很多人失去饭碗，或者由金饭碗变成铜饭碗、铁饭碗，最终招致众多反对，中道夭折。王安石看问题的角度则不同，他关注的是如何让财政规模扩大，如何去开源，并且在作为纳税人的老百姓和作为征税者的政府之间实现一种巧妙的平衡。用他的话讲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才以供天下之费”、“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然而当王安石把这些灵光闪现的宝贵意见，用慷慨激昂、鞭辟入里的
文字写成《万言书》上奏给当时的当政者宋仁宗时。仁宗皇帝却表现得态度极其冷漠。十年之后，仁宗的孙子神宗即位。神宗见到了仰望已久的贤臣王安石，王安石也遇到了难得的实战改革抱负的机会。当王安石把酝酿、修改、斟酌了十年的改革计划用一道气势如虹、一气呵成的奏章《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呈给神宗皇帝之后，君臣之间的变法决议便一锤定音。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新法一部一部的亮相，改革一点一点的推进。然而每一部、每一点都是骂声一片、哭声一片，司马光愤怒了、苏东坡愤怒了，成千上万的百姓愤怒了，以至于把王安石自己赶下了台。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觉得原因或者说教训有这几个：
一、王安石没有认识到在中国推进自上而下改革的难度和瓶颈。
自上而下的改革，就是要把改革者一个人的想法、计划、方案，落到实处、起到实效，成为全社会同行的规则。要做到这一点，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改革者的想法必须符合实际，切合基层的要求；二是改革者的想法在执行过程中不会变型。
我们以王安石变法中，争议最大的“青苗法”为例来说明以上一点。宋朝当时，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了“常平仓”和“广惠仓”，平常年份积聚钱粮，遇到灾荒大战之年用来赈济百姓。王安石觉得这笔钱与其闲置不用，不如以贷款的方式发放给需要他的农户。这样，这笔钱可以为农户扩大生产、解决困难提供资本，与此同时还能为国家增加收入（年利率20%）。这个政策一经提出，司马光等人表示强烈反对。反对的
原因主要就是国家不应该牟利。王安石则认为这种做法能够给百姓提供便利。除了引经据典的理论依据之外，王安石之所以非常自信的坚持这一政策还因为他曾经在担任鄞县知县期间，成功的在鄞县实施了这种政策。
但是，聪明绝顶、极度自信的王安石忘记了他是在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且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层级复杂的国家进行改革。其结果，“青苗法”成了地方官员、下层小吏搞摊派、拼政绩、赚黑钱的便捷手段，导致大量的百姓破产负债、流离失所。这些流民的凄惨境
况，后来被一位叫郑侠的官员仔细的绘成了一副令人触目惊心、潸然泪下的长卷，也成了王安石下台的。
王安石不知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顶级决策层的一个简单想法和微小要求，会在自上而下的逐级传递中被放大许多倍。一个最简单的政令，在传递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发生严重的扭曲和变形。
王安石不知道宏观和微观的差别。青苗贷款在鄞县行得通，是因为鄞县的社会经济状况适合推行这种政策。作为一项推向全国的政策，它很有可能行不通，或者要经过反复的论证和修正。
作为王安石的反对者，司马光曾经给宋神宗讲过“萧规曹随”的故事。汉代的名相萧何去世后，其继任者曹参表现得极度不作为，几乎是完全因袭萧何的政策。历来的教科书都认为，曹参这样做是为了继续贯
彻休养生息的政策，促使社会经济的尽快复苏。我想曹参之所以这样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翻开曹参的履历，我们会发现他出身县吏，是个基层小官。我们想曹参肯定不是那种阶级盘剥、鱼肉百姓的狗官，而是一个有良知的基层干部。秦王朝的法律和政策一直在不断的制定和修正，并且事无巨细都加以规定。那段秦朝基层干部的工作经历肯定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各级领导层层加码、基层不可开交、百姓叫苦不迭。他深知，当政者、高层管理者如果不能切实考虑基层的承受力和政策在传递过程中的扭曲变形，而不断地提出新政策、新理念、新规定，那么整个国家将会变得混乱不堪。
我想，青苗法酿成的灾难、“萧规曹随”的脍炙人口的典故，恰是王安石和以后一切有志于改革创新的管理者值得反思和回味的。
二、王安石没有把握好改革的节奏和尺度。
北宋的社会问题非常的尖锐，也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王安石在仁宗年间呈递上万言书，但是没有引起重视。新即位的宋神宗只有二十岁。这个手握大权的有志青年，一心想的就是励精图治，当他和呈递万言书之后积聚了十年力量的王安石碰到一起时，真是干柴烈火、一拍即合。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王安石更是无所顾忌，大刀阔斧。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连珠炮似地接连推出涉及诸多领域的大量新法。这些新法，确实是王安石多少年来，深思熟虑的结果，很有针对性。但是王安石忘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身患多种慢性病的国家，是否能够承受这一剂又一剂猛药呢？
中国的政治哲学是非常深邃的，值得我们不断地去品味。有的学者主张国家干预，有的学者主张无为而治。这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孰是孰非我们也不去争论。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是两者的共性。主张无为而治的经典理念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主张国家实施干预的
则认为高层管理者要“调和鼎鼐”。中国人不是好“吃”一族，而是从吃饭中总结出了深刻的道理。无论是无为的“烹”、还是有为的“调”，都需要耐心和技术。这两点，也恰好是高层管理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改革过程中，有两件事情是必须考虑的，一是制度成本，二是利益分歧。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伤筋动骨。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一项制度、一条政策的变化，到底消耗多少社会成本，到底会造成多少利益分歧。作为最高决策者的宋神宗，作为新法总设计师的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就忽视了这些，有很多急躁冒进的事情。保甲法的强制实行就是很好的例子。为了裁剪军费，就必须裁减军队，那么地方上的卫戍和治安又如何处理呢？王安石设计了保甲法，将一定数量的男丁编为一保，负责该地方的安全工作，实际上把原有的制度，改为了兵民合一的制度。各类军费都有百姓自己解决。这个制度看似给国家节减了大量的军费，但是却没有考虑到百姓的承受能力，没有考虑到这项制度实行的成本。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不得不放下手中的锄头，牺牲农时，转而从事自己从未想过的国防和治安工作，并且要支付军费，购置兵器。有些农民担心自己会被抽调到边疆，不惜自残以求逃避。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的急躁冒进，不识时务，成为导致变法全面夭折的重要原因。
庆幸的是，我们的改革在最初的时候，就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方面反映出，我们在改革初期理论和政策上的茫然，也说明我们在改革问题上是多么的慎之又慎。我想“摸着石头过河”不是过时的口号，而是一个真正理解改革难度的改革者的明智选择。
三、王安石个人不具备领导改革的基本素质。
无论多么伟大的事业，归根到底都要靠人来推进。无论失败还是成功，人的因素都是不容忽视的。作为改革者，特别是改革的设计师和领导者，我们往往看重他的魄力和胆识，往往津津乐道于他们面对阻力时的果敢和坚韧。而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忽视了一些成功领导改革所必需的素质。
王安石很有才气、很执着、很清高。这些都是中国人眼中君子和大丈夫所必须具备的。“当时之论，以金陵不作执政为屈”。然而当王安石真正进入中枢机构，参与领导改革的时候，人们逐渐发现，这个久负盛名的清高之士，实际是一个极度自信、一意孤行的“拗相公”。在他执政的几年间，清名满天下的朝野重臣纷纷致仕遭贬。凡是反对变法的人，王安石不光要和他们争论，而且要想方设法把他们逐出朝廷。我们熟知的司马光、苏东坡就是直接受害者。
王安石这样做的结果有三个：首先，堵塞言路，不可能听到任何对变法有益的意见；其次，掀起了政坛中最可怕的党争，给国家造成了不可弥合的政治裂痕；再次，给那些轻躁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