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为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提出的中国文学“走出去”带来启示，也为中国翻译研究现代化带来契机。莫言小说不同语种的译本在文学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中，莫言小说的英译本在世界文学界影响最大，其他语种的许多译本都是由英译本转译的。事实上，他的英译者葛浩文，不仅对莫言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还向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推荐莫言。可以说，莫言的获奖离不开葛浩文多年来对莫言小说的翻译和推广，他也因此被媒体称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
在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小说顺利进入到世界文学领域并使中国文学成功地“走出去”的过程中，国内翻译界的学者也意识到译作要符合目标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和读者欣赏标准，源于国家的文学作品才能够真正融入目标语国家，丰富目标语国家的文学宝库。在葛浩文翻译莫言小说进入世界文学领域和中国文学成功“走出去”的过程中，国内翻译领域的学者也意识到翻译必须符合目标国的语言习惯、标准，文化环境和读者欣赏标准，由此，源语言的文学作品才能真正地融入目标语国家，为目标语言国家的文学发展添砖加瓦。
1 文献综述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作品便引起了世界性的反响，开始出现了一股强有力的“莫言热”。之后莫言的其他著名小说也获得了关注，2008年，美国著名学者Paola·Lovene发表的Fast forward：the iscourse of avant-grade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documentary film,1956-2004，第二章对莫言进行了具有代表性的解读，其中重点分析了莫言的《酒国》，他论证了《酒国》这部小说中的自反性叙述，认为叙述的嵌入式结构正是“文学是一种沉溺的形式”的体现(Lovene，2008:180)。在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莫言的作品进行研究。早期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在1985年发表在中国作家期刊上，并一举成名，从这以后，学术界便开始了对莫言小说作品的一系列研究。随后莫言又陆续出版了不同类型的小说，包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对其作品进行了关注和研究，主要研究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层面：一是，乡土文化的研究，由于莫言作品中大部分主要是关于一些乡土文化，因此一些学者主要是研讨莫言此类作品中体现的“故乡”“大地”“母亲”意象，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去深入挖掘这些意象对莫言价值观的塑造。二是，小说的写作风格。由于莫言受到西方一些作家写作手法的影响，因此其作品风格也体现了一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彩，比如董国俊的《莫言小说的虚幻现实主义》(董国俊，2014),探讨了莫言人物塑造和叙事
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莫言小说的虚幻现实主义的美学特征是什么。
莫言获奖葛浩文在莫言作品英译中的研究成果很多；研究领域也很丰富。同时，莫言的作品与世界上其他所有伟大作家的作品一样，表现出许多关于政治，文化、社会，道德和哲学的重要观点。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国家语言，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2 文化转向的历史背景
文化转向的概念最早是由国际著名翻译理论家玛丽·斯奈尔·霍恩比(Mary Snell Hornby)提出的，她以此来描述这种把翻译看成是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转变。文化转向涉及历史上对翻译标准的讨论、翻译过程中权力的运作、思想意识的干预、译者的操纵等等以前并未被意识到的重要问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翻译研究者之前的狭窄视野得到了扩宽，权力话语、思想意识、诗学及赞助者等因素备受重视。莫言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标志着国际翻译研究发展潮流的文化转向必定对莫言小说翻译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大趋势之下，这股浪潮把文化因素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翻译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在历史上以语言学派为主导所进行的翻译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沟通做了很大的贡献，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因此，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不会取代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文化翻译理论只是对传统翻译观的丰富和深化，给传统翻译观带来的是“冲击”，而不是取代、更不是推翻传统翻译观(曾文雄,2006)。中国译介学创始人谢天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比较文学视域下对翻译研究进行持续不断的关注，对“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一观点的介绍和阐释以及对翻译文学归属问题的讨论，推进了翻译研究在中国的“文化转向”，使中国传统翻译研究顺应了国际翻译研究的潮流，实现了现代化转向。
3 葛浩文的文化翻译策略
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翻译策略，主要体现在对原作韵律特点、对原作文化内涵以及对原作修辞风格的处理。其中无论是对于翻译《檀香刑》的首要难题—书名的翻译，还是对其内容中出现的猫腔片段、韵体散文、俗语以及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葛浩文主要采取了改写、省略、添加、替代、重复、零翻译、归化和异化等等翻译策略，以下将举例着重说明改写和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
3.1 改写
质疑葛氏译作忠诚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翻译中的改写现象。改写是葛浩文小说翻译中常用的翻译策略，词汇层面的改写比比皆是。
例1：大老爷，俺豁出去一个比苏州府的绸缎还要滑溜,比关东糖瓜还要甜蜜的身子尽着您耍风流，让您得了多少次道，让您成了多少次仙……(莫言，《檀香刑》，2001)
Magistrate,I presented you with a body silkier than the finest Suzhou satin and sweeter than Cantonese sugar melon,all for your dissolute pleasure;now,after all the pampering and the voyages into an erotic fairyland……(Goldblatt,《檀香刑》，2012)
“得道”和“成仙”很难翻译出与英语文化中对等的含义，因此，在不改变整体意境和含义的情况下，葛浩文将它们改译为“纵容”(pampering)，更容易让目标语国家的读者理解。
3.2 归化与异化
葛浩文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为了既能最大程度地吸引目标与国家读者的兴趣又能展示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他不得不在某些地方采用了归化或异化翻译策略。
例3:那天夜里，俺心里有事，睡不着，在炕上翻来覆去烙大饼。(莫言，《檀香刑》，2001)
My thought kept me awake that night,as I tossed and turned on the brick kang,like flipping fried bread.(Goldblatt，2012)
其中葛浩文对中国东北特有事物“炕”的异化翻译方式有助于目标与国家的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当然，葛浩文之所以采取异化翻译的原因在于英语文化当中并没有“炕”这种表达方式。在西方饮食文化当中也并不存在的“大饼”这种食物，葛浩文则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大饼”翻译成“面包”。通过运用这种翻译策略，葛浩文就成功地化解了不同文化中的语言差异，使译文显得更加自然和流畅。当然，在异化不能准确传达原文内涵时，归化翻译也就成为必要的翻译手段，以使其译作更加贴近目的语读者，具体的例子就不在此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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