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讲述了张居道因杀生入冥后愿造《金光明经》4卷而被判还阳的故事。自成书以来流传甚广，目前所看到的写本有30多件，汉文版本达7种。由于它是唐代志怪小说的一种，其内容虽然荒诞，但根据其所反映的官名、地名可初步推断出该传的成书时间为685年至765年。如果根据其所反映的当时社会风俗和制度情况，可进一步推论该传作者可能是郑愔，成书年代应该是709至710年。
关键词：忏悔灭罪；张居道；成书年代；作者；考论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2-0065-11
Abstract： Chanhui Miezui Jinguangmingjing Zhuan tells the story of Zhang Judao： Zhang Judao went to the underworld because he killed living things and was sentenced to return to life after he vowed to finish four volumes of the Suvarnaprabhasa Sutra （The Sutra
of Golden Light）. The book has spread extensively since it was written， at present there are thirty manuscripts of this book with seven Chinese versions. Similar to the mythical stories commo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it was absurd in contents. The official titles and names of places in the text suggest that the author of the work is likely Zheng Yin and that the book should have been finished between the years 709 and 710.
Keywords： confession crime； Zhang Judao； date of writing； author； textual research
笔者近期参与《俄藏敦煌文献》叙录课题，在整理、叙录过程中发现俄藏敦煌遗书第Дх05755号残片，是《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下文简称《灭罪传》）的部分内容[1]。该残片首全尾残，存9行，行6至16字不等，残片首题“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卷一”，尾讫“中枚一张纸文书”。残片全文转录如下：①
1.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中间空）卷一
2. 昔温州治中张居道沧州景（后缺）
3. 日因适（适左有“女”字旁）女事屠宰诸命牛羊鸡鹅（后缺）
4. 逾一旬卒得重病绝音不语因尔（后缺）
5. 尚暖家人不即葬之经三夜便活起（后缺）
6. 诸亲非亲邻里远近闻之大小奔起居道（后缺）
7. 缘初见四人来一人杷棒一（后缺）
8. 一人着青骑马戴帽至（后缺）
9. （前缺）中枚一张纸文书（后缺）
关于《灭罪传》近人已多有研究，陈寅恪先生在《〈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中将其所见有关该经冥报传之合肥张氏藏本、俄罗斯人C.E.Malov收藏突厥文本和德国人收藏吐蕃文断简一一列举，陈先生认为：
是佛经（指《金光明经》）之首冠以感应冥报传记，实为西北昔年一时风尚……盖中国
小说虽号称富于长篇巨制，然一查其内容结构，往往为数种感应冥报传记杂糅而成。若能取此类果报文学详稽而广证之，或亦可为治中国小说史者之一助欤[2]。
郑阿财先生的《敦煌写卷〈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研究》共整理出写有该传的文书达30多件，其中包括敦煌汉文写本25件和房山云居寺石经刻本，并对该传内容、性质特、《金光明经》与该传关系、该传的文学意义进行详细考论[3]。杨宝玉先生的《〈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校考》在郑阿财的研究基础上又对该传敦煌写本进行整理，其中加入俄藏Дх02325号残片，这样《灭罪传》的相关敦煌写本达到26件，杨先生还根据保存完好的S.3257、北.1361、北.1362、P.2099等写本进一步对该传进行了全文校勘[4]。张惠明先生的《伯孜克里克石窟〈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图〉中的〈忏悔灭罪传〉故事场面研究》，从图像学的角度对石窟寺壁画中出现的《忏悔灭罪传》进行了解读，张先生认为这个《忏悔灭罪传》被收入汉译本《金光明经》的时间是隋初，伯孜克里克石窟里的《忏悔灭罪传》壁画是在11世纪前期绘制的[5]。杨富学先生的《回鹘文〈金光明经〉及其忏悔思想》翻译了回鹘文《忏悔灭罪传》，并将此翻译文本对照敦煌汉文写本进行研究[6]。
诸位先生之作，从版本、校勘、文学、佛教、图像等各个角度对《灭罪传》进行了全面
梳理考证，特别是郑阿财和杨宝玉二先生对《灭罪传》现传写本件数都有详细的叙录，杨宝玉先生还全文校勘了该传。这些成果使后辈学者受益匪浅，但是在认真拜读完诸位先生文章后，仍然感觉有些问题亟待解决，如该传成书年代、反映的历史背景、作者等等。笔者不揣浅陋，试就存在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成书年证
该传的成书年代，张惠明认为“公元6世纪80年代”[5]59，杨宝玉认为是唐朝[4]334。但是有唐一代近300年，到底是唐朝的什么时候出现该故事，没有较为准确的考论。明僧受汰则把张居道写成宋朝人②。
隋、唐时期的志怪小说集里不见该故事，它流传散落在佛经写本里，而《金光明经》4卷本又出现得很早，这为准确判断其故事形成年代造成很大的困难，也给后世读者带来迷惑。但是认真通读《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还是能到很多判断该故事形成年代的线索。
首先，房山云居寺石经第8洞《金光明最胜王经》的题记为了解该故事的形成年代提供了有力的时间下限证据。房山云居寺石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第一》题记：
马步副都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使持节平州诸军事、摄平州刺史、兼监察御史、充卢龙留后、兼殿中侍御史史元宽造。宣德郎、试左金吾卫、兵曹参军、右差摄瀛洲司户参军史弘仁，送经使郭从顺，合家大小平安。会昌元年四月八日造。[7]
该石经刻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卷6有：
节度押衙、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瀛洲刺史、知子城事史再荣，奉为司空造《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六。开成五年四月八日建。[7]97
这里提到两个年号即开成五年和会昌元年，开成（836—840）是唐文宗李昂的年号，会昌（841—846）是唐武宗李炎的年号。由此可知，云居寺石经《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在唐文宗和武宗时期刻制的，尤其是《序品》卷1的刻制当在会昌元年（841）。而根据郑阿财的叙录，其前面就是《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和《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叙》。陈寅恪先生认为“是佛经之首冠以感应冥报传记，实为西北昔年一时风尚”[2]256。陈先生说的“实为西北昔年一时风尚”，笔者认为是陈先生较为谨慎的看法，因为材料限制，他看到的材料可能都是西北地区传世的佛经写本留有该传。现在随着材料的不断发现，其实不仅仅在西北，当时全国都可能存在这个习惯。可以认为，在开成至会昌年间史氏家族刻制该经书时，作为习惯把《忏悔
灭罪金光明经传》一并都刻上了。如果此推论不误的话，《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在会昌元年即公元841年就已经在全国流传。因此明僧受汰把张居道写成宋朝人，有失考证，是错抄。
其次，《大正藏》的注释也提供了该故事形成的时间下限。《大正藏》在《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的注释说到“圣本”。《大正藏》书后略符有：正仓院圣语藏本（天平写经）（The Tempyō Mss.[A. D. 729-] and the Chinese Mss.of the Sui[A. D. 581-617] and Tang[A.D.618-822] dynasties，belonging to the Imperial Treasure House Shōsō-in at Nara，specially called Shōgo-zō）{1}。这个“天平”从狭义说是日本胜武天皇年号（724—748），但是广义上又有日本奈良时代文化的意味，大致年限从公元710年到794年。这期间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和留学生来华学习唐朝文化，其中遣唐留学生分为留学生和学问僧，留学生在国子监所属六学馆学习，学问僧则主要在长安、洛阳等地钻研佛教。据木宫泰彦统计，留唐学生约144名，大部分是学问僧，留学生只有14名[8]。由此不难形成这样一个认识，如果当时“张居道入冥”故事已经形成并被时人抄写在《金光明经》4卷本或《金光明最胜王经》卷首从而广泛流传的话，日本学问僧肯定接触过并把这样的故事带回日本。公元741—743年间日本天皇曾借佛教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使我们了解到公元741年义净翻译的《金光明最胜
王经》已经传入日本。事件是这样的：圣武天皇于“天平13年（741）下令全国建造国分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国分尼寺（法华灭罪寺）和七重塔，还令每国的国分寺抄写《金光明最胜王经》一部，国分尼寺抄写《妙法莲花经》一部。天平15年（743），建造卢舍那大佛和大量寺院”[8]77。虽然这一事件不能表明741年天皇让国分寺抄写的《金光明最胜王经》上有“张居道入冥”故事，但是从国分尼寺（法华灭罪寺）可以确信灭罪思想已经在日本流传，同时还可以得知《大正藏》里注释的“依圣本采录”所抄写的《金光明经忏悔灭罪传》至少在822年以前就传入日本了。因此相对于云居寺石经题记所载的841年，这个“张居道入冥”故事形成下限又提前了近20年。
再次，《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中的有关内容，为进一步推定该故事的形成时间上下限提供了线索。《灭罪传》开篇就有：“昔温州治中张居道沧州景城县人。”{2}温州在唐以前叫永嘉郡，温州这个地名的出现是在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二·浙东观察使》卷第26有：“温州，本汉会稽东部之地，初闽君摇有功于汉，封为东瓯王，晋大宁中于此置永嘉郡，隋废郡地入处州。武德五年，杜伏威归化，于县理置东嘉州，寻废。六年，辅公祏为乱于丹阳，永嘉、安固等百姓于华盖山固守，不陷凶党，高宗上元元年（书后第638页第83条校勘为误，应为上元二年），于永嘉县置温州。”[9]《旧唐书·地理志三》卷4
0有：“温州上，隋永嘉郡之永嘉县。武德五年，置东嘉州，领永嘉、永宁、安固、乐成、横阳五县。贞观元年，废东嘉州，以县属括州。上元二年，分括州之永嘉、安固二县置温州。天宝元年，改为永嘉郡。乾元元年，复为温州。”[10]通过温州这个地名于公元675年出现可知，《灭罪传》的形成不会早于675年以前，前代人不可能知道后代的地名。张惠明认为该传是隋初收入《金光明经》4卷本，可能是受到昙无谶翻译《金光明经》4卷本是在北凉的时间概念所影响。这样就可以初步得知《灭罪传》的形成大概在公元675年—822年这样一个年限，但是这个年限长达147年，时间过于宽泛。
“沧州景城县人”为缩短这个时限提供了可能性。如果仅从沧州的建立时间看，还不能缩短时限，因为沧州的设立比温州还早。《旧唐书·地理志二》卷39有：“沧州上，汉渤海郡，隋因之。武德元年，改为沧州，领清池、饶安、无棣三县，治清池。其年，移治饶安。四年，平窦建德，分饶安置鬲津县。五年，以清池属东盐州。六年，以观州胡苏县来属，州仍徙治之。其年，又省棣州，以滴河、厌次、阳信、乐陵四县来属。贞观元年，以瀛州之景城，废景州之长芦、南皮、鲁城三县，废东盐州之盐山、清池二县，并来属。又以滴河、厌次二县属德州，以胡苏属观州，仍移治于清池。又省鬲津入乐陵，省无棣入阳信。八年，复置无棣县。十七年，以废观州之弓高、东光、胡苏来属。割阳信属棣州。天宝元年，改为景
城郡。乾元元年，复为沧州。”[10]1506-1507武德元年就有沧州了。这里关键要看沧州和景城县的隶属关系。景城县，《旧唐书·地理志二》卷39谓：“汉县，属渤海郡。武德四年，属瀛州。贞观元年，属沧州。大中后，割属瀛州。”[10]1514《新唐书·地理志三》卷39有：“景城。上。本隶沧州，武德四年来属（指属瀛州），贞观元年隶沧州，大历七年复旧（指属瀛州）。后隶景州，寻又来属（指属瀛州）。”[11]看来景城县武德四年（621）前属沧州，公元621年后属瀛州，公元627年还属沧州，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属瀛州，长庆二年（822）属景州，唐宣宗大中以后又属瀛州。这个县有唐一代在沧州、瀛州、景州之间经常变属地。但是温州与沧州景城县两个地名并存的时间是公元675年—772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