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义
作者：樊 星
来源：《文学教育》 2021年第6期
    樊 星
      一
      莫言是山东人。山东是孔孟的故乡。一般认为，山东文化精神的特质是重礼仪，尚豪侠。然而，任何文化都具有多重的品格。就有山东学者指出，“山东性格”中，既有“重礼仪、讲义气、尚豪侠、贵朴质、爱乡土”的特点，“也包括粗疏、剽悍、鲁莽、夸诞以至偏执等往往为贬的评价观点”。1一部《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主旨已十分鲜明。可其中既有逼上梁山的冤屈与愤怒，也有“替天行道”的豪情与决绝，还有盼“招安”的算计与期盼，内涵其实十分复杂。还有，武松、李逵的英雄豪情是与杀人如麻的嗜血欲望交织一体的；小说中的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的婚姻悲剧与“红杏出墙”、死于非命的结局，既是“警世通言”，也显然写出了当时社会中部分女性突破“妇道”的大胆活法；而孙二娘既卖“人肉包子”、对朋友也讲义气的泼辣性格，以及一丈青扈三娘的武艺高强、骁勇善战，也都显示了古代“女强人”、“女汉子”的非凡风格。
      从这个角度看去，莫言一直对描写女性的泼辣活法、强悍生命力情有独钟，就是很有“山东特”的了。有学者的研究表明：“齐地妇女不仅娴习歌舞，而且在家族社会的地位很高。”那里的妇女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和爽直的性格”。2莫言对故乡女性爽朗性格、泼辣风情的描写与渲染正好映证了这一点。《白狗秋千架》中那一句“故乡出漂亮女人，历代都有选进宫廷的”，就明显流露出对故乡的特别情感。而“我们村是杂姓庄子，张王李杜，四面八方凑起来的，各种辈分的排列，有点乱七八糟。姑姑嫁给侄子，侄子拐跑婶婶的事时有发生，只要年龄相仿，也就没人嗤笑”的介绍，也写出了乡间民风的特别：不合礼教，却自然而然得到了大家的理解与默许。这一段描写，使我想起了张贤亮在小说《河的子孙》中对西北民风的记录：“在地方军阀统治时代，这个地区几乎每一个男人都被征去当过兵……成年男子被抓走了，庄子上碰头磕脑地尽是些妇女，在既无宗法束缚，又极少血缘关系的情况下，这一带就和十九世纪哥萨克的顿河区一样，两性关系终于按照纯自然的需要随便开了。”由此可见，虽然礼教的传统源远流长，但民间的两性关系显然并不是那么严格规范，人们的生命原欲仍然在顽强地影响着风俗、源源不断地催生着人间的悲喜剧。
      因此，莫言对泼辣女性的情有独钟就值得注意了。从《民间音乐》里面的花茉莉拒绝凡俗男性的引诱、主动追求超凡脱俗的流浪艺人，到《金发婴儿》里面的军嫂紫荆敢于挣脱守活寡的苦闷，大胆追求近在咫尺的“婚外恋”，再到《白狗秋千架》中的暖为了“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主动要求荣归故里的当年玩伴与自己“野合”，还有《红高粱》里面的戴凤莲敢于违抗“父母之命”，敢于泼辣追求自己的爱情，敢于怀
一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与自己爱的轿夫“野合”，还有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的鲁璇儿婚后饱受婆婆和丈夫的欺凌，也不管不顾地走上了叛逆之路，向几个不同的男人“借种”，生下了八女一男，而她的女儿们也继承了她的自行其是、刚烈、强悍性格，“一旦萌发了对男人的感情，套上八匹马也难拉回转”，并纷纷是走上了自主追求自己的爱情、婚姻的道路。其中有的嫁给了土匪，有的甚至为娼，用的钱为母亲和妹们挣足了生活的资本……小说中，鲁璇儿的婆婆上官吕氏也是“铁女人”、“真正的家长”，她甚至可以挥鞭抽打偷懒的老公父子；还有上官鲁氏的大姑姑也以“刚毅的性格、利索的手把”而在“全高密东北乡都有名”……这样的风气显然与“高密东北乡素来民风剽悍”有关。再看《檀香刑》中“高密东北乡最美丽的姑娘”孙眉娘，她“从小跟着戏班子野，舞弄棒翻筋斗，根本没有受三从四德的教育，基本上是个野孩子。”她虽已嫁为人妇，却依然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县令钱丁，她的那一番内心独白——“俺爱的是你的容貌，是你的学问，不是你的心。俺不知道你的心。俺何必去知道你的心？……俺知道你爱俺如馋猫爱着一条黄花鱼；俺爱你似小鸟爱着一棵树。俺爱你爱得没脸没皮，为了你俺不顾廉耻；俺没有志气，没有出息；俺管不住自己的腿，更管不住自己的心。……俺自轻自贱，颠倒了阴阳；不学那崔莺莺待月西厢，却如那张君瑞深夜跳墙。君瑞跳墙会莺莺，眉娘跳墙探情郎”，堪称一个普通民女的爱情绝唱。而她因为“俺家里有一个忠厚老实能挡风能遮雨的丈夫，外边有一个既有权又有势、既多情又多趣的相好；想酒就喝酒，想肉就吃肉；敢哭敢笑敢浪敢闹，谁也不能把俺怎么着”就感到十分满足，认为“这就是福！”的描写，也都写出了故乡女性的世俗生命意志、狂放不羁个性。为了突出这些女性对爱与自由的渴求，作家让《红高粱》里面的戴凤莲这样问天：“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
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还让《丰乳肥臀》中的鲁璇儿通过自己的摸索感悟：“人活一世就是这么回事，我要做贞节烈妇，就得挨打、受骂、被休回家；我要偷人借种，反倒成了正人君子。”作家有意通过这样惊世骇俗的描写刻画出农妇生命力的泼辣、性格的强悍，强悍到敢于突破礼教的约束、“常言”的羁绊，从心所欲，回归“本我”。可想而知，这样的人一多，也就形成了一种相当可观的民风。
      不过，作家也没有忽视女性泼辣的另一面。《酒国》中的女司机满口粗话，举止也粗鄙不堪的刻画就别有洞天：这位“女汉子”既可以通过相将素不相识的侦察员拉下水，又是酒国官员腐败劣迹的帮凶，还是酒店侏儒总经理的“第九号”。她无疑是当代社会一种精明女性的代表：既泼辣，又阴险，也无耻，还活得滋润。小说中描写她勾引侦察员时“动作凶狠野蛮，没有半点儿女性温柔”，明显有批判之旨。由此又可见莫言对于泼辣、强悍并非止于一味欣赏。可以接受泼辣，甚至可以接受放荡，却对阴险、别有用心嗤之以鼻。
      到了《蛙》，作家对主人公万心的性格刻画则可谓五味俱全、一言难尽。万心“长在红旗下”，性子风风火火、泼辣强悍、胆大包天，“头蓬如雀巢，笑声如鸱枭”，这样的漫画式描写已有嘲讽之意。她第一次接生，就与用愚昧方式接生的“老娘婆”田桂花发生了冲突：见她“扔下药箱，一个箭步冲上去，左手抓住那老婆子的左臂，右手抓住老婆子的只右臂，用力往右后方一别，就把老婆子甩在了炕下。”稍后还“
飞起一脚踢中了老婆子的下巴……”可谓雷厉风行、勇猛果敢，显示出经过革命教育的“女汉子”嫉恶如仇的冲
    动。因此也必然引起了乡邻的非议：“你一个年轻姑娘，打一个老人，不感到臊得慌吗？”然而，革命青年又岂能因此而变得“温柔敦厚”起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
    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
    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爱憎分明的革命教育使那一代人都性情泼辣、粗犷，勇于斗争、出手凶狠。因此，她才以勇猛无敌的方式一往无前：能“与人民公社那帮拼酒”，“千杯不醉”；抽起烟来也吞云吐雾，动作夸张；与同事吵起架来也是“发疯般地”、“以更加猛烈的动作”去打斗；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竟然割腕、写血书，可谓偏激、决绝之至。到了“”之初，“她十分狂热”，逼死了老领导；后来她自己也被揪斗，却在残酷的折磨中昂首不屈。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为了坚决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她不惧流言蜚语，不怕暴力恫吓，不择手段伤害了多少抵触计划生育的人们。作家写她“对她从事的事业的忠诚，已经到达疯狂的程度”，也就写出了那个年代里许多“铁姑娘”、“假小子”的共同命运。她们为革命献出了全部的青春热情，也始料未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样的反思与浩叹无疑寄寓了作家对泼辣的民风阴差阳错间催生出层出不穷的悲剧，而狂热的“革命”也使人身不由己地“异化”的深长反思。小说中关于万心逼死侄媳妇王仁美，并因此被死者的母亲用剪刀刺伤的情节将她的无情
与可悲、也将亲人对她的绝望与仇恨写到了极致。到了晚年，她才意识到“那时所有的人都疯了，想想真如一场噩梦”。她才幡然醒悟，忏悔不已：“认为自己有罪，不但有罪，而且罪大恶极，不可救赎”！这样的反思与忏悔，令人无语。除了她，《蛙》中还有几位女性，性格与万心相去不远——如她的徒弟“小狮子”，“锤炼出了一副英雄加流氓的性格……被逼急了，什么事都能干出来”；还有死于非命的王仁美，性格也“咋咋呼呼，动不动就要寻死觅活的”；还有王仁美的母亲，诅咒起仇人来无比刻毒……无论是计划生育的支持者或反对者，在性情暴烈、言行泼辣方面，可谓如出一辙。作家就这样写出了故乡女性的泼辣、强悍民风，以及这一民风的奇特效应。
      由此可见，无论是《红高粱》、《丰乳肥臀》对泼辣、率真的热烈赞美，还是《酒国》对泼辣、阴险的冷眼鄙视，或者是《蛙》对泼辣可悲的万千感慨，都体现出作家对故乡女性雄强、泼辣民风的多角度思考。一切都难以理喻，也一言难尽。
      二
      中国古典文学中早就有不少性格泼辣的女性形象——花木兰、杜十娘、穆桂英、孙二娘、晴雯、王熙凤……到了当代作家笔下，泼辣的女性形象也层出不穷——如果说李凖《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的双老太婆、浩然《艳阳天》中的大脚焦二菊都体现了革命为泼辣女性增添的冲天豪情（而莫言的《蛙》中的万心为革命不怕艰辛、饱尝苦涩，到头来却痛苦万分，则写出了豪
情挥洒过后的无比苍凉，足以与上述“革命女性”形成意味深长的对照），那么孙犁《风云初记》中的蒋俗儿、刘绍棠《蒲柳人家》中的一丈青大娘、张贤亮《河的子孙》中的韩玉梅、《绿化树》中的马缨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黄香久、周大新《汉家女》中的汉家女、贾平凹《黑氏》中的黑氏、《冰炭》中的白香、《废都》中的唐婉儿、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田小娥、池莉《生活秀》中的来双扬、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都一直昭示着泼辣女性在革命洪流之外的顽强生存，以及在革命风暴过后的更加自行其是。这些形象的个性鲜明、生命泼辣，毫不逊于当代政界、商界的众多“女强人”。与此关联的还有，百年文坛上“武则天热”几度兴起（从当年田汉的历史剧《武则天》、宋之的的历史剧《武则天》到1957年林语堂出版《武则天传》、1962年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风靡一时，再到1994年五位作家——赵玫、苏童、北村、格非、须兰——为张艺谋筹拍电影《武则天》写同题长篇小说，蔚为壮观，加上刘晓庆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武则天》的热播、2000年陈红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的热播）3，也都足以引人遐想：中国女性一方面长期受到“男尊女卑”观念的压抑，受到《女儿经》的约束，另一方面却依然产生出这么多叛逆女性的浪漫故事，可谓洋洋大观。而在许多作家（包括莫言）欣赏这一类女性的眼光中，我们又可以看出怎样的文化奥秘呢？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既有《女诫》、《女儿经》那样“温柔敦厚”的正统“淑女”教育，也有“男主外，女主内”的当家传统，还有“巾帼不让须眉”、“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秋瑾诗句）、“雌风吹动革命潮”4、“谁说女儿不如男”的“另类”意气，以及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的刚强故事。早在女娲补天的神
我把婆婆拉下水
话传说中，就闪烁着母系社会女性的责任感和冲天豪情。而那些不甘寂寞、热烈追求个人欲望满足的女性，则可以说直开了当代女性解放的先河——从《高唐赋》、《神女赋》中主动追求性爱的巫山神女传说到《西厢记》、《牡丹亭》中女子勇敢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再到“杨门女将”的传奇、《水浒传》中潘金莲的出格身影和《红楼梦》中王熙凤捉弄贾瑞、秦可卿的故事，以及许多民间故事中“女追男”的传说，千姿百态，是是非非，不一而足，却都从不同的侧面显示了中华女性的自行其是、特立独行。在武则天称帝、“穆桂英挂帅”、柳如是常穿儒服男装、工诗文、秋瑾勇敢投身反清革命，还有“红娘子军”、“八女投江”……等等无数女杰的故事中，都显示了中国女性文化传统的另一面：刚健、有为、泼辣、雄强。那些“女中豪杰”的动人传说广为人知，就在充分体现出中国民间女性文化中的强悍生命意志之外，道出了人们对泼辣女性的特别关注与一往情深。
      如此说来，女权的思潮在中国从来就有，而且源远流长。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将中国妇女的状况同西方妇女加以比较，仅受礼教束缚的中国妇女的地位略微强于受宗教教义束缚的西方妇女的地位；中国妇女地位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也略高一些。有些西方学者持类似看法，认为中国妇女与日本、印度妇女相比，有更多的自由，地位也更高一些。……英国甚至有观察家认为，中国人对生活的基本态度远不是印度式的，而是现代西方式的，有些连西方人都不愿意接受的观念，都能被中国人迅速、彻底地加以采纳。曾到中国讲学的罗素就有这样的印象。”5在五四运动以及现代农民革命的风潮中，“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意识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就使得“女中豪杰”的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到了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以来，西方女权主义思潮传入神州，只是为中国已有的女权传统增添了一抹“现代感”的异彩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