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记忆片断]记忆片段
    20世纪70年代,从15岁到25岁的这十年,我几乎都是在中国北方农村度过的。1969年12月,我随父母下放农村,1972年回城一年多,1974年再次插队,直到1978年3月离开农村上大学。乡村记忆,成了那十年的主体。
    1974年春天,
    第一次吃酒席
    那一年,我19岁,第一次吃了正规的酒席。
    我不知道,那天早上起来时候,我父母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开始,我没觉得什么特殊,跟平时差不太多,还没有“事到临头”的感觉,那天,家里人送我去插队。
    是个星期天,比平时上学上班起得还要早,起来以后等车。后来全家上了一辆吉普车,我母亲把那辆单位里的车叫大屁股吉普。用塑料布和紫毡子包捆好的行李,还有一只白茬儿的薄木箱子也都放进车。从那天起,它们就是我的全部用具,将要和我一起下乡插队了。车开动以后,行李箱子不停地在车后部摇晃。
    我是没经过敲锣打鼓举红旗宣誓,就下乡了的。送我的是家里的其他四口人,父母弟妹。
    出城前,又上来一个人,母亲让我叫他张叔叔,我觉得父母对这位张叔叔特殊地热情。很快车就出了城。季节还早,车窗外面的田野里还没长出庄稼。一路上,弟妹两个很兴奋。我和他们一起看风景,春游一样。父母一直和张叔叔说话。
    当天下午,就是这辆大屁股吉普,将把他们都带回城里。我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未知之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之间,我一个人被抛下。
    “”以前,在我们家里,就是大人上班,孩子上学。母亲经常爱说一句话:我们堂堂正正,万事不求人,不搞歪门邪道。但是,1974年春天的那一次,我看见他们为我而笨拙地改变。我去插队的那个公社是张叔叔的老家,他的几个亲戚在公社和大队当干部,为了得到照应,父母带上张,并且要在县城请他的亲戚们吃饭。
    将近中午,听说快到县城了。我听见母亲低声问张叔叔,他们是不是能喝酒,要什么酒合适。我母亲嘱咐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几位客人,你们都要安静点。我觉得那天她和父亲都有点紧张。
    弟弟很高兴,他对我说:饭馆里做的肉好吃。弟弟小我一岁,他中学毕业插队还要等到第二年。我妹妹也很高兴,当时她刚上中学。
    那天我很惊奇,父母并不认识他们将要宴请的客人。车一进县城,张就把头伸出窗外,向路边望。父亲还不断问,是不是那几个人。张总摇头,他的头又尖又长。他说他妹夫很胖,肚子都圆了,一个管下乡青年的公社小干部,屁大个官儿,成天吃席。
    那个小县城现在升格成为一个市,当时它的交通要道只是十字路口,有四个重要的建筑,除副食品商店是平房外,国营商店,国营旅社,国营饭店都是二楼,在一片平房中,这几座两层楼很显眼。国营饭店门口,几个穿蓝吊兜制服的人,有站的有蹲的正抽烟。张说,那就是他们。
    大人们见面一番握手。我站在他们后面,看见我父母和不认识的人寒暄,表现出了不大自然的热情。母亲拿出烟,请每个人抽。
    我记得,那种场面让我反感,觉得庸俗。大人们之间客套了一阵,父母叫我的名字,我被推向前,父亲的手热热地抓着我,说:就是这孩子。
    陌生的人们很平淡地点点头。然后全体人上楼。七八个人一起上那小楼,木楼梯咕咚咕咚一
阵响。围着一个油乎乎的大圆餐桌坐下来,我看见母亲和张叔叔商量着点菜。感觉母亲拿不准该点些什么,净看张叔叔,又小声问服务员。她的意图是不怕花钱,要尽量让客人吃好。那天,我第一次感到做一个大人很不容易。平时下了班就在家里看看书浇浇花的父母,应酬那天的场面很努力,连我都看出了他们的不自如。
    酒席上,大人们都在喝酒,连不喝酒的父母也喝了。很多的时候,是客人们之间谈得很热闹,父母只是听着。我几次看见我母亲在擦汗。在我插队前后的那几年,她身体一直不好,肩周炎,心情烦躁。但是她那天好像很健康,一点病也没有。父亲一贯看不惯“喝大酒”的人,那个中午他对喝酒一点意见都没有。
    酒席吃了很久。我真不知道,一顿饭还能吃那么久,从中午一直吃到下午。
    弟弟说得对,我们吃的是酒席,不是家里的菜,鱼和肉都给做出了花样儿。盘子端上来,一层压着一层。我只能记住一道菜,是整个猪肘。我们离开饭馆的时候,菜还大半剩在桌上。
    我看见母亲动作很小心地从裤子侧面的口袋里往外拿钱,是一叠钱。在客人们喝得说话声越来越大的时候,她算了账。那一叠钱让我吃了一惊。
    后来,我才知道,和我们一起吃酒席的,有我插队那个公社主管知青的干事,大队民兵营长,还有公社的其他几个干事。吃好了饭,人很快都散了。吉普继续向东,几分钟就出了县城。跟我们走的,还是那个张叔叔。他喝多了,话有些颠倒。我要去插队的生产队离县城还有五十多里路。这一段路上,我父母都不大讲话,只听那张叔叔一个人说。他说的大意是,人不能太死性了,不能像我父母这样,清高的人要吃亏,不遇到事儿还行,真遇到了,就要“浑和”点儿。
    现在还能记住的下一个场面,我站在一个很高的土墙豁口上,父母弟妹都不看我,一起朝着吉普走,我的心里乱七八糟的,眼睛里都是眼泪。后来,我自己走进集体户,男生女生全不认识,全都冷眼看我,我坐在炕沿上,一直坐到天黑都不敢动。
    90年代,我问起母亲那天请客的细节,问她花了多少钱,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吃酒席的任何细节,她都忘记了。反而她记忆最深的是,那天,她看见我站在土墙那儿可怜巴巴的。她小声对我父亲说:快走,别回头。
    1976年冬天,
    她说被迫害了
    70年代的中期,越来越多的知青通过招工推荐上大学离开农村,而一直没机会走的知青心灰意冷,我们那个县就有绝望自杀的。我所在的集体户就有两个都是1968年下乡的女生。
    刚进入1975年,我离开集体户,被临时调到县里办知青报。第二年的冬天,有一个早上,我提前去上班,天还没全亮,整个知青办的小走廊空荡荡的,只有一盏小灯。估计打更的老人先把每一面火墙都烧起来,自己去吃早饭了。我沿着走廊向里面走。我们的办公室在最里侧。钥匙的时候,突然脚下一绊,踩着了什么东西,软软的,吓了我一跳,马上后退。
    没想到,走廊地上躺着一个人,紧紧地缩成一团。
    那个人抬起脸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脖子上围了一条又长又厚的绿围巾,一个女的。
    估计她看我也不过是个知青,根本没理我,又缩回去,一动不动。我转回身叫人。在门口正遇上知青办一个干事,缩在地上的人看见又有人来了,哇哇地哭,自己站起来了。
    她浑身的土,两手捂住脸,头发围巾揉得很乱。我马上想到我们集体户那两个1968年下来的老知青,当时,我看她,觉得她已经苍老得不行了。
    上班的人多了。一个部门主管,是个胖妇女,嗓门很大,从外形上看就像个领导,她一进门就问:这是咋的了。女青年像看到了救星,哭声大了,边说边哭说她是知识青年,知青办得给她做主。
    女主管扯女青年,问她是哪个公社的,还警告她在办公室哭嚎影响不好。
    女青年的声音立刻变小了。她说:领导啊,我被迫害了。
    “被迫害”,这话在当时是极严重的一句话。在知青下乡的70年代,有非常的特指。女知青被迫害了,意思就是被强暴了。按政策,女知青被农民“迫害”的安抚政策是优先办理招工回城,而“迫害者”将被公判毙,开完公判大会还要五花大绑,站在卡车上游街,胸前挂块名字上打红叉的牌子,衣服后领子里插根很高的“标”。我在县里的几年,每年年底知青代表大会召开前,县里都安排这种公判游街,杀一儆百。“被迫害”这三个字分量太重,它涉及有人能很快回城,有人能很快送命。
    听到“被迫害”,马上有负责办案部门的人,把女知青叫到他们的办公室。这种事情在当时非常敏感。而像她这样公开到县里,当众宣布自己被迫害的,我在知青办的三年里,只遇到过这一次。那个上午,专案组的门玻璃上,临时糊上一张报纸,神神秘秘的。
    中午,有人安排女青年跟着我们去县委食堂吃饭。我们走在前面,她在后边跟着,故意和我们保持距离。离得远了,我站住等她一下,心里出现一种厌恶。
    女青年吃饭相当快。吃完了,她自己又回知青办。晚上再带她吃饭。那一夜,听说她住在县委招待所。
回忆的片段
    第二天上班,一进门就看见她站在走廊里,手里抓着一个鼓鼓的旧书包,正对知青办的干事说没脸回集体户了,要买火车票回家。很快,她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