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余华;《活着》;苦难;忍耐;平 静;含蓄
小说借主人公福贵之口,讲述了中国农民所经历的无尽的苦难,描写了他们对苦难的承受能力。余华以无限悲悯的情怀,把视线投向中国底层的农民,讲述他们所遭遇的不幸、不公;他们的善良、淳朴;他们的愚昧、自私。“但于平凡中达到奇妙效果,几近写出了一种民族苦难史和民族生命力。”
一、在苦难的世界中“活着”
“作家是否能够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是最重要的”余华用自己独特的洞察力,发现和描写了现实生活中普通老百姓所经历的重重苦难。余华想要告诉读者的是“我们中国农民的利益是一再被牺牲掉……中国的农民啊,就跟福贵一样,逆来顺受,不会做过激的事情……我想不应该再牺牲他们的利益了。”余华在小说中对福贵这样一些无辜受难者,寄托了无尽的关怀和同情,他的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可贵的;他的描写所触及的问题,如关于苦难的根源的思考,说明他是勇敢的。
《活着》的主人公福贵,出身于地主家庭,在旧时代吃喝嫖赌,把祖上的家产败光,他的这一行为,气死了老父亲,接着又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回来时老母亲已经死去,女儿凤霞在一次高烧后成为了聋哑人,福贵被解放军俘虏后放了回来,还赶上了分土地,洗心革面的他一心要和家人守在一起“好好活着”。可是,共和国历史的坎坷多舛,公社化和随后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包产到户,都波及到了这个普通的农家。劳累过度而又营养不良的妻子家珍患了不治之症,最后死去。儿子友庆为了给县长的老婆输血被医生抽干了血而死去,女儿凤霞终于嫁了一个知冷知热的丈夫二喜,让福贵感到生活的幸福,却不料凤霞在分娩时难产而死,随后女婿二喜在劳动中死于意外事故。包产到户后,衰老的福贵体力不支,他的外孙苦根小小年纪就帮助他干农活,先是淋雨得了病,又因为吃了过多的青豆胀死了。
最后,只有可怜的福贵孤独的老去。
在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福贵这里,他的悲剧人生对“活着”产生了强烈的反讽。作者在这里通过极端化的表现,把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中的重重苦难演绎给读者看,从而反映出余华对苦难产生根源的思考:
1.对人性恶的拷问
年轻时的福贵,自恃家产丰厚,吃喝嫖赌。他放荡、堕落,老父被他气死、老丈人被他羞辱、妻子家珍虽然怀孕,因为阻止他赌博,也被他拳打脚踢地凌辱,金钱使他丧失人性,使他疯狂又残暴。福贵赌光了家产,根本原因是龙二的欺诈、巧取豪夺。
三年自然灾害年头,“拿命去换一碗饭回来也都有人干”的年代里,王四抢夺凤霞挖到的一个地瓜,说明了凤霞作为聋哑人的不幸,而队长如何分瓜,以及队长向福贵家要米的情节,讲述了在饥饿的威胁下,人性中自私、暴力、以权谋私的一面。
余华在这里对人性的丑恶进行了无情的拷问。金钱是孳生人性恶的温床,可以让福贵对老丈人肆意羞辱,可以使福贵对怀孕的妻子拳脚相加,可以让龙二设圈套害得他人家破人亡。
金钱和饥恶同样可以催生人性中的放荡、堕落、贪婪、欺诈、自私、恃强凌弱等等。目前一些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择手段地谋求暴利和权力,毫无顾忌地张扬着人性恶,人类的美好品质被他们漠视和淡忘,这是人类的悲哀,也更显作品的现实意义。
2.对国民性的反思和批判
小说中的友庆之死,揭露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权力的膜拜和对底层民众生命的漠视,这是人们身上的“奴性”造成的悲剧。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而小说中的医生为了抢救县长的老婆,却抽干了福贵的儿子——风华正茂的少年的鲜血,“抽一点血就抽一点,……就跑进产房去救县长的女人了。”余华在这里叙述的是:不光是抽血者,当时在场所有医生关心的只是“县长的女人”的生命,而友庆的死只是“胡闹”,这就揭示了:在医生的心目中只有县长的老婆,哪有百姓的儿子!“奴性”使医生忘记了自己的天职,成了趋炎附势、草芥人命的刽子手。余华用这种看似极端的叙述,批判了千百年来蛰伏在中国人身上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奴性”。
3.对荒唐时代的反思
作品中“”期间村民大炼钢铁一节,则是讲述了那个荒唐的时代,如何劳民伤财,给福贵和村民老孙头一家造成的伤害。根本不懂钢铁冶炼基本知识的农民们,却凭借想象,用汽油桶煮铁块进行炼钢,被烧得变了形的铁疙瘩成了生产队的炼钢成果,并且挂上红布抬到县里去报喜。这种极端的夸张,强化了时代的荒诞性,也反思了农民贫困落后的根源。
4.对弱势体生存状态的思考
“友庆躺在炕里,越看越小……才站起来走进屋去。”失去儿子的悲痛的福贵是那样的无力,更是那样的无助,弱势体的他不知道如何为儿子伸张正义,剩下的只有默默的哭泣。
福贵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长期以来在贫困线上挣扎、苦熬:妻子有病没钱医治而病死,儿子死于输血,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好女婿,要抱外孙,却女儿死于难产,女婿死于事故,年老力衰的他无法为外孙带来幸福,却使外孙因为饥饿吃了过多的青豆胀死。从这些看似极端的叙述中,反映了弱势体的生活状态是多么悲惨,对灾难没有抵御能力,他们就象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小舟,无法抵御暴风骤雨。余华在小说中对于弱势体生活状态的真实描写,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可谓意义深远。
《活着》讲述了农民福贵一生的苦难经历,他的受难,对应着作为普通人的我们的生存境况、性格弱点,以及和苦难相遇时的基本精神状态等。他和我们具有相同的性格品行、道德理想、情感要求。阅读他的受难,使读者在阅读当中看到了自己,在他的受难中激发读者对自我的联想,对自身所处的外部世界进行反思。这就是这部小说感人的地方,也是广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作者以不断的“死亡”来反衬“活着”,使《活着》这部小说产生强烈的讽刺意味。
二、“活着”的意义——忍受苦难
改头换面的福贵,想要重新使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事与愿违,尽管他后来干活吃苦耐劳,对家人关爱有加,希望自己的生活妻贤子孝,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一心想要实现“从鸡变牛”的梦想,这不仅是福贵的希望和梦想,也是中国老百姓的希望和梦想。但是,和这个希望和梦想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福贵虽然妻子非常贤惠,与他患难与共,不离不弃;子女、女婿甚至外孙都很孝顺,但是,他们却一个个死去,直至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人,梦想最终破灭。你想想,我这辈子三次看到那间躺死人的小屋子,里面三次躺过我的亲人。我老了,受不住这些。去领二喜时,我一见那屋子,就摔在了地上。我是和二喜一样被抬出
那家医院的。”最后,外孙苦根的死,使他变得麻木。这时,余华借福贵之口,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这种平静而略带温和的叙述笔调,使得作品中尽管没有血淋淋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没有愤怒,却让读者感悟到:“福贵在生活中磨炼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包容着一切,以至再大的苦难来临,福贵也能将它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之中。”苦难加上忍耐,塑造了福贵那样的老百姓宽广、坚韧、温婉的性格。余华在他的这篇小说的韩文版自序中写道:“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因此,《活着》这部小说向读者展示的不仅仅是生活中那形形的苦难,而且还告诉读者如何应对苦难,反复的“死亡”旋律,强化和突出了“活着”的福贵忍耐力量的强大,使读者看到了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
三、《活着》的叙事策略
余华的早期作品中对于血腥和暴力的叙述冷酷无情,对于残暴的刻画细致入微,极度渲
染。如《一九八六年》中对曾经做过中学历史教师的疯子的暴力书写,他把各种酷刑实施在自己身上,讲述这种残酷的自戕,同时展示周围的看客心理。疯了的教师实际上就是一个被暴力主宰,并且最终成为暴力的代言人。“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鼻子。……让人感到他此刻正怡然自乐地吹着口琴。”实在是冷酷之极!这样细致、不动声的变态血腥暴力描写,带给读者的只能是面对血腥和暴力的恐惧和生理上的反感,使读者无法去更深层次地思考作品的内涵,因此有的读者发出这样的感叹:余华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冰碴子。
《活着》却不同,虽然以不断的“风雨小说死亡”反讽“活着”,这里面的惨烈本来是不亚于余华小说中的任何一部,但由于作者叙述策略的改变,叙述语言从极度冷酷变为平静,叙述角度从第三者的冷眼旁观变为第一人称的忧伤和温和,使得这部小说沉郁、悲痛而坚定。如福贵带家珍到友庆坟前一段:“走到了友庆坟前,……/我看着那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没有了对暴力露骨的刻画和张扬,这里的描写悲伤而又含蓄,此时读者的心里也撒满了盐。
从余华这种叙述的转变可以看出,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对于现实生活中的错误和丑恶反应
暴躁的余华,而是一个趋于成熟、老练、充满智慧的余华,不动声地剖析着人间的苦难;不是只看到人世间血腥和暴力,而是同时也看到广大受难者坚韧、顽强的精神面貌的余华。这一切,说明作家已经从一个“在细雨中呐喊”的少年,成长为一名成熟、老练、充满智慧的思想者。
余华在小说中对弱势体为何受难、如何受难的思考,以及这种叙述策略的转变,使《活着》这部小说如余华所讲既“窄如手掌”又“宽若大地”。
参考文献:
[1]引自李平,陈林著《20世纪中国文学》第504页,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2]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见谢有顺著《先锋就是自由》第17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3]余华:《我的文学道路》,见王尧林建法主编《我为什么写作——当代著名作家讲演集》第85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余华著《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第二版。
[5]谢有顺著《先锋就是自由》第184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6]余华著《一九八六年》见《现实的一种》第151页,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吴腾飞(1975—),男,肥财经职业学院教务处,研究方向: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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