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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卷    第9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27  No.92018年9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Sep. 2018
文章编号:1008-8717(2018)09-0049-04
《简·爱》中的空间逃离与“窗”隐喻
董 艳 艳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简·爱》讲述了女主人公简·爱在盖茨海德府、劳渥德学校、桑菲尔德庄园、沼屋以及芬丁庄园五个空间的四段旅程。空间是权力发挥作用的具体场所,小说中大大小小的空间正反映了父权社会女性的监禁,以及女性为摆脱男性压迫,而“窗户”这一狭小空间最能体现简的反抗精神与其逃离到社会边缘的过程。
关键词:《简·爱》;空间;逃离;窗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Space Escaping and the Metaphor “Window” in  Jane Eyre
DONG Yan-y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Abstract:  Jane Eyre  takes time and space as the complementary clues, which tells Jane Eyre, the heroine’s miserable childhood in Gateshead, her study period in Lowood School, and the love story at Thornfield. Spaces are the specific places that power works. The spaces in Jane Eyre reflect the imprisonment of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to women. “Window” is one of the spaces that best reflect Jane’s rebellious spirit and her escaping process to the margin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Jane Eyre ; space; escaping; window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作者简介:2018-04-09
本文为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空间想象与女性主体
的建构”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XJA752002)
董艳艳(1994-),女,甘肃平凉人,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一、引言
《简·爱》以时间和空间为相辅相成的主线,讲述了简·爱在盖茨海德府寄人篱下的悲惨童年,少年时期在劳渥德学校的求学经历,在桑菲尔德庄园和沼屋两次逃离不平等的婚姻,以及最后在芬丁庄园和罗彻斯特先生步入婚姻殿堂的经历,生动地
再现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的悲惨境遇,以及男女平等的社会诉求。因其浓厚的女权主义彩,《简·爱》自问世以来就被批评家们推上了文学评论的风口浪尖,而国内学界对小说中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女主人公形象的研究更是经久不衰。陶艳春、李涛认为简·爱表现出的自尊自立是其反抗男权文化压制女
性个体意识的手段。[1]218-221王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入手,指出处于西方主体边缘地位的简的成功,是建立在压迫处于第三世界边缘地位的女性伯莎的基础上。[2]101这种跳出西方文化语境,转而关注第三世界底层女性的解读让人耳目一新。周小娟则从社会文化机制内部分析女性的话语空间,认为小说是夏洛蒂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话语空间的再现。[3]73作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文本及女性书写女性自身的先驱,《简·爱》及勃朗特研究在中国的地位无可撼动。但是,如何传承和创新对经典作家及文本的诠释,是值得每位文学工作者深思的问题。
米歇尔·福柯揭示了现代社会规训权利的运作方式,即“有纪律的社会是以监控作为手段,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彻底的监视”。[4] 112纪律和权利技术使人类社会成了透明的权力监视场,而“空间则是权力实践的重要场所”[4]113。《简·爱》中的空间,大到劳渥德学校这样的社会空间,小到阁楼、窗户、抽屉
等私人领地,无处不渗透着纪律和监视。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为分析《简·爱》中的双重监禁之所、自我幽闭之所和隐喻的自由之所提供了新的视角,简一步步反抗并逃离父权社会的监禁,最终走向自由。
二、双重监禁之所
纪律作为现代权力技术运作的主要手段,福柯认为其实施必须借助特定的封闭空间。盖茨海德府的红房子和劳渥德学校无疑是最完美的规训场所,在这两个空间里,简的身体和精神受到了现实和隐喻意义上的双重监禁。
凛冽的风、阴沉的云以及透骨的雨,寄人篱下的小简·爱和这悲戚的环境融为一体。简似乎是里德家庭中的一员,却总被排挤在家庭之外,只有隐藏在波纹红呢窗帘后才能被暂时遗忘。秘密被窥见后,约翰表哥对她大打出手,忍无可忍的简终于和他开始了“肉搏”。向来对一切谩骂和殴打习惯了隐忍的简第一次表现出了坚决的反抗,但最后还是为此付出了被禁闭的代价:
两扇巨大的窗户,窗帘永远下垂,……地毯是红的。床脚边的桌子上铺着一块鲜红的桌布。墙是淡淡的黄褐,稍微带点儿粉红。……大柜里某个秘密抽屉里的东西,她在那个抽屉里收藏着羊皮纸契据,她的首饰盒,还有她亡夫的一张小像。[6] 9简被监禁其中的红房子曾经是里德舅舅咽气的地方,尽管里德先生已经故世九年,但是这间红房子仍“充满着父权气息的死亡之屋”[6] 435。福柯认为,权力本身要求空间上的不可见性,权力只有隐藏在被控制的对象无法企及的空间之中才最具有威慑力。[4]111尽管
里德舅舅已经与世长辞,但是躺在某个秘密抽屉里的他的小像,则是男权的象征。简无法摆脱自己内心对里德舅舅灵魂的恐惧,里德舅妈正是抓住了简的这一弱点,利用自己亡夫不可见的威慑力监禁简的肉体和精神。同样地,里德先生的灵魂对里德太太也具有无形的震慑。在后来的一场冲突中,简不由自主地说出了“里德舅舅在天上,你做的一切他都看得见,我爸爸妈妈也看得见”[5]27。听到这话时,里德太太往常冷漠深邃的灰眼睛瞬时被恐惧的神情笼罩了。回想起过去十年所受的不公平的待遇和凌辱,她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反抗的情绪。经过痛苦的精神搏斗,简决心“从这难以忍受的压迫下逃跑”[5]11。然而,红房子里的恐惧和猩红的装饰成了她一生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
福柯认为:“工厂、学校、军队都实行一整套微观处罚制度,其中涉及时间、活动、行为、语言、肉体、性”[7]201-202。福柯所列举的皆是体制化的空间,劳渥德学校正是用一系列的制度来驯顺学生的肉体及灵魂。“花园是个广大的围场,围墙很高,把外边的景挡得一点儿也看不见”[5]51。从对劳渥德女子学校的环境描写可以看出它几乎与世隔绝,女孩子们穿着单薄,监督克扣伙食,学生营养不良,瘟疫肆虐。大理石一样威严冷漠的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奉行一整套清教徒般的清规戒律,认为人不能依从天然。福柯认为有纪律的社会,便是以监控作为手段,渗透、侵入社会各个层面进行无时无刻的彻底监视。[4]112在劳渥德学校,任何不符合规矩的细微的过失都要受到肉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惩罚。简的好朋友海伦·彭斯的一点小小的过失都被无限放大,然而,面对无理的苛责和惩罚,海伦都以德报怨,她信奉“生命短促,不能用来记仇蓄恨”[5]64。尽管相处不久,海伦成了简一生的人生导师,对其人格的完善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简在劳渥德学校度过了平静的八年,不仅收获了海伦·彭斯和谭波尔小的友谊,还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知识和人格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海伦和谭波尔小教会了简控制感情、拥有和谐的思想,使她成为了一个克己的人。然而,海伦去世和谭波尔小的离开后,简又变得不安分起来。
三、自我幽闭之所
跟往常的长途跋涉的旅行一样,简于一个寒冷的晚上抵达了桑菲尔德庄园。简对庄园的第一印象是它被一种隐遁的气氛所包围:
梯级和栏杆是橡木的;楼梯窗很高,镶有木格子;楼梯和通往各个卧房的长过道,都像是教堂里的,而不像是住家房子里的。一种阴森的、地下墓穴般的气氛笼罩着楼梯和过道,使人不愉快地联想起空旷和孤寂。[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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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菲尔德的房子俨然是一种哥特式的风格。木质的梯级和栏杆,高耸的格子窗,悠长昏暗的走廊。然而简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在“没有荆棘”的床上度过了安然的一夜。生活中一个崭新的时期正在开始。
白天的桑菲尔德庄园似乎比夜里更显得神秘古怪:
我摸索着到了顶楼的出口,开始走下顶楼的窄楼梯。我在楼梯脚下的长过道里徘徊着。这个过道把三楼前后两排房间分隔开来,它又窄又低又暗,只在远远的一头有一扇小窗,两边的两排小黑门全都关着,看上去就像是蓝胡子城堡里的走廊一样。桑菲尔德外面是一望无垠的牧场,蔚蓝的天空,宽阔的大路和重重叠叠的山,阳光普照下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但是再回到庄园,青灰的建筑似地窖般沉闷,又窄又暗的小房子像极了监狱,紧闭的房门更为桑菲尔德增添了几分神秘的彩。这时,一阵悲惨的笑声打破了沉寂,让原本怪异的桑菲尔德变得更加神秘莫测。[5]123
初识罗彻斯特先生,他给简的印象是盛气凌人、不易接近。他脸颊黝黑,五官严厉,身边跟着一条狮子模样的大狗。这些都代表了“父权统治的本质”[6]450。简本能地知道,罗彻斯特先生“同我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一致的地方”[5]132。然而经过傲慢与偏见的考验之后,两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结婚当天简知道阁楼上的疯女人是罗彻斯特的妻子时,她毅然地离开了罗彻斯特。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认为:“这位罗彻斯特先生秘密的妻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简本人秘密的自我。”[6]349在和罗彻斯特的恋爱中,简因为贫穷、弱小而不满自己在爱情中不平等的地位,自卑的自我才是他们爱情的障碍。“‘阁楼’已经成为了女性与外界隔绝、幽闭、孤独和惩戒的隐喻象征。”[8] 19伯莎被幽闭和囚禁的阁楼,是罗彻斯特男权压制的监狱,也是伯莎和简·爱思考自我生存出路的空间。
流落到荒原上,简在一所房子的窗外看见了温馨的一幕:两位高雅年轻的闺秀和一位老妇人围着炉火讲故事。巴什拉认为,窗前的灯光是家宅的眼睛,在想象力的领域里,灯从来不照亮户外,它是封闭起来
的光线,只能衍射到户外。[9] 41灯火是贯穿小说始末的重要线索,是家和温暖的象征,也是漫长等待的符号。被这家人收留后,她不再是个“无家可归、到处流浪、被这个广大世界遗弃的人了”[5]407。如果说布洛克尔赫斯特把简从盖兹海德府红房子的监禁中带到了充满寒冷、饥饿和疾病的劳渥德学校,罗彻斯特使简屈服于激情,圣·约翰则要以上帝的名义将简的灵魂永远禁锢。不肯屈服于没有爱情的婚姻,简又一次逃离了。
四、隐喻的自由之所
正如福柯所言:“哪里存在着权力关系,哪里就有反抗的可能性。”[10]123在父权统治下,女性只能“逃离”到边缘地带,但是这种逃离并不是自怨自艾和被动忍受,她们在自己的一小方天地中自由想象,反抗着男权,展现女性的价值。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女性要成为作家必须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拥有自己的空间和独立的经济,是女性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基础。简·爱每次反抗前都要退回自己的领地——窗户养精蓄锐,然后给敌人重重一击。窗户成了她与男性抗衡的自由之所。
故事开始就是简坐在窗台上看书的情景:“我爬上窗口,缩起脚,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着,把波纹红呢窗帘几乎完全拉拢,我就加倍隐蔽起来,仿佛坐在神龛里似的。”[5]1只有躲避在窗帘后隐蔽的空间里,她才能获得暂时的安全感,于是,一扇小小的窗户成了她最忠实的伙伴。她的思绪透过玻璃窗这隐喻的“眼睛”飘到了书中广阔的世界。当她的小领地被侵犯后,简一改往日逆来顺受的表现,积压多年的愤
怒终于到了突破口。尽管简的反抗给自己招来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但这前所未有的爆发也给里德一家人极大的震慑。
在劳渥德学校的八年里,经过“纪律”的操练,简已经由内向外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然而,劳渥德狭小的天地根本满足不了她对理想生活的需求,刻板的纪律也不能阻止她对自由的渴望:
“我走到窗口,把窗子打开,朝外面眺望……我渴望越过这些山峰;……似乎到处都是囚禁的场所和流放的区域……学校的规章,学校的职责,学校的习惯,还有见解,……对于生活,我就知道这些。现在我感到这还不够。”[5]96
窗户外面,目光所及的物理空间被山环绕。窗户里面,劳渥德这闭塞的社会空间处处渗透着规训权利。简每次做重大决定之前都要站在窗户之前,而自然总能给予她无穷的力量。只有无边无际的心理空间可以不受规则和强权的约束,飞越劳渥德的高墙,穿过重重叠叠的山,自由想象。
桑菲尔德的聚会上,衣着简朴的简坐在靠窗口昏暗的座位上,暗中观察上流社会的太太和小们,和处在灯光下璀璨夺目的英格拉姆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窗台正因处于‘边缘’,幽暗,不为人注意,才成了具有威慑力的位置。”[11]90-95简在隐蔽的角落可以随意观察每个人而不被他们发现,他们的衣着、体态、声音、五官、甚至皱纹都被简一览无余,从这个角度讲,处在边缘地位的简掌握了主动权。根据福柯的观点,“边缘与核心既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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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概念,也是社会性的评价,它将社会权利关系与位置的不均,表现在实质的空间上。”[4]132像在盖茨海德府一样,简受到排挤,因而逃到了边缘地带,窗台总能为处在暗处的简提供庇护,而处在灯光下的贵妇人、小和绅士们的势力、虚伪和冷酷暴露无遗。
里德太太去世前,简再次踏进了盖茨海德府,这次她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里德家经历了种种变故后家道中落,里德太太也因此一病不起。“我盯着她看了会儿,现在她不能盯着我看了。”[5]281注视是携带着权力运作的观看方法,[12]349简通过注视病榻上的里德太太确立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里德太太也因不再有当年的盛气凌人和高高在上的特权沦为被注视的对象,同时她也体会到了简的目光所带来的权利压力。目睹着将不久于人世的里德太太,简似乎忘记了自己离开盖茨海德府时“你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的人”的宣言。尽管里德太太之前待简刁钻刻薄,但此时简已经选择了原谅她。“然后我走开,到窗前去。雨狠狠地抽打着窗玻璃,风狂暴地刮着。一个人躺在那儿,我想,马上就要不再受到世间的暴风雨了。那精神,现在正在竭力要挣脱它的物质的驱壳,它在终于解脱了以后,将飞到哪儿去呢?”[5]282站在窗前,简的眼前是狂风骤雨,身后是即将摆脱肉体禁锢的一个自由的灵魂。在关于灵魂的去向这个哲学问题面前,肉体显得渺小空洞,简没有理由不原谅一个将死的肉体,而里德太太的灵魂也将因此重获自由。
随着伯莎从桑菲尔德楼顶上的天窗跳下,所有人物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桑菲尔德阁楼上的物理空间的窗户在这里是一个隐喻,随着它的打开,人物的心理空间也再度开放。伯莎用身体的毁灭换取了精神的自由,罗彻斯特用残缺的肉体换来了健全的灵魂,挡在简和罗彻斯特婚姻之间的障碍也彻底消除。福柯说:“疯人不是禁闭的第一个和最无辜的牺牲品,却是禁闭权力的一个最模糊又最明显、最持久的象征。”[13] 20疯女人伯莎体现了父权社会下女性被压迫的地位,以及女性在婚姻中被束缚的状态。尽管伯莎的反抗最终只是两败俱伤,在惋惜的同时,不禁为她的勇气叹服。而昔日风度翩翩、腰缠万贯的罗彻斯特不仅失去了财富和声誉,还成了一个身体不健全的人,这是上帝对他最残酷的惩罚,同时也是对他最大的恩赐。失去一只手和心灵的“窗户”的罗彻斯特只能用心去感受世界和人心,相比残缺的肉体,健全的灵魂更具魅力。在芬丁庄园里,两人终于摆脱世俗的困扰生活在了一起。
五、结语
《简·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父权社会下女性的生存及婚姻状况,《简·爱》中大大小小的空间正反映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监禁,以及女性为摆脱男性压迫,一步步逃离到社会边缘的过程。盖茨海德府的红房子和劳渥德学校是双重的监禁之所,分别作为家庭和社会空间,规训着女性的肉体和精神。桑菲尔德庄园及阁楼、沼屋表现出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沦为男性的附庸。而最后的一方净土芬丁庄园里,简和罗彻斯特的结合也是以简继承一大笔遗产为前提。《简·爱》中男性总是作为空间的掌管者掌握着话语权,而女性则处于失语的被动地位。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看似处于边缘地带的窗户
实则是简自由想象的领地,在这狭小的一隅与男权抗衡,展现着女性自身的价值。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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