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沈宗灵活得真活得善活得美]善恩焕活
霜
【√】回忆是片段的，玉珠成串，但是编织起来，就是一个活得真、活得善、活得美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2月16日，距离沈宗灵教授的九十寿辰还有9天，张骐教授正与同门为先生张罗着寿宴，先生却匆匆离去了。
儿子沈波说，父亲从送进医院到离开人世共13个小时，走得很安静。“沈老师终究是遂了自己的初衷，他莫非就是要以这样一种最不能违背和质疑的方式告诉我们，尊重他‘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的意愿、选择最‘有实际意义的形式’来表达我们的纪念？”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齐海滨心痛地说。
最后的学术礼物
齐海滨是沈宗灵带的第一个博士生，跟先生感情深厚。这几年，他大多数时间在国外，不能常伴恩师身边，但时不时托自己的学生赵冬去看望先生。
2011年初，赵冬去看望沈宗灵时，因为身体的原因，沈宗灵说话很少，却总是面带微笑安静地坐着。他的夫人说：“沈老师年纪大了，听力差，不记得事，思维也跟不上，要是你们跟他说说学术，或许他能想得起来。”果然，当赵冬跟沈宗灵
说起佩雷尔曼（沈宗灵专著《现代西方法理学》里有一章专门介绍佩雷尔曼的修辞学论证）时，他立即变得精神抖擞，思维敏捷，还告诫赵冬要对这些基础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
龙年大年初一那天，沈宗灵与赵冬通话时还曾吩咐，让其联系出版社将他去年再版的译著《人和国家》送些过来，等到过寿时好送给学生们。然而，书本正准备送往先生家时，他却匆忙离去，留下了遗憾。
沈宗灵翻译的法国思想家马里旦的《人和国家》，影响了很多人。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对马里旦的那句“国家是为人服务的，人为国家服务是政治的败坏”的名言印象深刻。苏州大学周永坤教授曾说：“它真正开启了我的心灵，使我得以能重新认识人与国家的关系，原本脑海中的国家主义受到清算，在人与国家的关系上确立了人本主义或曰自由主义的根基。”
这本《人和国家》最早在196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霍宗彦”。很多人直到现在才知道，霍宗彦者，沈宗灵也！在当时那个年代，译者不能署真名，只能隐姓埋名。2011年此书再版，译者才换成“沈宗灵”。
没有别的方式比这些著作更能表达沈宗灵的心意，可惜，他的很多学生没能亲自从老师手中接过这份厚重的礼物。
回忆的片段
曾立志要“经国济民”
沈宗灵1923年出生于杭州，抗战期间搬住到上海租界，其
大学就读于复旦大学法律学系，1946年毕业后获学士学位。沈宗灵生前曾说，在抗战那一冗长而极重要的时期里，当时唯一希望是抗战快点结束，幻想胜利之后，中国会变得如何富强，当时亦有了自己应该为中国变得富强贡献一份力量的狂热。
这种狂热，其实在沈宗灵中学时代的时候就已显露，当时他就已经立下了将来要做一番“经国济民”大事业的人生观。他对自己这种人生观的具体概念解释为，“站在最上层的政治社会上，用我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把中国搞好。”
所以，沈宗灵在读大学的时候毫无犹疑地选择了读法律，那时他已经想到法律是与从事政治事业分不开的，虽然他的父亲坚持要他学工程。
为了离自己“取得政治社会中最上层地位”的目标更近些，大学毕业后，他便去了美国留学。1947年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院政治系学习，次年获人文科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专修了“国际公法”与“国际组织法”。
1948年秋天，沈宗灵带着一大套自认完整而高深的理论回到了祖国，他以为自己酝酿了多年的大抱负可以到伸展的阶段了。
在归国的旅途中，沈宗灵便安排好了回国后的计划。除了教点书，他把律师业务作为工作重点，当时他认为中国的律师也会像美国律师那样拥有政治前途。“譬如我所崇拜的罗斯福以及
当时的副国务卿艾契生都是律师出身，他们的事业活动都是从律师竞选国会议员而展开的，当然我亦应该这样做。国会议员，就是我所指的那种上层社会。我要争取到这样一个位置，站在议坛上，我可以滔滔雄辩，拿我那一套‘经国济民’的大道理变成无数的法案，经过这种长久的努力，中国就可以富强起来。”那时，沈宗灵就是这样想的。
在这种理想的计划下，沈宗灵回到了上海。然而，后来中国的政治形势并没有如沈宗灵想象的一样。彷徨过后，他转而继续走学术的路子。
沈宗灵最初在复旦大学教书，1950年参加了司法部主办的中国新法学研究院。“我觉得研究院这个名字很好听，但具体并不十分了解，也十分好奇。我那时二十七岁，也没结婚，没什么负担，就去了。来了之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借用研究院负责人的那句话说：‘这儿不是你们所想象的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院，这里是搞思想改造的。’我才明白过来，但一进去就出不去了。”中国新法学研究院于1949年9月招生，是为了改造旧司法人员而成立的，1951年末，该院和司法部司法干部轮训班一道并入新成立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沈宗灵生前每次跟来访者讲起这段经历，他都会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在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学习过程中，沈宗灵接触了另一种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段时间，对沈宗
灵以后的学术思
想的形成，起到很大影响。在研究院第二期培训时，沈宗灵留院工作，任研究员。一直到1954年北京大学重建法律学系，沈宗灵被调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工作，仍任讲师，兼任法学理论教研室主任，连续三年主讲法学基础课程（当时称“国家与法的理论”），沈宗灵也因此成为北大法律系的元老之一。
之后的岁月，沈宗灵几乎都在燕园里度过，继续着他的学术研究，培养了一批批学子。1993年5月退休后，他仍旧继续承担对博士生的指导工作，直至2000年。
中国法理学的“沈宗灵时代”
沈宗灵是中国法理学学科的奠基人。他推动了法学理论学科从“国家与法的理论”发展为“法学基础理论”，再发展为“法理学”，并对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以及法律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主编的《法理学》系教育部国家重点教材，也是现在很多法律人的第一本法理学教材。
除了法理学外，沈宗灵对现代西方法理学和比较法学领域也极为专长。他开创了现代西方法理学研究，撰写了建国后第一部详细的现代西方法理学理论著作《现代西方法理学》；他推动了比较法学科的建立和比较法的研究，专著《比较法总论》和《比较法研究》是比较法领域为数不多的必读经典。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这样评价沈宗灵：“沈先生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法理学的开拓者；是把西方法治
文明介绍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