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可以说，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没有蔡元培，正如中国不能没有西藏。因为蔡元培的存在，才出现了民国时代中国的学术井喷，出现了那些让我们至今久久回味的名师大家。
陈时，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以一人之力缔造私立大学，而使之卓然学术，开前无古人之先例，这便是陈时。陈时毁家兴学的时候，全中国只有国立的北大和省立的山西大学、北洋大学。陈时一手打造的，却是一个综合性的私立大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复旦大学，陈望道——他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集大成者，复旦新闻系“好学力行”的系训便出自他口，他的伟大，绝不是一句“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可以概括得。
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陈序经——他自称“只是一个教书的”，然而如果没有他，就没有陈寅恪晚年那光耀万世的成就，也没有广东的学术文化。这份无量的功德，让它成为岭南，耀眼的明珠。
金陵大学、南京大学，陈裕光——“金陵大学师生以覆我之青天为誓，以照我之白日为誓，以
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北平沦陷，所有大学把日语列为必修，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惟有辅仁大学能够独树一帜，人称“学术抗日”。他对学生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四川大学，程天放——“程天放，这个人的资料可能不到多少吧”，四川大学一位老师告诉笔者。他的评价在海峡两岸截然相反，确实他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推广者，但另一面，他也为川大招来了不少大师。历史的迷雾仍在眼前，也许未来一天我们才会发现，真的往事并不如烟。
台湾大学，傅斯年——1919年5月4日，他是游行总指挥，第一个冲进赵家楼。他是“史料学派”创建者，让今天的史学界呐喊：“回到傅斯年！”台大钟每节课都响21下，因为这位校长说：“一天只有21个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多么哲学而又科学的方法呀！”一位同学感慨道。
东南大学，郭秉文——国民党“教育部长”张其昀离开大陆后回忆说：“民国10年左右，‘南高’与‘北大’并称，隐隐然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上两大支柱。”“南高”，便是易名东南大学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郭秉文，是它的缔造者，在清华之前可与北大并肩者，可能只有这个时代的东南大学。
暨南大学，何炳松——上海沦陷期间，在被称为“孤岛”的租界中，居然屹立着一所中国的国立大学，那便是国立暨南大学。1940年汪精卫就任伪职，上海各大学放假一天以示庆祝，惟有暨南大学书声依旧。校长何炳松的理由掷地有声：“曹汉不两立，忠奸不并存！”
湖南大学，胡庶华——三次出任湖南大学校长的他，由冶金专业出身，却以人文思想治校，号召“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据说建国后，我们邀请德国建钢铁厂，他们婉言谢绝：“中国不是有个胡庶华么？”
董桥“为什么不能为胡庶华先生立一座雕像？” 一位湖南大学网友如是说。
北京大学，蒋梦麟——他自称是北大“功狗”，解放后，我们很少再听到这个名字，然而他确是迄今为止北大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他任上，北大完成了从学运中心向学术中心的转
变。有人说“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压抑了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莫过于蒋梦麟。”
这话不无道理。
清华大学，蒋南翔——“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安静的书桌了！”，这句话便出自当时还是清华学生的蒋南翔之口，他是主政清华时间第二长的校长。在他主持清华的15年中，喊出了“又红又专”的教育口号。这一切，让他成为清华乃至全中国最具争议的大学校长。
复旦大学，李登辉——“台湾那个李登辉纯粹是侮辱这个名字。”一位同学说。
李登辉妻子早逝，他终生未再娶，每年夏天，他会把妻子的皮衣拿出晒晒，她生前衣物，无不完好。有朝一日，一定要去复旦“相辉堂”，这个以马相伯和李登辉命名的地方，可以勾起对历史的斑斑回忆。
安徽大学，刘文典——他可能是西南联大时期最受欢迎的老师，他的狂傲是庄周的遗风，他的潇洒让人感觉是诗仙复生。蒋介石来到安徽大学遭到冷遇，因为校长刘文典说了一句：“大学不是衙门。”
“今天的大学还能如此么？”
燕京大学，陆志韦——据说他在燕大做校长，有一年春节，一帮学生到他家拜年，见陆校长出来，领头的一声令下“拜年！跪！”十多个学生齐刷刷跪倒在地，陆志韦也一起跪下，大家哈哈大笑。
“拜年是出自真情实感，强求不来的。”
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罗家伦——他是清华的第一任校长，招来了蒋廷黻、冯友兰、萧公权等多位大师，使得清华成为和北大比肩的全国一流高校，然而他最终在“驱罗”运动中黯然离去。清华赶校长的传统，应该就从他开始吧。
复旦大学，马相伯——（1840-1939），从一场战争走到另一场战争，有的人碌碌无为，有的人留下无数丰碑，马相伯，便是后者，然而其中最为壮丽者，当属他变卖祖产，一手创建的复旦大学。
马相伯去世前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北京大学，马寅初——马寅初曾经说翦伯赞不爱运动，时，翦伯赞夫妇留下一句“实在交代不出来”服下过量的，而马寅初则坚持“绝不检讨”，直到后听到了平反的消息。这位每每自称“兄弟我”的老人，是如此硬朗的文人。
董桥曾经建议我们：“学学马寅初的硬朗。”
清华大学，梅贻琦——有人评价说，梅贻琦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他第一个指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本人可能算不上“学术”的大师，但他给清华缔造的，是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大师”。
厦门大学，萨本栋——抗日战争爆发后，厦大迁往长汀山区。没有电，一到夜晚学生老师只能靠油灯照明。电机工程出身的萨本栋把学校分给自己的汽车拆了，发动机改成发电机，亲自安装电路。复明一刻，全校欢呼，震天动地。
在厦门大学的四种精神中，以他为代表的自强精神，赫然在目。
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北平学生为抗议政府对日不抵抗，组织赴南京请愿，燕大宣布罢课。他在上海下船时，先问燕大学生是否来请愿了，得到“是”的答复才放心。“如果此次燕
京学生没有参加情愿，那说明我这些年来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他的遗愿是骨灰可以葬在燕大，可至今没有实现。
商务部高等实业学堂（即上海交大前身），唐文治——光绪进士，官至农工商部的代理部长，却急流勇退，弃官办学，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1937年后，双目失明的他，带领无锡国专千里内迁，此时他已年过七旬。1954年，唐文治病逝，历经三朝半个世纪，他始终是那个时代上海教育的象征。
武汉大学，王星拱——从樱顶往下看，武大这个全国最美大学尽收眼底。王星拱的铜像就立在这里，俯瞰他的武大。他继承蔡元培“学术自由”的理念，使得战火下的武大一跃成为与西南联大并肩的名校。王星拱死后，陈毅手书挽联，上写“一代完人”。
金陵女子大学，吴贻芳——谁是《联合国宪章》第一个签字的女性？她叫吴贻芳。解放后，她出任江苏教育厅厅长，从小缠了三寸金莲的她走遍江苏一千多所学校调查研究。据说她主持的金陵女大监考老师只负责发卷，随后便可离去，考生全凭自觉，几十年中从没有人作弊。
中央大学，吴有训——爆炸成功后，周总理请时任原子能所所长的吴有训讲话，他看到讲台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许多都是自己的学生，开口说道：“同学们！”随即意识到不对，马上改口，“同志们”。
“可他并没能直接参与研发，至于原因，不好说呀。”物理系的老先生如是说。
云南大学，熊庆来——杨振宁说过，他仅凭一人之力创建了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4所中国大学的数学系，堪称中国数学教育之父。1949年，一次会议期间，因为脑溢血导致右半身瘫痪，他毅然决然地改用左手写字，终生研究数学，至死不辍。
中山大学，许崇清——当时有人引用马克思的话“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来“整”教授，许崇清从家中取出德文的马克思原著，一字一句的翻译说这句话原意是“教育者同时被教育着”。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真理而不是政治服务的。”一位哲学系同学感叹道。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如果你听说过这个人，那应该是在阅读《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的时候。因为“大师”的作品，这个赶走刘和珍的校长就此被定性。1938年，因
为阻止日军掳掠女学生，两个日本兵向她开，并将她抛入河中，见她还在摇手，又补上两，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
南开大学，张伯苓——那年笔者到南开，伯苓楼附近没到他的雕像，问了好些同学，终在一处小花园见到老人的半身铜像。有人说，南开什么都没有，但有一张校长，他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
1951年，张伯苓病逝，身上只有几块钱用来乘车。他至死一贫如洗，但桃李天下，他也是最富有的人。
岭南大学，钟荣光——因对清政府不满，他中举后流连风月，30岁仍在吃喝嫖赌。可在投入岭南大学建设后，他走遍半个地球，为岭大募款。据说第二次募款时，旅居南美的华人一边招手，“钟先生，你又来了！”，一边解囊相助。
今天中山大学康乐园那美丽的红砖老楼，仍在默默诉说当年的艰辛。
武汉大学，周鲠生——武汉临近解放之时，白崇禧要求武大迁往桂林。周鲠生公开表态“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迁校”，这才留下武大的一片江山。可以说，周鲠生对于武大的意义，正
如梅贻琦之于清华，带来了富有个性的校格和大师，而这些恰恰是成就大学的关键。
清华大学，周诒春——笔者采访了两个清华的同学，对周诒春这名字，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由他确立，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也由他主持兴建。清华温源宁教授说：“他离职那天，对他领导下的教职员、他学生、他自己，全是悲哀的一天。”对他的遗忘，值得我们深思。
浙江大学，竺可桢——1974年2月6日，一个老人躺在病床上，颤抖地写到：“气温最高零下一度，最低零下七度，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第二天，老人逝世，他留下了800多万字的小册子，从1936年到1974年，没一天中断，共计38年37天。
“求是”，是他和他的大学，最美的追求。
中山大学，邹鲁——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西山会议的领袖让他成为反共的始作俑者；而执掌中山大学的9年间，他使中山大学从中等规模的普通高校变成国际知名的重点大学。也许他自己所作的一首诗最能反映他的艰辛：蓝缕荜路启山林，寸寸山村尽化金；树木树人兼树谷，规模远托百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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