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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渭南市黑杨村为例
文 / 杨晓丹·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硕士研究生 王庆军·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助 教
Logic Behind “Disorganization”:Re-reading on the House Form and Settlement Space in Village
——A Case Study of Heiyang Village in Weinan
摘要：伴随着城乡发展与建设逐渐聚焦乡村的趋势，解读与构建适应乡村传统的营造体系成为当下重点研究内容。文章以笔者家宅及所在乡村为例，引入阿摩斯·拉普卜特教授的“文化选择”理论，梳理了家宅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三次宅形变化，以及对应时期的村落公共空间演变，分析了生产方式、现代符号、集体心理等“社会文化因素”对乡村宅形及公共空间的影响，以及使用行为对空间形式的选择作用。由此，文章从以下四点阐释了对乡村宅形及聚落空间的再认知：（1）需求导向下的空间创造；（2）功能复合下的空间构成；（3）集体经营下的空间演变；（4）熟人网络下的聚落单元；希望清正以往对乡村空间的一些误读。
Analyzing and developing building system adapted to rural tradition have become important study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began focusing on villages. Based on theory of social-cultural choice, this paper took author’s home and the village it belonged to as study case. It has reviewed the three times of changing on the house form during 1980s to date, and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space in the village during same period, then analyzed the impact on the house form and public space from social-cultural factors including modes of production, modern symbol, herd mentality, and the effect on selection of space form under behavior in spa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and compared with some misreading on rural space, this paper has demonstrated four points as re-reading on house form and settlement space in vil-lage:(1)requirement oriented space-creating; (2)space composition under multiple functions; (3)evolution of space under collective management; (4)settlement unit based on acquaintance-network. Hopefully, this would help to rectify the misreading on rural space. Theory of social-cultural choice;House form;Re-reading on space; Rural settlement 关键词：文化选择理论；宅形；空间再认知；乡村聚落
1 引言
乡村，承载着农耕社会以来随生产、生活方式等时代变化而缓慢变迁的空间印记。已有乡村空间研究，关注对象多为官方评定或学界认可的传统古村落，以及在经济发展等方面突出的“明星村”[1-4]。然而在
我国浩如烟海的乡村中，所谓“古村”、“名村”占比极少，多数村落因缺乏特而成为“明星村”背后沉默的大多数，正如一直以来乡村之于城市。然而，每一个普通乡村都有其生长演变的内在机制与地方文化，不应以简单的价值标准将乡村本身区别对待。
乡村研究应立足乡村，以在地考察与生活体验为认知基础。20世纪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主张通过亲身的环境体验和田野调查，以他者的目光变客位为主位，以探寻传统聚落社会构成和运作功能[5]。早期一批致力于乡村研究的学者们（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等）[6-7]身体力行，在与村民的
资助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13BAJ10B08）
日常交往中理解乡村、研究乡村。如温铁军先生所言，农民是最懂农村问题的，只因其无法获取并建立话语权而被边缘化[8]。这种边缘化现象带来的可能恰恰是研究者对最基本问题的忽视。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选取笔者家宅及所在乡村为例，以理论研究者与生活体验者的双重身份介入，以“文化选择”理论为指导，力求从生活基本事实中发现并解释居民选择对空间形式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几点有关乡村宅形与聚落空间的再认知。2理论阐释
“文化选择”理论由阿摩斯·拉普卜特教授在《宅形与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9]。该理论将气候、技术、材料等物理条件综合作为影响宅形的次要因素，将人的文化选择作为首要因素。从选择角度看，适用于同一地域物理环境的宅形不止一类，人的文化选择即
是对物理条件约束下的宅形选项进行最终筛选。筛选的原则与选择主体的生产生活背景、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等社会属性紧密相关。这种以人类学、文化地理学视野展开的空间研究是有益且必要的。早在战国时期，楚人的居住选址及宅形设计已经超越对物理环境的追求，而侧重对吉凶避让的考虑[10]。南太平洋一些村落纵使贫穷，却建有平坦宽阔的仪道与华丽高大的仪式性房屋[11]。可见，以人为主体的文化选择对于空间的形成与演进具有普遍且恒常的影响作用，且越是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发展缓慢的乡土社会，影响更深刻。3实例分析3.1研究对象
笔者所在乡村“黑杨村”位于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官道镇，周围无天然山水，地势宽阔平坦。全村约60户，农业种植、家畜蓄养、外出打工为村民主要经济来源。总体上，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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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营造村经济发展缓慢而平稳，人口流动较小，是关中平原众多普通村庄的缩影。
村落由一条外向型的南北向村道分为东村、西村两大部分，东村、西村内部各自沿两条东西向村道成鱼骨式布局，住宅多为单层砖混式平房（图1）。笔者家宅位于西村中段偏西，村道以北（图2）。过去二十余年间，由于生产活动、经济水平等的改变，村庄宅形及公共活动空间发生了几次明显改变。下面以家宅为代表，展开对黑杨村宅形演变的剖析，
表1.1980s-2015家宅宅形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并对相应时期下家宅所在西村的公共活动空间变迁进行总结。3.2家宅演变及分析
自上世纪80年代至2002年的三次改扩建中，家宅在形式、材料及使用上发生了三次改变，计划于2015年实施的最新改造方案又将为其带来第四次变化。（1）第一次改建诉求来自父亲成家带来的人员构成
变化，原有的“父母 + 一儿三女”结构转变为“父
1.陕西省渭南市黑杨村图2丨笔者家宅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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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西村公共活动内容及空间变迁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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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 儿子儿媳 + 三女”。该诉求是以往乡村住宅改、扩建的主要原因。然而选择何种形式并非该诉求完全决定。本次改建最终在原有一层前屋上加建一层，屋顶沿用双坡瓦面形式。墙体材料摒弃了老房子的夯土墙，转而选择砖材，一方面出于土墙淋雨塌陷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是对“土”所代表的“老旧、土气”等标签的摆脱。确立二层楼房形式的原因，除了满足空间需求外，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所代表的美好生活的符号向往。
（2）90年代至2000年左右，由于家中三位女儿的陆续出嫁，第一次加建的二层楼房逐渐被空置，功能上改为粮食及杂物储藏。这一变化未涉及宅形改变，但反映了家庭成员对楼梯的不适应。将代表着美好生活的二楼作为储物间，是在权衡使用方便性与文化符号性之后所做的选择。
（3）2002年的住宅改建规模相对较大，宅
月光下的村庄形变化明显。此次改建的主要动因包括周围住宅更新带来的对比、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为子女彰显“门面”的心理。本次最大的宅形改变在于“坡改平”，原有两层楼房被完全拆除，代之以平顶单层住宅，材料上选用砖墙墙体加瓷砖贴面。“平屋顶”的选择主要出于对的现代城市符号的模仿，同时也受周围已有平
屋顶改建的集体影响。类似地，选用瓷砖贴面也是受到城市符号的引导和周边集体效应的驱动。当然，彼时的平屋顶也有一定的功能考虑，即作为农忙时的晒场，这是将城市文化符号与乡村实际需求相结合的选择。
（4）2014年7月，关于家宅的最新改造计划正式提出。此次主要针对前屋的屋顶改造和后屋的内部格局重布。首先，在前屋的平屋顶上以简易石棉瓦搭建双坡屋顶，即“平加坡”。因为平屋顶下的卧室冬冷夏热，几乎完全依靠空调调节室温，生活成本急剧增加。其次，在保留后屋整体框架的基础上，将原有大厅分隔出两间卧室及独立卫生间，这是目前乡村居民所谓的“单元房”模式（图3）。该模式近几年流行于周边乡村，是一种代表“现代城市生活”的文化符号。
3.3村落公共空间变迁及分析
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逐渐转变，村落公共活动内容及空间形式也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既与村民活动及观念转变有关，又与不同时期的宅形变化有关。
（1）早期的核心公共活动空间以桥头老槐树为中心，桥两侧的石墩坐凳为边界。这里曾是村民茶余饭后的聚集点，也是村内各大“新闻”的集散地。其次，村道及其两侧的住宅前院、农田及晒场组成了次要公共空间。该时期住宅基本遵循统一后退距离，前院作为半公共空间，承载着村民迎友接客、日常“串门”等活动。
（2）90年代起，由于村民逐渐开始自宅的改扩建，个别住户将实体建筑向前院扩建，出现了沿村道两侧边界参差的形态。此时的公共活动空间逐渐转向村支书、杨某等几家声望较好的住户前院，以此向村道辐射形成的模糊空间成为村民日常买菜交流的场所。（3）时至2000年左右，村民住宅进行了大量改扩建，平面边界更加参差不齐。得益于农业生产机械化，村民不再依赖前院作为必需的晒场空间，因此除了将住宅扩张至前院，又在剩余用地中划分出菜圃。此时，以各家菜圃为平台的前院成为临近住户的半公共交流空间。公共活动空间仍为上述几户家庭的前院及室内客厅，活动内容以家长里短转向麻将娱乐等。
（4）自2012年左右，受城市、网络等影响，村民公共活动内容迅速转向室内麻将、院内广场舞等。此时的公共活动空间迁至装有网络及WiFi共享的住户家中。村道及菜圃作为交往空间的角逐渐淡化，仅为村民的临时交流场所。
4对乡村宅形及聚落空间的再认知
黑杨村宅形与公共空间的演进历程，虽不足以代表我国乡村的全貌，但对于关中地区的乡村空间认知具有一定的典型作用。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四点对乡村宅形及聚落空间演进的再
认知，希望清正以往的一些偏见和误解。
4.1 需求导向下的空间创造
乡村宅形及聚落空间的创造与更替源自村民主体的综合需求，对不同空间形式的扬弃随着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基本物质需求、文化价值判断以及空间使用习惯的变化而变化。赖特关于风土建筑有言：风土的建筑应需而生, 因地而建, 那里的人们最清楚如何以‘此地人’的感受获得宜居[12]。乡村住宅的确应
需而生，但此处的“需”除了刚性的空间需图3丨“单元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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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外，也包括符号追求与效仿等心理需求。“此地人的感受”也同样包含身体的物理感受与心理的文化感受。无论物理的还是心理的需求，都是民居产生多样丰富空间的创造源，需求不止则空间不竭。
在以往对乡村空间的认识中，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忽视了空间产生与演变的需求逻辑，将乡村建设视为村民武断决策下的随意改造与无序扩张；或将这种需求简单归结于纯粹物理需求，忽视了村民在文化上的显性需求（如对符号的模仿）与隐性习惯（如空间使用行为）。
4.2 功能复合下的空间构成
乡村聚落由生产空间（农田、菜圃等）、生活空间（住宅、街道等）、生态空间（农田、水渠等）混合组成，各类空间有所叠合。生产空间往往成为公共生活的部分载体（如农忙时的晒场），生活空间也嵌套着少量生产活动（如菜圃），生态空间多兼有生产功能（如兼具调节洪涝与灌溉功能的水渠）。复合型空间为村民日常交往提供了多种机会，也造就了乡村琐碎而多样的生活场景。
以往从城市功能分区角度出发，对乡村空间分区不明、功能混乱的误读，正是源于对乡村复合空间特征的认识缺陷。这种功能复合的空间构成特征，是顺应乡村生产生活需求形成的。功能复合并不意味着空
间无序。乡村空间的功能复合主要沿时间线（如农闲与农忙）、行动线（如生活线与生产线）展开，应需、因时而变。一些饱受诟病的空间混合，实则是村民基于生活经验对空间的智慧利用。
4.3集体经营下的空间演变
乡村宅形及聚落空间演变来自使用个体(亦是建造个体)基于自我需求逻辑做出的系列选择，个体背后是集体的支撑与制约，表现在个体带动体的效仿与体对个体的约束。黑杨村宅形经历的“坡改平”、“平加坡”等过程，正是个体带动体产生的空间效仿。这一集体行为反映了公共价值在乡村空间演
进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约束来自以宅
基地为表现形式的地籍制度。宅基边界限定
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空间利益
关系。一户进行自宅改建时，无论在剖面上
的高差还是平面上的进退处理，都要与相邻
住户基本持平，因为这不仅影响场地排水与
室内环境，更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这种平
等关系一旦被打破，侵占利益一方就要受到
来自集体的舆论谴责与疏离。
可见，以往认为乡村营造散漫、无约束、缺乏
管理的言论有失偏颇。即使在一些没有明确村
规乡约的聚落中，人们的集体道德取向、舆论
约束也足以维持秩序，甚至高于明令条例。
4.4熟人网络下的聚落单元
一般而言，乡村聚落单元的空间范围与熟人
网络的核心辐射范围基本对应，因此，自然
生长的乡村大多是基于熟人网络下的小规模
聚落单元。
“熟人社会”作为乡村聚落的显著社会特征，
是维系日常生活、村民互助营建的重要前提。
这种熟人网络的形成不仅依赖于宗族血缘与
世居地缘，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乡村聚落规
模的“小”之特征。小规模的乡村单元使村
民对整体空间具有全景式认知与掌握，空间
的可交往、可识别恰恰是获得安全感与归属
感的重要特质。
以笔者在黑杨村的生活体验来看，村民维系
日常交往的核心空间范围约为2.5-3ha，覆
盖人口规模约40-50户；一般空间范围约
4.5-
5.5ha，覆盖人口规模约60-70户；村
庄现状规模介于以上二者之间。可见，小规
模单元是维系日常交往的重要前提，单纯从
功能、效率等角度批判乡村单元低效似乎并
不可取。
5结语
乡村聚落源于人们对真实生活及地域环境的
智慧回应与集体经营。每一个普通村庄都有
一套符合自身发展的生活逻辑，都值得深入
剖析与解读。城市正在进步，乡村也需前行，
我国几十万乡村的空间演进与营造策略仍待
探索，在规划转型、城乡共治的今天，我们
任重而道远。
致谢：感谢陈晓键教授、崔陇鹏老师对本文
的指导！
注：文中图表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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