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与“意”的解释学意蕴及其对美学的影响
要:关于言与意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言尽意,一种是言不尽意。认为言不能尽意,但意要通过言来传达,通过言能够达成对意的更高和更深层次的把握。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欣赏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言外之意。
关键词:言与意;文化阐释;创作;欣赏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187-02
中国文化解释学传统中,早在《周易·系辞》中就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说法。从魏晋的“言意之辩”、刘勰的“复意”、“重旨”,到王夫之的“诗无达志论”无不体现着“意”的难以名状、难以言传的观念,对于“言不尽意”中的“意”,它或是指向对象难以言说的精微意义,或是指向行上之“道”,或是两者皆指,因此,所谓“得意”就不是一般性的了解对象,而往往是“忘言得理,目击道存”,蕴涵着对形而上意义的追求和人生根本价值的体验。因为,在古人看来,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要有形,更要传神;不仅要表现“有”,更要表现“无”;不仅要表现言内之意,更要表现言外之意;不仅要有切身的体验,更应该有对形而上意义的追求。对此西方
伽达默尔也有着精辟的论述:“凡是以某种体验的表现作为其存在规定性的东西,它的意义只能通过某种体验才能把握。”[1]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和现代西方解释学它们竟然无意之中达成了“殊途而同归”的默契,都强调诗性文本的意义获得必须是生命体验的产物。因此,要想对“言”与“意”这一极具民族特点的解释话语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必须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源头去寻中国诗学解释学体验主义的哲学渊源。
一、“言”、“意”的文化阐释
美学论文中国的古典文化是基于感性生命、经由直觉体悟的获得方式,而共同摒除了基于逻辑思辨和语言确认的理性认知方式,而形成的一种体验性思维模式。因此,中国思想的解释很重视个人通过体验的领悟。正如顾彬所说:“(中国古代)没有人想到发展出独立、坚实的理解方法,也就是西方意义上的解释学。神秘主义与想象更多地取代了方法和逻辑,它们构成一种对话形式的框架,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对此是不可低估的,其有效性同西方的解释学相比毫不逊。恰恰相反,传统的中国解释学方法甚至可能更为高明。当中国思想家们通过顿悟获得理解,或者只是把问题放在那里不作回答时,西方思想家却通过经年累月的冥思苦索,试图解决一个最终证明是无法解决的理解问题。”[2]64
顾彬的说法很有道理,庄子认为语言是人为的产物,非自然形成,“言非吹也”[3]87,风吹发于自然,语言却出于“成心”。而在庄子体系中,人为的是较自然低级的概念,并且这低级的东西又被所使用者误导,于是“言隐于荣华”[3]125,语言运载的真义被浮华之词所遮蔽,因此,语言作为遮蔽意义的东西就不可以相信,也不值得重视。由此出发,庄子同样认为“言”是没有恒定的标准。成玄英疏曰:“道理虚通,既无限域,故言教随物,亦无常定也。”[3]258这就是说,语言都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言者有言”但所言都是有限的观点所形成的意见。最后,庄子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接受方法:“笙者所以在渔,得渔而忘笙;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3]305正如笙和蹄是捕捉的工具一样,语言也只是意识的工具和手段。“言”存在的价值也只是在于帮助人们传输或接受意义,如人们执著于言,也会妨碍对意义的获取。庄子这里即肯定了读者只有通过“言”才能获得“意”,又强调了只有“忘言”才能“得意”,对此李壮鹰的理解是;“言只是一个路标,路标对于目的(意)只有指向性,目的是使读者用自己心灵的脚踏上那条所指但又在路标以外的路。这个目的地不是别的,正是曾经隐于作家心中的那个恍惚——即观念本题。”[4]134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得意忘言”的有着一种重视内心体验的传统。
如此不难推出,中国诗学选择的是一条由生命直达心灵的直觉体验、整体观照的理解之路,
放弃的是一条由语言直达大脑的逻辑思辨、分析推理的阐释之途。但是,“中国思想虽有时带有形而上学的意味,但归根结底,它是安住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界,在观念世界中观想。”[5]因为中国的思想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行动中展开的哲学,中国精神则是实践的精神,它立足于人的现实生命体验。故此对中国言意观的阐释也必须把握住它的实践特性,它虽不能用演绎逻辑的方式来理解,但这也并不表明它没有逻辑,只是它是一种行动逻辑,一种在实践中展开的具体逻辑。而这种实践逻辑主要体现在美学领域,因为美学主要讨论的是对作品的审美理解和审美鉴赏的问题,加之中国古代美学家格外喜欢对作品的创作中揉进自己的人生感悟,所以,这里重点谈对艺术创作和审美鉴赏的实践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