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十分注重家族文化的国度，看重血缘关系、维护同姓宗族。文学是人学，在“家国同构”的社会历史文化氛围中，“家”“家族”自然成为作家的书写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揭示中国家族史的罪恶血腥。随后的30、40年代，家族小说以破竹之势，出现了巴金的 “激流三部曲”，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老舍的 《四世同堂》等优秀作品，蔚为壮观。新中国成立后，家族小说除《创业史》《红旗谱》等之外，鲜有优秀作品问世。新时期，时代的急遽变化导致精神上的无所适从，传统和现实的对抗让作家纷纷将目光转向“家族”，家族小说呈井喷式爆发。张炜亦交出《古船》《家族》《柏慧》等作品。同为家族小说，张炜的小说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现代家族小说的传统，但因为社会背景的更迭、创作目的的转变以及作家本身思维模式、写作方法的不同，决定张炜的家族小说拥有新的特质。
一
作为创作于同时代的同题材小说，现代家族小说在主题思想、艺术技巧等方面拥有诸多共通之处，最显而易见的便是它们的外在体式。风云变幻的时代现状多作为小说的背景呈现，作家们倾向于将镜头聚焦于家族内部，深入系统地描写封建大家族的衰亡。作家们在谋篇布局上倾向于展示家族中几代人之间的思想摩擦和信念错位，用封建家庭内部的暗流涌动预示家族的分崩离析。张炜的《家族》便是继承了现代家族小说的外在体式。小说以曲予（外祖父)——宁珂(父亲)——“我”三代为支点展开叙述。家族的罪恶发家史，父亲的抱残守缺，自己心上人因仆人身份差点遭受母亲的毒杀，这一切都让曲予感到愤怒。即使这个家庭
曾给他脉脉温情，曲予依然远走他乡。宁珂由叔伯爷爷宁周义抚养长大，当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这个待自己如亲生儿子的长辈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宁珂坚持自己的选择。“我”毕业后来到“03所”工作，面对裴济、黄湘等人为谋求私利而罔顾科学精神和自然保护时，“我”拒绝与他们同流合污。小说以宁家和曲府的联姻为交汇点，选择三个家庭成员进行各个时代的描写，构筑了小说的基本框架。从小说的叙述部分来看，《家族》的谋篇布局呈现家族小说的布局特点，与现代家族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典型的家族小说。
除了外在体式，《家族》中的悲剧意识和现代家族小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张炜对现代家族小说传统的另一重要延续。家本是个体心灵的归属地和温暖的避风港，但是以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为代表的现代家族小说几乎都是以悲剧收场。《家族》中同样表现了“家族”的悲剧，最主要的为信仰悲剧。“背叛”家族的宁珂本该和同一革命队伍的殷弓、“飞脚”等人一样，享受革命的胜利果实，事实是宁珂因为自己的出身遭受殷弓等人的诬陷而身陷囹圄。献身理想信念的宁珂之所以遭受这样的悲剧，源于“家族”和“革命”信奉不同的原则。“激励家族的精神力量源自纯粹的向善理想，它所遵循的是实现社会正义和自由意志的抽象理念，而革命所体现的是一种变动法则”，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1]当宁珂与殷弓、“飞脚”等人的目标趋于一致，即推翻反动革命、建立人民政权的时候，他们之间可以互纳。但是新的政权一旦建立，他们之间信奉的原则就会因为某些人的愚昧、自私、嫉妒等人性恶的因素走向分裂。宁珂所坚守的理想处于纯粹、正义但又抽象的“知识分子化”了的语境中，而以殷弓为代表的革命者，
他们秉持的思想从属于务实、具体的社会政治语境，强大的政治权力一旦为人性中卑劣因子所利用，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宁珂的精神和肉体。
二
张炜在思想层面对现代家族小说传统的超越表现为深入人的精神信仰层面，进一步丰富“家族”内涵。现代家族小说中的“家族”即为由姓氏、血缘等亲缘关系连接而成的人的集合，内涵较为单一，作品主要借对旧家族的罪恶控诉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压迫和残害。到了90年代，“家族书写从有形的历史进程伸向了无形的精神历程。新时期家族小说超越了以往家族小说的政治书写，开始注重表达个人对于家族的体验、感悟和认知。”[2]在《家族》中，张炜突破姓氏、血缘的限制，深入人的精神世界，为读者带来具有深刻内涵的家族故事。《家族》采用“历史”和“当下”两线交叉叙事的方式，“历史”层面主要讲述宁、曲两大家族中的人在面临革命风雨时的精神选择和价值定位。宁家的家长宁周义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在革命风雨中选择依附某一方政权，将家族的未来和个人的前途交给沉浮不定的政治力量。曲予则坚守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人格并尽全力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宁周义后代的宁珂，从血缘的角度他和宁周义同属一族，但是从坚守的理想信念来看，他的精神信仰和曲予才是一脉相承。从人的信仰出发，张炜对“家族”的定义不仅突破了血缘的桎梏，甚至是阶级、政党的界限。宁珂为了纯粹正义的信念加入革命队伍，利用家族中盘根错节的人际网络营救战友、获取军火。尽管他和殷弓、“飞脚”等人同属一个革命阵营，但是他们所信仰的、所坚守的精神体系从根本上是错位的，所以在革命成功之后，宁珂遭受到无故诬陷
并不令人意外。“当下”层面主要讲述陶明、朱亚和“瓷眼”、裴济、黄湘两类人的交锋。在所在半岛地区搞联合开发的问题上，“我”始终站在朱亚这边，坚持理性的科学精神，和随意篡改勘测数据、罔顾环境生态的裴济之流作抵抗。“我”承续了来自曲予、宁珂等父辈以及导师陶明、朱亚所坚守的纯粹信念，拒绝被庸俗社会权欲同化。因此，在《家族》中，“历史”和“当下” 中
从《家族》看张炜对中国现代家族小说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马春玉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扬州225000
风雨小说摘  要：家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30、40年代涌现出的大批优秀家族小说形成该题材的创作传统。这一文学传统被新时期重新兴盛的家族小说继承，以《家族》为代表的张炜的小说创作便延续了现代家族小说的外在体式和悲剧内涵。张炜不拘泥于传统，在思想层面对现代家族小说传统的超越表现为深入人的精神信仰，进一步丰富“家族”内涵；艺术层面则能打破现代家族小说创作的固定模式，艺术形象愈加丰满真实。张炜的《家族》在超越现代家族小说创作的同时，将驳杂繁芜的历史简化为善恶的二元对立以及滞涩的叙事结构和风格，则显示了其家族小说创作的局限性。
关键词：家族小说；《家族》；精神信仰；善恶
3
的曲予、宁珂、陶明、朱亚、“我”等人因为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联系，共同构建了新“家族”。张炜从内在精神延续的角度，丰富了“家族”的内涵，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血缘关系为划分标准的现代家族小说。
当同种题材的小说创作成为一种文学潮流，作品就很容易“撞型”，形成一种固定的写作模式。一大批以家族为叙写对象的长篇小说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现代家族小说主题的同质化由当时的时代要求所决定，完全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然而，现代家族小说在艺术层面的雷同，则显示了现代家族小说在创作技巧上的局限。以人物形象为例，现代家族小说中展现的庞大家族里，有着几类格格不入的家庭成员：泥古不化的封建大家长，追求自由却又被父亲意志和情感阉割的长子，接受新思想并背叛家族的逆子，还有温顺善良却遭受封建家族制度残害的女性等。类型化的人物不仅显示现代作家们在艺术形象塑造方面的惫懒，还容易造成读者的审美疲劳，使现代家族小说的艺术价值打了折扣。《家族》中的艺术技巧相较于现代家族小说，显示出一定的发展和创新。仍以人物形象为例，曲予和宁周义在小说中主要是以家族家长的形象存在，但他们不同于现代家族小说中的长者形象。曲予和罪恶腐化的旧家族彻底决裂，自觉承担起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即使政治理念不同，宁周义对宁珂也不是盲目的镇压与批判。宁周义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对党派阶级有着较为清晰冷静的看法，而后来宁珂的下场正是验证了宁周义的忧虑深思。宁周义和曲予颠覆了现代家族小说中对家族长辈的想象，从家族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接受过优质教育、历经时代政治风雨，早已形成一套成熟全面的处事哲学，而不会如现代家族小说中固
化了的封建家长形象那般狭隘和扁平。
三
尽管张炜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现代家族小说的超越，《家族》仍存在着局限性。张炜透过家族悲剧探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将驳杂繁芜的历史简化为善恶的二元对立。投身革命的曲予和宁珂下场并不如人意，主要是因为他们坚守的是崇高的精神与理想，而殷弓等人一旦掌握政治权力，他们骨子里的卑劣、狭隘便会不断滋生进而摧毁曲予、宁珂等人的生命甚至信仰。张炜能够跳脱历史表象从精神世界审视人类历史悲剧，是一种进步，但是将复杂多变的人性、精神等意识层面的东西简化为崇高和卑俗，进而外化为道德的善与恶，这是对复杂历史和人性世界的一种简化。这种简化在小说“当下”层面的叙事尤为明显。以陶明为代表和以“瓷眼”为代表的两个阵营因为历史的纠葛和眼下的冲突矛盾重重，但他们之间的冲突又是十分简单的，即正义一方与邪恶一方的争斗。在张炜的笔下，陶明、“瓷眼”等人道德上的善恶界限分明，人性的复杂性被抹平，人物如同作家手下的提线木偶，一举一动听从作家的发号施令。在作家构建的精神世界里，“善的家族是纯洁的、高贵的，有知性有良知，充满了人性和理想的光辉；而恶的家族是既得利益者、是眼前物质利益的热衷者，是污浊的卑劣的”[3]，这种对人的简化必然影响到作家对历史真相的判断，进而影响到小说的思想价值。
另一方面，《家族》的叙事结构和叙事风格很是特别，产生了较大的争议。小说中的叙事主要分成三个
部分穿插进行，即“历史”的讲述、“当下”的故事以及“我”内心的声音。历时态的故事以共时态的片段展开，这样的叙事安排给读者的阅读造成比较大的障碍，读者需要保证精神的高度集中，不断地记忆、回忆和理解才能弄明白《家族》的主要情节，就是这样片段式的叙事还常常被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所打断，让阅读的过程变得十分滞涩。此外，不断跳跃和转换的叙事视角也给读者带来不小的挑战。“历史”部分以全知视角展开；“当下”的故事则从“我”，即曲、宁两家的后代宁伽的视角讲述；内心世界的声音也是以第一人称“我”直接抒发情感，但是这里的“我”的声音有时是宁珂的独白，有时是宁伽的自述，甚至有时可以看做是两代人合二为一的共鸣，很容易令读者感到费解和不适。虽然，张炜认为当下不是一个深入阅读的时代，没有必要为了迎合某些人的阅读兴趣而放弃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对人类心灵史的探寻和书写。[4]他“不是为了让人听到自己的声音，显示自己才发言，而是为了还一个真实才发言”。[5]然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艺术活动具有整体性，文学作品并非封闭系统，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理解和阐释，文学创作的过程才算是真正完成，才能最终实现其价值。《家族》的叙事结构和风格于无形中拒绝了很大一部分读者，如果张炜精心编制的心灵史只能为很少一部分人理解和接受，那么埋藏于文本中的对于人类历史前进悲剧的揭示和对当下社会发展的警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它的价值和作用呢？那么，张炜特意为《家族》选择的叙事技巧就很有可能不仅不能提升作品的艺术价值，反而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局限。
家族题材的小说在展示时代变迁和民族心理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也是它能够成为现代作家重
点书写对象并形成一种创作潮流的重要原因。虽然张炜和现代作家面临不同的时代主题，但以《家族》为代表的小说在外在体式和内在悲剧意蕴都和现代家族小说传统存在紧密的联系。张炜不拘泥于传统，透过历史的层层表象，审视人类的精神世界和历史悲剧的成因，进一步深化“家族”内涵并丰富小说的艺术技巧。《家族》虽然凝聚了作家的全部心血和精力，但是在对人类历史悲剧溯源的过程流于简化，小说特别的叙事结构也给读者的阅读造成障碍，影响到作品的阐释与接受。总体来说，《家族》瑕不掩瑜，张炜凭借对过去的客观态度和对纯洁精神信仰的苦苦追寻，为读者构建了为了永恒向善信念而献身的“家族”，这对当前庸俗权欲的抬头和人性遭受异化的现实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警醒作用。
注释：
[1] 张清华.历史的坚冷岩壁和它燃烧着激情的回声——读张炜的《家族》[J].理论与创作,1996(04)
[2] 罗新星.难以割舍的家族情结——新时期家族小说论[J].中国文学研究,2009(02)
[3]朱水涌.论90年代的家族小说[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
[4] 张炜.家族·自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
[5] 张炜.创作随笔三题·存在的执拗[J].当代作家评论,1995(05)
作者简介：
马春玉（1996—），女，汉族，籍贯安徽天长，现就读于扬州大学文学院201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扬州大学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传承与突围：张炜与中国现代家族小说传统》（项目编号：XKYCX20_005）结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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