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卷第3期No.3Vol.42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Ningxia Normal University
2021年3月
——论莫言小说集《晚熟的人》
陈进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基础部，安徽合肥230031)
摘要：莫言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中的小说在整体风格上具有统一性。在故乡叙事里，莫言实现了从传奇到现实、从在乡到还乡的转向，在现实和往事的交织中审视故乡，塑造了当下乡土世界更加丰富、饱满而真实的人物形象。“晚熟”在小说集中具有三层意蕴，既是后来居上的生命成长，也是对“早熟”文化意义的反省与批判，更是作者对自己创作摆脱成规、求新求变的期待。面对乡土世界，《晚熟的人》以细节绵密
、无关宏旨的日常生活展开，以民间伦理和抽象的“晚熟”来进行价值判断，反映出莫言企及真实现实的探索和追求理想的寄托。
关键词：莫言；还乡；晚熟；早熟；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331(2021)03-0018-05收稿日期：2020-12-19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2020CX201)。
作者简介：陈进(1983—)，安徽安庆人，文学硕士，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基础部教师。
自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没有新作出版问世，不由让人想起“诺奖魔咒”这个概念。“诺奖魔咒”指的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一些作家会陷入一段时间的停滞或者无法超越自己的困境。这大概是一种规律性的概括，但也是一个不太严谨的概念。很多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都是高龄，如哈罗德-品特获奖时75岁、多丽丝•莱辛获奖时88岁，成就已经定型，“魔咒”之说有些牵强。莫言获奖时才57岁，对于作家而言，正当盛年。揣摩莫言获奖后的心态，尽管我们说，优秀作家在鲜花簇拥、舆论热捧、市场邀约面前要保持定力，但面对前无古人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得主这一荣耀，完全不受影响也是平常人做不到的。而且，面对盛名，作者的自我期许也会迅速拉高，创作上不敢轻易出手。伏尔泰曾经说过，“最好是好的敌人”。过高的期许会成为一种心理障碍。莫言将拿出什么样的作品，作品里有怎样的变与不变，俨然成为—种悬念。
2020年8月，莫言的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出版，书中收录了他在2010年、2017年、2020年创作的12篇短篇小说，尽管最早与最晚的作品，中间相差了十年，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整本书的气息是没有断掉的，视角基本上是统一的，尽管有些作品完成得比较早，但读起来还是能够一以贯之，并不像一个作家在两个时期写的两种作品”⑴。这也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这部小说集提供了可能。解读这部获奖后首次出版的作品，可以让我们洞悉莫言创作的新面向与新可能。
一、故乡叙事的两个转向
莫言曾经说过:“作家写故乡这就是一种命定的东西，每一个写作者都无法回避的。”］莫言的小说离不开故乡，故乡成为他创作素材的“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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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高密东北乡互相成就，如同沈从文与湘西、福克纳与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与马贡多。在新文学传统中，作家对故乡的叙事大多持两种态度，“农耕文明的陋习使得城市文明对他们鄙夷不屑，而城市文明的狰狞可怖又衬托出了农耕文明的善良质朴”[3]。最著名的例子便是鲁迅与沈从文。前者以侨寓城市的知识分子视角，借助“还乡模式”，极力批判乡土的颓败、愚昧和麻木；后者在城市中却以“乡下人”自居，讽刺城市人的虚伪和阉寺性，反衬出乡土的淳朴与诗意。而在莫言那里，对故乡的情感则复杂很多。他怀乡，他曾说:“这个地方跟你血肉相连，做梦都梦到熟悉的环境”⑷；他怨乡，他曾说:“十五年前，当我
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5]在1985年4月发表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中，他还对故乡表达出一种内疚与赎罪的情感。莫言与故乡的关系及情感是丰富驳杂、动态变化的。在《晚熟的人》中，莫言在故乡叙事上又悄然完成了两个转向。
从传奇到现实的转向。莫言之前的故乡叙事充满了传奇彩，高密东北乡的野性、率真、魔幻、血腥在《红高粱家族》《檀香刑》中淋漓尽致地彰显。他借鉴福克纳、蒲松龄式的想象，创设了亦真亦幻，现实与历史、民间故事交融的故乡，“幻觉现实主义”成为对其故乡叙事最具共识的概括。传奇的另一层含义，是指莫言的叙事技法。自称“讲故事的人”的莫言，一直擅长向通俗小说传统中的“传奇”借法，“人不奇不传，事不奇不传；其人其事俱奇，无奇文以演说之亦不传”⑷，《红高粱家族》里的土匪抗日，《生死疲劳》里的六道轮回，《酒国》里的婴儿盛宴，在精英文学谱系里无源可溯。实际上，莫言多数时候是在用通俗文学的手法，表达先锋文学的内涵和精英意识。在《晚熟的人》中，这种传奇性荡然无存。小说集中的每个人都是市井凡夫俗子，所为之事又都是日常生活之事。整本小说集向现实的转向是很明显的。莫言收敛了他瑰丽奇特的想象与油画泼墨般的叙事，转用工笔式的风格对故乡的人事进行了现实性的白描。《晚熟的人》中的蒋二，凭借敏锐的嗅觉和世俗的机智，在市场经济中大获成功，仿佛是余华《兄弟》里的草莽英雄李光头。但在小说结尾，因为非法用地，蒋二哭诉擂台和滚地龙拳展览馆被推土机摧毁，这显然不同于李光头无往不胜的形象。这也显然不是余华《兄弟》里的浪漫主义风格与狂欢
化叙事。莫言曾经提出过“盯着人写”的创作观，就是“尽量地要让情节服从人物，要让你所有的描写都服从塑造人物的需要。要把写人和塑造典型人物作为写小说的第一个任务，最重要的任务”[7]。传奇叙事里情节构造的相对自由，现实写作的情节则受限于种种外部客观因素和现实逻辑，在人物塑造上的难度更高，莫言凭借高超的文体意识和写作技巧，来突破客观现实对塑造人物的桎梏。《贼指花》运用互文与复调手法，在作者叙述和人物创作的小说之间对话，多角度审视人物。《左镰》《红唇绿嘴》等小说又在往事回忆和当下现实之间闪回，让人物更加丰满立体。相对于传奇叙事，现实叙事是一种更有难度的写作，让莫言有机会展示更高明的小说处理能力。
从在乡到还乡的转向。在之前的小说中，莫言选择了一种故乡在场的角度，借“我爷爷”之口向世人言说高密东北乡的历史、民间与往事。而在《晚熟的人》中，莫言的叙事视角产生了转变，选择了新文学中经典的“还乡”模式。在乡是为了证明传奇的真实性，还乡是为了审视现实的客观性。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还乡比在乡更能拉开距离，更能洞察出故乡新变所在。小说集中的“我”带有自传性质，在获得重要文学奖项、名满天下之后，重新返回故乡，在当下与往事的穿插中审视着陌生的故乡。“故乡”从来不是一个静态的所在，尤其在21世纪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故乡”已经完全不是传统“乡土中国”的景观、风味与内涵了。“中国乡土小说创作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急遽转型中的乡土中国逸出了乡土作家们既有的’乡土经验'模式，曾经熟悉的乡村逐渐变得陌生起来。”⑻这也是莫言向现实转向之后必然产生的问题意识，他需要呈现一个当下的、有别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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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历史的、正在进行中的高密东北乡。和鲁迅“还乡”的知识分子俯瞰民间的视角不同，莫言的这番“还乡”选取了民间视角。陈思和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中关于老舍的章节中，讲到有篇博士论文“谈及鲁迅写乡村世界，所有小说里的人物都活动在一些公众场合，如河边、场上、街上，他从来没有进入农民家庭……这不像写普通农民的家庭，鲁迅是站在公众场合看农民生活”⑼，并且认为像鲁迅那样的作家，是间接了解农民生活的，他们的民间叙述是“给知识分子的启蒙观念做注脚”的，并不是真实展示。在《晚熟的人》的“还乡”里，莫言的审视尽可能地采取了民间本位视角，他的出身本来也就是农民，在和父亲的对话中，在和村民的交流中，在亲历的回忆之中展开叙事，以探求“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小说集中，他对人事的评判、反思依然建立在民间伦理基础之上。他自己认为，要“丢掉知识分子的立场，要你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10]。这也为我们理解今天的农村农民提供了更加鲜活、多维的角度。在《左镰》中，田奎因为砸泥巴羞辱傻子，被父亲砍去右手，这种“一报还一报”的民间惩戒，虽然违背法治精神，却彰显了农民的朴素和人性力量。《诗人金希普》叙写伪文人的奔波游走、欺世盗名，在主人公冠冕堂皇的文学自白和现实行为的矛盾之间，莫言给予了这类漂浮的人物以辛辣的嘲讽。
《晚熟的人》中的还乡叙事是在现实和往事的交织中展开的，在几十年的时间跨度里书写人与事，这也让他对人物的刻画、人性的审视充满了纵深感。小说集中的人物既有新潮，也有老派；既有时尚，也有传统，但没有太强烈的“当下感”。何为乡土世界的“当下人物”，这也是一个众说纷纭、难有定论的话题，
是包工头、拆迁户、暴发户、土味网红？相比于媒介制造的这些标签人物，莫言笔下的“当下人物”可能更加丰富、饱满而真实。
二、晚熟象征的三层意蕴
小说集取名“晚熟的人”，直接来源是所辑短篇小说《晚熟的人》。主人公蒋二早年被村民们视作傻瓜，后来他借助“我”获奖的影响力，对家乡进行文化开发而成功发财，精明的商业头脑一展无遗，摇身一变而成为“蒋天下”。所以，“事实证明，他是村里最精明的人。他前些年是装傻，因为装傻，在未免除农业税和各级提留之前，他一分钱也没交过。”对此，他自己的解释是：“大哥们都说我装傻，其实我不是装傻，我们老蒋家的人有个特点，那就是：晚熟!”对于晚熟，他的理解是“当别人聪明伶俐时，我们又傻又呆；当别人心机用尽渐入颓境时，我们恰好灵魂出窍，过目不忘、过目成诵，昏眼变明目，秃头生毛，我就是一个例子。”“晚熟”在这里，借用了乡村形容农作物与牲畜的生长规律的惯用语，指向了后来居上、后发制人、大器晚成的人生况味，在今天的大众语境中，又有“心灵鸡汤”的励志意义。小说的结尾，蒋二陷入困境，以哭腔向“我”求救，“我”的答复是：“继续晚熟吧。”表面意思是，因为晚熟，所以成功，又因为晚熟不到位，所以目前受挫，因而还需要进一步晚熟。不过，晚熟也是已熟，已熟又如何再晚熟？这显然是单纯的修辞技巧，或者，“晚熟”在这里已突破了语法规范，成为一种价值理念。
在中国历史上，“大器晚成”是品藻人物非常高的评语，能承担起这个词语的恐怕也只有姜子牙、曾国藩
等寥寥数人，莫言用以评价蒋二这样的普通商人，显然有些过头。从生命成长的角度来看，《左镰》里的田奎也比蒋二更接近“晚熟”的人生意义。被父亲惩罚剁掉右手后，田奎性格也由从前的顽劣张扬走向沉稳内敛、无所畏惧，一直独自活动在树林里，像是成长的面壁与破壁，和被锻打的左镰仿佛异质同构，“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11]直到小说结尾，媒婆给他介绍寡妇欢子时问：“人们都说欢子是克夫命，没人敢要她了。你敢不敢要啊?”田奎斩钉截铁的一声“敢!”这既是芥蒂的冰释，也是“晚熟”的硕果，更是自我的救赎。
不过，作为小说集名的“晚熟的人”，应该有统摄全书的象征意义和精神价值。统观全书12篇小说，田奎这种充满生命力的形象并不多，就连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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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这种明显后来居上的人物也不出第二个来。所以，“晚熟”应该还有其他意蕴。
从文化意义上来看，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提出“文化早熟”“理性早启”的概念，作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西洋文化是从身转到心的，而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出发”的论断，并由此指出“文化早熟后之中国”产生了“由此遂无科学”“长于理性短于理智”“陷于盘旋不进”“中国文化五大病（即幼稚、老衰、不落实、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暧昧而不明朗等问题。梁漱溟先生的观点和推断是在1949年6月之前提出的，已经无法对当代文化进行整体和准确的定性，但是，溯源传统、寻根探因，作为一种文化
哲学研究方法却方兴未艾。“早熟”所产生的征候也远不止梁漱溟先生提出的那些，它甚至对各种征候都有足够的包容性，因此可以成为反思文化深层结构、人性深处缺陷的有效切入点。
“晚熟”对应的是“早熟”。当莫言将“晚熟”当作小说集名时，显然有种文化批判与理想寄托的意图。小说集《晚熟的人》中，多数人物却是有着种种缺陷的“早熟的人”。《等待摩西》里，其貌不扬、家境一般的柳卫东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为东北乡首富柳总，却又因欠下巨额债务而抛妻弃女、远走他乡三十多年，生死不明。一生命运浮沉，不由自己做主，甚至对家庭、亲情都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倒是他的妻子马秀美，既能在他贫困时相依相伴，又能在他落魄消失后等待守候，有种隐忍、坚守、奉献的宝贵品质。《表弟宁赛叶》全篇通过表弟和“我”的对话，将表弟志大才疏、坑蒙拐骗、怨天尤人的形象和主要生平展示出来。莫言试图将人物的虚伪、虚荣、奸诈、猥琐、懦弱、幼稚等都纳入“早熟”范畴中进行批判、讽刺、反省。哈贝马斯认为:“批判的特点在于它有两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分析或意识形态批判，来消解无法用话语兑现的有效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它能够把传统中的语义学潜能释放出来。”[13]“晚熟”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与人生状态，在莫言笔下并没有通过具体的人物形象或者议论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对一系列“早熟”像的批判而释放出来。小说集中，“晚熟”作为拥有无限语义学潜能的词语，已经无法直接定义和描述，而是经由无数反面的批判投射出一个丰富混沌、纷繁芜杂的象面。这是莫言表现作品主题的高明之处。还乡的深层心理动因是寻根，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14]，而“早熟”像的出现，使这种寻根寻而不得，这种亲近本源无法实现，但莫言依然标树起“晚熟”的价值导向与追求，这和鲁迅的“反抗绝望”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判断何为“早熟”，也就意味着判断何为“晚熟”，莫言的标准是人性和民间伦理。《地主的眼神》中，童年的“我”按照当时的政治立场，对老地主孙敬贤进行了作文批判，由此获得学校的认可，却给对方造成了伤害，为此“我”一直心怀内疚。但孙敬贤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时装病，又妄想喝儿媳妇的奶水治胃病。改革开放之后，孙敬贤的儿子孙双库发家致富，成为农场主，给孙敬贤举办了一场“耀武扬威的葬礼”，“用这种方式狠狠地打那些当年曾经欺负过他父亲的人的脸”。“我也知道，这个孙敬贤的确不是一个好人。这其实跟他的地主身份没有关系”。《斗士》里的方明德和武功，一个是“”时的村支书，称霸乡里；一个是睚眦必报的弱者，自甘命贱却又喜与人斗、暗地使坏，让“斗士”有了反讽的意味。对两个人物的评判完全站在民间立场，以人性尺度绳之。张志忠先生曾经认为，“莫言的作品中带有浓重的农民本位的意识，表现出农民的价值观和历史观，”[15]“把建立在理想的高度上进行的革命移植到生活的土壤上展开”[16]。超越政治、立足民间、直面人性的评判，让“晚熟”的文化含义有着更绵恒持久的价值。
第三层意蕴是莫言自己说出的。他认为，“晚熟”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从文学的角度来讲，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过早地成熟了、定型了，那么他的艺术创作之路也就走到了终点，所以作家都不希望自己过早定型、过早成熟J"在小说集《晚熟的人》中，我们看到莫言无论是在文体形式，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自觉求新、求变、求突破，这也是对这层“晚熟”意蕴的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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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从小说的语言来看,《晚熟的人》既没有莫言早期在《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里的节制与诗意，也不见他在写《丰乳肥臀》《蛙》《生死疲劳》时的汪洋恣肆、泥沙俱下，而是呈现出一种朴拙、冲淡之感。有人认为这是莫言在焦虑之中的失语，或者江郎才尽。其实不然，朴拙、冲淡是绚烂之极、复归平淡的美学化境。对莫言这种段位的作家作品的评判，不宜单纯局限于一部作品，而应该将作品放入他整个创作生涯，甚至现代文学的流变中进行考量。经历过大起大伏的人生，问鼎过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者能够有意进行叙述转型，像“庾信文章老更成”那样，去追求中国传统美学的更高境界，而不是在获奖得到国际认可之后，转而去迎合西方的审美标准，这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精神。在现当代文学里，对作家最高的评价是文体家。《晚熟的人》不但在语言上已臻“人书俱老”之境，而且一篇一个形式、一篇一个结构，显示了莫言在文体创新上的极高水平。
还乡叙事寓意着对“现代性”的理解、想象、反思与焦虑，也折射出还乡者的文化选择与身份认同。中国乡土世界正在经历着复杂深刻的变化，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伦理精神正在逐渐瓦解与重建。不但革命、战争等宏大主题消隐，电子媒介的仿真也替代了真实的现实，并弱化了想象。乡土世界成为既被遮蔽，也被祛魅的空间。当莫言在《晚熟的人》中选择现实转向，以细节、绵密、无关宏旨的日常生活展开，以民间伦理和抽象的“晚熟”来打量，或许是企及真实现实的另一种探索，和追求理想的另一种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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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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