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文学巨人，鲁迅的写作涉及领域是全方位的，既有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创作，又有大量的品种独特的杂文写作，还有近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与理论的翻译，尤其是他又作过专门的小说史研究，这样，不论是亲身的实践经验，还是文学的视野，还是理论的素养，在文坛上，毫无疑问，是少有人能与之匹比的。因此，鲁迅的文学批评不论其批评的话语、价值标准，还是理论根基、审美感受都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启示。
综观鲁迅文学批评思想，其价值标准，主要有历史的、美学的、社会的，即真、善、美几个方面。真，反对瞒和骗，直面人生；美，粗暴、力、天马行空，含泪的微笑；善，疗救魂灵，有利于社会、人生。其批评方法，主要的是社会／历史批评，其包含的批评思想，与传记学批评、美学／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美学批评，体验感悟批评、评点批评都有一定的联系，换言之，鲁迅批评思想和方法并不是皈依现存的某一种理论和方法，而是自成一家，有自己的体系。
鲁迅的作品集 从传记学批评方法看，鲁迅的批评思想至少如下几个层面的观点值得注意：
1.在作品与作者关系上。首先承认作者是不可能完全从作品中脱离出来的，从作品是可以看出作者或者从作者经历是可以看作品的。“就是在‘文学概论’上有了名目的创作上，作者本来也掩不住自己，不论写什么，这个人总还是这个人，不过加了些藻饰，有了些排场，仿佛穿上制服”[1]。同时，他强调作家创作， 对于作品中的生活应该有所经历，反对“凭空创造”。这也从另一方面肯定了作品与作者的某种内在的关系。他说：“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创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而且，据此高度评价了包含自己亲身经历的叶紫的《丰收》：“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上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叶紫在摧残中写出自己经历的压迫，“也是对于压迫者答复：文学是战斗的！”[2] 鲁迅对《丰收》的肯定，其依据就是从作者经历的生活的战斗意义来看作品的。从作者经历看作品，反过来从作品看作者，就是传记学批评最基本的方法。
2.强调批评作品一定要知人论世。即应该了解作品背后的作者，包括生平经历，创作背景，思想观念；应该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评价作品。在谈到序文的批评作用时，他就明确指出：应该在序文中“略述作者的生平、思想、主张，或本书中所含的要义，
一定于读者便益得多”[3]。他不赞成“就诗论诗”， 明确强调：“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4] 又说：“我们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5]很显然， 鲁迅反对评论作品断章取义，反对不去了解作者，对作者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况一知半解，这就是传记学批评的主要精神和方法。
3.对作家生平相关的日记、尺牍、传记的重视。认为，是了解作家进而了解作品的必须的重要途径。他说，人们“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尺牍、日记等，目的和古人不同，或者在于“钩稽文坛故实”，或者“在探索作家的生平”。“而后者居多数”，因为总有一部分作者不愿意在作品或公开文字中让别人了解自己。而从尺牍、日记等了解作家，并不是“窥探门缝”，“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了解他作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从作家的日记和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到他的作品更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1]（当然， 他也指出：“不过也不能十分当真。”）
在谈到读文艺作品的方法时，他说：先看“作家的选本”，再看“作者的专集”，再看作者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6]可
见， 鲁迅十分看重传记对阅读、理解文艺作品的作用。又说：“为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身世。”[7]
4.作品毕竟不等于作者。在注意作者与作品的密切关系，强调了解作者对于理解作品的重要性的同时，鲁迅也注意了问题的另一面，即作品毕竟不等于作者，作品中的人物、意象等与作者的区别。这表现了鲁迅文学批评思想的辩证、深刻、成熟。在谈到郁达夫关于“自叙传”主张时，鲁迅表示，文学的真实性并不在于作品是否“自叙传”，是否一定写的是自己经历，因为文学的真实并不等于真实，一般来说，“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8]， 一方面固然与作者有联系，另一方面又是“借”或“推测”，显然，作品中的人事是不等于作者人事的。
另外，鲁迅传记学批评的实践，大致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鲁迅序跋文字中的传记学批评
序跋文字由于体裁的特殊性，序跋作品的对象往往是自己或自己较熟悉的人，因此，大多数序跋文字在评价作品时，几乎都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作品的作者，介绍作者有关方面，也成
了大多数序跋文字的功能。由于序跋文字中常常把作品与其作者紧密联系起来，因此，作为一种品评文学的手段特别体现了或者说适宜传记学批评的方法与精神。
作为一个文学先驱，一个声名卓著的大作家，文学批评是他文学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他的文学批评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序跋文字占据了巨大的数量，有应请给别人作品的序，也有自己作品的序，比如他的十几本杂文，本本都有序或后记；另外，对自己翻译的外国作品也有序、小引、题、跋等文字。
综观这些序跋文字，可以看到，鲁迅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贯穿或体现着传记学方法的精神和原则；
（1）在序文中评介、研究作品时， 重视对作家生平的介绍与研究。如，在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作的序中， 不但自觉地介绍自己创作的目的：“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而且为了帮助俄国读者了解作者，又专门在序后附了“著者自叙传略”，对自己的生平作了明确的介绍。象这样有意介绍作者生平的序文很多，又如《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对作者阿志尔跋绥夫的介绍；《〈苦闷的象征〉引言》对厨川白村的介绍；《〈十二个〉后记》对勃洛克的介绍；《〈小彼得〉译本序》对作者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的介绍，很明显，鲁
迅认为，作者生平的介绍是有利于读者了解阅读作品的；而且，他这样在为数众多的序文中进行这项工作，又表明他认为是非常必要的、不可舍弃忽略的。
（2）在序文中评介、研究作品时，介绍作家的创作缘起、 创作目的、创作中的愿望、主旨与追求，总之，作品与创作有关的作家的种种情况。如，最为典型的是《〈呐喊〉自序》，先从自己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经历，谈到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中间经变的挫折，思想上孤独、寂寞；然后再谈到《呐喊》形成的始因，创作的目的：“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等。可以说是一篇用序文形式写成的详细的创作思想、道路、目的的创作自述。象这种情况，在鲁迅序跋中还有很多，如《朝花夕拾·小引》、《故事新编·序言》、《英文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自选集〉自序》、《坟·题记》等。在对别的作者作品的序文中，这种传记学的方法运用也很普遍，比如，《穷人·小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生涯的介绍，《艺术论·译本序》对普列汉诺夫创作道路的完整追述等。
（3）采用序跋介绍、剖析作者思想、观念等世界观、 人生观方面的情况，由此来分析理解作品。他的《写在〈坟〉后面》是最为典型的例证：文章首先表达了对截止1926年时自己文学工作也即自己的生命的感悟与品味——悲凉，接着表明了他自己仍然要留下文字的意志和
原因——不怕孤独，让正人君子之流“多不舒服几天”，然后剖析自己“顾忌并不少”，并不知“应当怎么走”的担忧，接下来提出了“中间物”的自我认识和评价，最后表达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主张青年少读或简直不读中国书。”正是由于这篇跋文对自我思想与生命作了极其深刻、哀痛的揭示与剖析，这篇文章中的一系列观点成为新时期以来各种批评方法论述鲁迅及作品广泛引证的对象，并且由此取得鲁迅及其作品研究的许多重要突破。另一个例证是《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在分析作品主人公绥惠略夫的形象时，就是紧紧结合作者阿尔志跋绥夫的世界观，他说：“阿尔志跋绥夫是主观的作家，所以赛宁和绥惠略夫的意见，便是他自己的意见”，这就是：革命者的苦楚，“不但与幸福者全不相通，便是与所谓‘不幸者们’也全不相通”，而且，那些“不幸者”反而帮追蹑者来迫害革命者。这些意见在作品“第一、四、五、九、十、十四章里说得很分明”，鲁迅这里的批评思路与方法就是传记学的方法。
2.《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论》是鲁迅文学批评的一篇代表性的论文。文章集中地分析论述了第一个十年中鲁迅、新潮社、弥洒社、浅草／沉钟社、冯沅君、乡土文学、莽原社、狂飚运动、未名社等诸作家在第一个十年中的小说作品。在论述中，鲁迅使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是社会／历史方法和传记学方法，在分析评论作品时，十分注意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自
述，其中一个最有力的例证是，在论述的几十个作者中，鲁迅竟引用了汪敬熙、杨振声、陈炜谟、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高长虹、黄鹏基、向培良、台静农等11位作者自己的序跋文字，用这些文字中的作者自述来例证、旁证他对作品的分析、评论。比如，或引用作者（汪敬熙、杨振声）艺术观来看他们作品反映现实的倾向；或引用作者（陈炜谟）的生活态度来看作品的执着追求；或引用作者自述的经历与心情分析作品的简朴、幼稚的风格；或从作者（王鲁彦）的追求来看作品“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的思想倾向；从狂飚社《宣言》来看其作品的“超越”倾向与尼采式的格言体式。这种广泛引用作者序跋来评论作品的作法在《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中是绝无仅有的。
综上所述，鲁迅文学批评思想丰富、系统，其中明显运用了传记学批评的方法与精神，在批评实践上，始终把握作者与作品的联系，从作者种种情况来看作品，这确是他批评的一种重要方法与原则。
鲁迅研究与传记学方法
在近一个世纪的鲁迅研究中，涌现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家与评论家，产生了一系列有价值的重要成果，但是从批评方法来看，被各时期各派批评家运用最多还是社会／历史方法与传记
学方法。特别是1985年以前，鲁迅研究主要限于社会学、传记学、哲学、艺术审美，乃至印象／直感式的批评；1985年后，随着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引进与介绍，逐渐开始借鉴新方法：新批评的细读，系统论方法，精神分析方法，原型批评方法，象征／意象批评方法等等。
在鲁迅研究上有两组批评家值得注意：①瞿秋白、冯雪峰；②李长之、曹聚仁、周作人。他们代表不同思想价值，不同批评方法和不同历史时期鲁迅研究。但是，综观他们研究成果，却有一点相同：程度不同地包含着传记学批评的方法、精神、原理等，从不同角度、层面与传记学方法有一定的联系。
（一）瞿秋白、冯雪峰
1.瞿秋白批评。瞿秋白是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全面分析鲁迅思想发展的人。他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结论：“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从产生之日起，至80年代初，几乎涵盖了半个世纪的鲁迅研究，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鲁迅研究的建国前的最高成果。
其论文的基本思路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把鲁迅放在从辛亥革命——1927年的历史过程中，从知识阶层在这几十年中“二次分裂”，来看鲁迅的选择和思想发展的阶级定位、定性。在其论述过程中，第一，由于瞿秋白写此论文时，有二个月住在鲁迅家，在近二年时间与鲁迅交往十分亲密，瞿秋白曾表示：“和鲁迅多谈谈，又反反复复地重读了他的杂感，我可以算是了解了鲁迅了。”而且他与鲁迅建立了亲密友谊，被鲁迅视为“知己”、“同怀”，可见，他的论述是建立在最直接的感性体验和具体认识上。第二，其论述紧密联系鲁迅的家世和鲁迅生平，在强调鲁迅与创造社“薄海民”有根本区别时，他就是从鲁迅的生平与家世着眼的：“他（鲁迅）的世大夫家庭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野孩子的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由此得出结论：“和农民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9]可见， 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包含了传记学方法的实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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