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与伍尔夫意识流小说之比较
[内容摘要]
意识流既不是小说流派，也不是理论流派，而是一种艺术手法或叙述方式。西方意识流文学是20实际一个重要的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它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伍尔夫被认为是意识流的重要代表作家，王蒙在20世纪70年代的几篇新作曾被称为“中国的意识流小说”。两者在艺术手法的选择上确有不谋而合之处，但在创作背景、思想价值取向、叙述策略、内部结构存在明显不同。
[关键词]王蒙伍尔夫意识流小说
“意识流”的概念最早是美国心理学家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威廉·詹姆斯在其著作《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所使用的一个词组。他认为人的意识活动不是以各部分互不相关的零散方法进行的，而是一种流，是以“思想流”、“主观生活之流”和“意识流”的方法进行的。小说中的意识流，是指小说叙事过程对于人物持续流动的意识过程的模仿。具体说来，也就是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结构中心，围绕人物表面看来似乎是随机产生，且逻辑松散的意识中心，将人物的观察、回忆、联想的全部场景与人物的感觉、思想、情绪、愿望等，交织叠合在一起加以展示，以“原样”准确地描摹人物的意识流动过程。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原则强调感性，反映直觉，充分揭示西方的现代意识。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西方文学思潮的直接催化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是西方思潮真正能产生影响，却是由于中国本土文化的作用，即中国文化的需求与传统的制约。卢卡契说过:“事实上，任何一个真正深刻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的，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个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文学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在的解放。”【1】用这句话来说明西方意识流小说在中国产生影响的过程最为恰当。伍尔夫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流派的重要代表作家，王蒙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几篇新作曾被称为“中国的意识流小说”。两者的小说在艺术手法的选择上确有不谋而合之处，但在创作背景、思想价值取向、叙述策略、内部结构等方面存有显豁的不同。
伍尔夫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流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和意识流小说理论的阐述者，其创作背景、理念和手法等与该派作家大同小异，其著作能大体反映该派小说的创作特。王蒙，因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篇“集束”式小说的问世，一时引起中国文坛的轰动，带来了1980年8月“王蒙创作讨论会”的召开。对其变革小说众说纷纭，终无一致之见。当时，其新作曾被称为“中国的意识流小说”，此冠名虽未得以公允，但运用西方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技法确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后来洪子诚先生严谨而客观地说，他“运用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方法”。【2】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在艺术手法的选择上存有一致性，但在创作背景、思想价值取向、叙述策略、内部结构等方面却同中存异，两者存在事实联系与价值关系上的可比性，并且在比较中能引发我们对意识流小说的再思考。
一、王蒙与伍尔夫意识流小说手法之同
王蒙的小说之所以在80年代被称为意识流小说，多因为他与伍尔夫等西方意识流小说家们在艺术手法上的选择上存在一致性。
（一）、有意淡化情节。
在伍尔夫看来，英国小说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历代小说家都试图用它来讲故事，而故事是文学有机体中最低级的一种，她取消情节或把之降至最低限度。她的《墙上的斑点》就毫无情节可言。《达罗卫夫人》表面看讲的是达罗卫夫人和精神病患者赛普蒂默斯在街上的经历，但它终不成“情节”，顶多为事件。《海浪》更无故事情节而言，只有像汹涌的海浪一样此起彼伏的意识的波涛。我们不难看出，在她的小说里，故事情节和外部世界的描述一降再降，取而代之的是飘忽不定、连绵不绝的意识流。王蒙小说正如上文所讲，多为主人公的一段经历：陈杲人办事、(《夜的眼》)素素与男朋友会面、(《风筝飘带》)、曹千里骑马在路上(《杂》)、科级干部探亲在车上(《春之声》)等只做事件叙述从而串联全篇，意不在编织曲折离奇情节。相对而言,《布礼》《蝴蝶》中的故事多了一些，但未产生错综复杂的吸引力，重在人生的体验。
（二）、以有限物理时间表现无限心理时间。
两人的创作目的反映到时间的处理上，一个旨在呈现人物心理意识，一个意在跨越历史的维度，获取沧桑之
生命体验，他们到了心理有穿梭时空之自由的切合点。伍尔夫的《达罗卫夫人》里的时间跨度仅从上午九点到午夜时分约15个小时;《到灯塔去》象征性地建立在一种类似于从傍晚到上午的时间顺序上;《海浪》仅涉及从黎明到黄昏一个白昼的物理时间。但在有限的网络世界里却反映了人物从青年到中年或从童年到老年等几十年的人生历程。而王蒙的《夜的眼》从华灯初上写起到下夜班为止，仅三个小时左右的钟表时间，却涉及到20年前的人生改造；在《风筝飘带》中,“一个多么愉快的夜晚”里重现了两人从初识至今的整个过程;《蝴蝶》里的张思远回城路上追忆了几十年的沉浮变化。往事以回忆的形式便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演”一遍。
（三）、内心独白、象征暗示与“蒙太奇”组接有运用。
伍尔夫小说中的内心独白是不言而喻的，在《墙上的斑点》和《海浪》中达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王蒙作品也多用内心独白,《布礼》第五章中间标明“1951年到1958年”很长一节中以“我们”自称，写出心中想的没说出来的话。他们还同时使用象征来揭示主题。在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中，不仅“灯塔”“海
浪”“窗”等许多事物有象征性，而且文章的谋篇布局也具象征意义。《到灯塔去》第一二三章长短不一，且对应黄昏、黑夜和黎明，暗示人生悲欢交替，象征人的生与死变化。王蒙小说中的“风筝飘带”“海的梦”
“春之声”等都被赋予了象征之意。蒙太奇手法具有时空转换的自由度。在《布礼》《蝴蝶》等反映历史跨度的小说中，镜头时而停在1957年8月，时而飞至1966年6月，随即又回到1949年1月；画面此刻在回城的路上，顷刻置换为10年前的山村。而在《达罗卫夫人》中，则表现为空间的转换，随着汽车巨响，闪出达罗卫夫人惊跳的镜头，忽而转为赛普蒂默斯恐慌的场面。显然，他们用蒙太奇技法，或为顺利展现历史变迁，或为成功实现人物在同一时刻内意识活动的交替并置，不过都强化了小说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如果说把王蒙小说称为意识流小说是时代的误读的话，那么根源可能是他采用了以上提及的艺术手法，但这些不是意识流小说之“特权”，其他小说同样可用之。事实上，伍尔夫三意识流小说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在创作背景、思想价值取向、叙述策略、内部结构等方面存有迥异之处。正如郭宝亮先生在《王蒙小说文体研究》中所说：王蒙(小说)与西方“意识流”的区别是根本的【3】。
二、王蒙与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的艺术差异
王蒙作为新潮小说的探索者，其作品虽然与伍尔夫意识流小说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从思维方式和艺术观念而论，现实主义精神仍然在他的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
（一）、创作背景之别。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任何艺术形式的创新并非空穴来风，它必定脱颖于一定社会现实与文化背景。伍尔夫生活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这是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时代和国度。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传统的价值观念随着一个王朝的灭亡而崩溃。资本主义的发展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科技的发达带来工业的高度机械化和人类严重的异化，人性分裂，人的本质引起质疑。与此同时，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第一次世界级大战带来人类物质与精神上不可修复的伤害。叔本华、伯格森的非理性主义生命哲学兴起，人类开始有意识关注作为主体性的人。艺术冲破各种传统手法，寻求新的形式，表现人类真切的心理状态，显示出强烈的内倾倾向。伍尔夫洞察这种种变化，并感到要表现复杂的现代生活，传统小说已不胜任。她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伯格森主客观时间观、普鲁斯特、亨利·詹姆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小说以及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小团体的美学观中获得启示。她认为作家应抛弃“物质主义者”着力描写“躯体”等外部环境的一贯技法，选用新的小说模式窥测人类心灵的真实。她认为“小说或者未来的小说变种”“将采用那个不协调因素的奇异的混合体———现代心灵的模式”【4】。意识流小说是她不断探索而寻求到的现代小说模式，它以“主观性”“内倾性”之优势真切反映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王蒙，与新中国一起经历了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使王蒙这位“少年布尔什维克”突然变成了“反革命右派”，随后自我放逐新疆16年, 80
风雨小说年代又重新获得了“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身份。重新浮出的王蒙不仅迎来了新时期政治经济的春天，而且亲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主张“反封建”，提倡“人的解放”，高扬“发挥人的主体性”等等。文化文
艺领域开展了“文艺真实性的问题的讨论”。王蒙参加讨论，并总结出文学真实性观念：文学的真实性,
既包括着对于客观外部世界的如实反映，也包括着对于人们的(包括作家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如实反映。今昔生活的巨大反差，让他陷入了复杂的反思。要想如实反映“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大起大落、大伤大悲的生命历程，真切地反映历史断裂时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把历史的巨大裂隙修补接续起来，必须选用合适的小说表现形式。他借鉴西方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手法，又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兴”体，庄子、李白、李商隐等人超凡的想象力以及《红楼梦》、鲁迅作品中的联想方法进行整合，创造了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意识流小说”。
显然，两者分处不同的社会现实环境，创作动机和目的完全不相同。再者，影响他们创作的不仅有时代文化大背景之别，更有各自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因此，其作品在思想内容、价值取向和内部形式上存有不同，将是毋庸置疑的。
（二）、主题基调之异。
伍尔夫在西方现代主义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试图以艺术的形式来探寻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与本质，表现当时具有压倒优势的混乱不安的思潮、感觉和情绪，她笔下的人物似乎都不是自我命运的主人，处于困顿、孤独和恐惧之中。
《墙上的斑点》看似只是借墙上的斑点作为触发自由联想之源，从而展示人物的意识流程。可结尾处却暗示了作者创作的思想倾向。“我想到什么地方啦?是怎么想到这里的呢?”接着便自答:“我什么也记不起啦。一切在转动、在下沉、在滑开去、在消失……事物陷入进了大动荡之中。”“陷入大动荡”的不仅是思想中的事物更是外在世界的事物。“该死的战争；让这次战争见鬼去吧!”的诅咒指明，人之所以有混乱无序之意识流动，源自于世界的混乱无序和人焦虑、无助、恐慌与危机的情绪【5】]。《达罗卫夫人》写到多人死于战争，塞普蒂默斯战场归来精神失常，敏感恐惧而走向死亡。达罗卫夫人虽“没有对人世愤恨不满”却“相信一死即可了之”“令人感到宽慰”，感到自己的灵魂从未得到满意，从未感到安全【6】。
通观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它们与西方意识流小说乃至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感情基调和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反映人类失去理想和价值观念之后，迷失自我、抑郁无望、恐惑不安、茫然不知所措的生存境遇。
王蒙，在政治风云中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在浮出后所写，的“意识流小说”中，虽发出了不解的拷问，痛楚的呻吟，却仍保持着“少共情结”。他多次指出，不会接受和照搬西方意识流那些病态的、变态的、神秘的和孤独的心理状态。他还说:“对于我来说，革命和文学是不可分割的。真、善、美是文学的追求，也是革命的目标。”【7】
《布礼》中的钟亦成历经风雨沧桑，却怀有矢志不渝的布尔什维克情结。《蝴蝶》中的张思远饱经磨难
冲击，社会身份几经更迭，但对理想信仰的追求，对党和革命的忠贞则坚定不移。《杂》中的曹千里经狂风历暴雨，思想情感存在复杂性，但终带有一种宽容、达观、感谢苦难的情绪，他能通过主观力量将痛苦与悲伤调节成一种乐观情绪和积极因素，保持着渴望未来希望有所作为的情结。“风筝飘带”如素素的希望与梦想一样永远飞扬。即便处于“闷罐子车”时代，但“每个角落的生活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8】
王蒙作品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思想情感基调与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主调彩相一致，与他的共产党身份不无联系。同时，中国长期以来政治强权压制文学，使中国文人在重获新生后虽有锐意改革之势，却还不能从阴影中彻底走出，采取趋步妥协之举以迎合时代潮流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当然，不能说这不是王蒙创作时思想情感的真实取向。他说:“我们搞一点意识流，不是……而是为了塑造一种更深沉、更美丽、更丰实也更文明的灵魂。”【9】
（三）、内在情理之殊。
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在实践着她的“非个人观念”，其主旨之一便是“作家退出小说”，采取不介入态度，使其人物的意识流动呈自由性。而王蒙在创作中却无这种自觉性，他在写心理、感觉、意识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它们是生活的折光，没有忘记它们的社会意义。社会意义嵌入“意识流小说”，一定程度上会有叙述者的介入，人物的意识流动也被过滤和逻辑化了。作家表现人心理意识的自由度以及使用的叙事策略，从文本的内部分析可窥见一斑。
1.叙述方位的分析叙述方位，就是叙述者与叙述视角的位置关系。叙述者是叙述信息的发送者，叙述视角就是叙述者进行叙述时选取的视点，也就是“谁说”和“谁看”的问题。关于叙述方位的称谓和分类，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将使用赵毅衡先生的较简明且具覆盖性的表述法。以此来看，伍尔夫与王蒙作品所涉的叙述方位有第三人称有限主角人物角心复式、第一人称有限人物主角角心单式和第三人称有限主角人物角心单式。人称是叙述者的存在形态，可显身(第一人称)，可隐身(第三人称)。有限是相对全知而言的即叙述者对所述内容所知的限度。主角人物角心，就是选择主人公作为叙述视角。单、复式则是指视角的选择是一个还是多个。
伍尔夫与王蒙作品中叙述方位多为第三人称有限主角人物角心，但在单复上存在显豁差异。伍尔夫多用复式，叙述视角随着所叙述主人公的改变而变化，读者随这一变化而感知不同人物的意识流动，从而了解多个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但视角的转换即意识流如何从一个人物转到另一个人物，伍尔夫在不同的作品中作了不同的尝试创新在《达罗卫夫人》中，她选用主角人物共同感知的大本钟、发出响声的汽车以及飞机等事物作为视角转换、意识流动的中间媒介。例如，当一辆汽车发出一声巨响时，达罗卫夫人“惊跳起来”，陷入了凝思遐想的意识流动之中“是威尔斯王子的吗?是王后的吗?首相的吗看谁的面孔?无人知道。”【10】与此同时,
响声也引起了陷入交通阻塞的塞普蒂默斯的意识反应“人人都在看那辆汽车。塞普蒂默斯也在看……他把看到的一切收到眼前，形成一个中心点，仿佛想的事就要暴露出来，就要喷出火焰，这使得他害怕。……
”【11】“发出响声的汽车”成功地转接了两个互不相干之人的意识流动，也完成了叙述视角的转换。这种视角与意识多次转换，使意识流动的自由不仅仅存在于一人的意识之中而存在于多人意识流动之中。
王蒙也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却用了双重性身份主角人物角心的单式形式。他的几部作品都围绕单个主人公的行为而展开，其他人物则成了附属于主人公的次要人物，叙述的视角多集中于主人公一人之身而呈单式形式，意识的流动不存在多人间的置换，只限于一人意识流动的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其叙述方位又不仅限于单一主角人物角心的单式形式。他的主人公是一种成长型人物，主人公站在一个不断回溯的位置，追忆成为基本的叙述形式因此，主人公的视角具有了双重性：一个是站在现在追忆往事的主人公视角，一个是被追忆
的主人公在当时经历往事时的视角。例如,《蝴蝶》中写张思远坐汽车飞驰在乡村公路上时，有以下两段话: “他稳稳地坐在车上，按照山村的习惯，他安排在与驾驶员一排的单独座位上。现在他在哪里都坐最尊贵的座位了。却总不像十多年以前，那样安稳。”
“离开山村，他好像丢了魂儿。他把老张头丢在了那个山乡。他把秋文，广义地说，把冬冬也丢在了那边。”前一段是追忆往事的主人公视角，后者是被追忆主人公经历往事时的视角。像这样的例子在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中俯拾即是。两重性视角形成了成熟与幼稚、出局者与当局者之间的对比，形成了因叙述张力而显出的特殊叙事效果，但与复式相比，视域所达的宽广度以及以多视角转换形成的多人意识流呈现的自由度，就
稍逊一筹了。
还应指出，伍尔夫在《墙上的斑点》中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有限主角人物角心单式的叙述方位。以主角人物“我”为叙述视角，对墙上的斑点展开了天马行空式的联想，对第一人称的选择使个人意识流动显得更自然、更自由，在自由度上明显高于第三人称单式。
当然，伍尔夫第一人称和复式的选择是为了更好地反映一人和多人的意识内容，使读者在他们自然的意识流动中窥视其内在主观世界。而王蒙之所以选择主人公双重性的视角，是为了展现因时境变迁而具有的复杂人生体验并试图弥合历史裂痕，既叫人面向客观世界也面向主观世界因此表现出了两者对描写意识内容多寡
和自由程度不同的要求与实践。
（四）、结构形式之比较
对于传统小说来说，情节在小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多把人物的行动有秩序地编排到情节中去，小
说呈显出较统一的线性结构，即便有人以倒叙、插叙或复线来有意打破传统结构框架，可最终还是汇总至主线。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则淡化情节，舍弃单一的线性结构，进行了小说多元结构的试验与探索。
《墙上的斑点》采用一种放射状结构。斑点为意识的触发点，把之当作钉子、玫瑰花瓣、突出圆形物、木块上的裂纹等时，引发了不同的联想和无序、非逻辑的意识流动。意识成了小说的重要内容，只靠一个斑点把他们统组在一起，呈现以花心为辐射点的花瓣形放射状结构。《达罗卫夫人》是一种网状立体结构。文中达罗卫夫人、
塞普蒂默斯、露克雷西亚等人的主观意识，沿着主时间的线索流动，钟声、发出响声的汽车、飞机等作为桥梁纽带，把所有事物及意识流动联系在一起，呈现以意识内容为主体的意识流网络。《海浪》则形成了由六人意识齐鸣的九部六重奏交响乐结构。她无论采用何种结构形式，人的无序、非逻辑性思想意识是其小说主体，成为她的主要表现内容，若删减去，小说不仅无血肉就连骨架也不复存在。
王蒙也舍弃了传统小说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框架结构，淡化情节，但仍以一个主人公的一件事经历为主线来谋篇布局，人物的思想意识活动只是主奏曲的伴奏，形象而言，经历之事既是小说骨架又是血肉，并非无序无逻辑的联想和想象只为有机体的一部分。《夜的眼》写一个外省人在贬逐二十年后重到一个都市，一天夜晚为公事出去托关系，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与所想。所想是其内容，但占得小说的比例却是极其有限的。无序、非逻辑的意识流，赵毅衡先生“从头到尾仔细了”,“的确没有到哪怕一段”【12】。其他几篇，除《布礼》以心理活动来结构文章外，也都是缘事而行的线性结构。
伍尔夫尝试多元结构形式，全面展现人的无目的性、无秩序性、无逻辑性的意识流程。王蒙以较单一的
线性结构，有节制地使用意识流，旨在反映人物浮想联翩的复杂性情感，放射出去的意识流终能收回来。
综上所述，两人的创作在外在背景、思想基调、内部形式等方面都存在根本性的不同：一个在混乱慌恐的世界中用理性来表现危机不安、孤独颓唐的非理性生存状态，一个在充满希望的春天用理性来反映人经政治历史风暴、沧桑岁月变迁获得新生的复杂且具理性的人生的体验；一者以自由的视角转换、多元的结构形式完成了人无序非逻辑的意识流展现，一者以较单一视角、线性结构实现了人物纵横时间维度下的心理历程描述。其形不似神更不似，因此，我们不能简单把王蒙小说叫做意识流小说。
三、结语：对意识流小说的再思考
西方的意识流小说，从20世纪初展露文坛至30年代末不动声，共经不足30年。颇具影响的一个现代主义流派为何如此短命?原因非数言可陈。其中，该派作家对生活与现实的认识不乏过于片面，他们忽视了人的社会性，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主观感受放在社会的真空中来观察和描写，只呈现了人悲观失望的心理现状。另外，还存在着可读性于真实性，潜意识的非语言表达性与文本的语言表现性之间的矛盾，虽然小说家进行
了不懈的改革创新，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不可调和的矛盾性。我们再回头看王蒙的小说，他并非纯粹直接地进入人物心理意识，而是既进入心理意识之内，有步入外部社会现实，将两者有机地糅合在一起。
心灵之感与自然之象的融合，消融了内外世界的界限，内心总是以外在事物、情景、环境、事件交织在一起。重视人内在精神世界但又注意到人的社会性本质。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使西方意识流小说走出困境的一种途径。实际上，英美等国的现当代作家正是在这种实践中推出了“新现实主义作品”。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默多克的《大海啊，大海》便是例证。当然，并非有意鼓吹王蒙的小说创作，两者创作中各存优劣，后来者应“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既呈现社会之外在真实，又挖掘人物之内心真实,“意识流”不应走向终点，而应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因素被认可，并服务于反映社会人性、人生世相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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