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大前程》中狄更斯的女性主义审美精神赞美女性
李景媛
摘 要：学界传统观点大多认为狄更斯深受父权制度影响，其笔下的女性人物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父权社会制度对女性的审美标准，要求女性理应成为“家庭天使”[1]，因此，狄更斯也被認为是男权主义的代表。本文的观点却与此相对，认为狄更斯于《远大前程》[2]中所塑造的主要女性人物正好反映了这个文学巨匠内心潜在的女性主义审美倾向。
关键词：女性主义审美;狄更斯;《远大前程》
《远大前程》自问世以来备受全世界读者的青睐，对此巨著的评论与探讨自然不胜枚举。纵观对其女性人物的评论，有观点认为狄更斯描写的堕落女性体现了潜伏于社会中的两大威胁：疾病和危险[3];更多观点认为狄更斯非常支持与赞同“家庭天使”的社会规约，只有对男性
感恩、谦卑、忍耐和顺从的女性才符合他的男权审美，也是他乐于称道的[4]。狄更斯身处的维多利亚时期，父权制的畸形审美取向强迫女性成为“家庭天使”，也使很多评论家都认为狄更斯笔下的女性即为他父权主义思想的体现[5]。本文从《远大前程》中女性人物的塑造入手，尝试厘清狄更斯内心潜在的女性主义审美倾向，以期从相对的角度来理解狄更斯本人并欣赏其著作中隐含的另一番艺术魅力。
一、狄更斯对父权社会畸形审美的隐性解构
（一）郝薇香小对父权制的挑战
1.郝薇香小的悲剧经历是对父权制的强烈控诉
郝薇香小是父权制社会的牺牲品，也是狄更斯笔下一个极端古怪而又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她奇怪的外表、孤僻的行为和偏执的言辞使很多评论家都认为她是个精神失常的人。其命运极具悲剧性，尽管她出身显赫并继承大宗财产，也没能逃过男权社会体制对女性的压迫与不公。她那么富有与高傲，却被异母弟弟阿瑟尔和骗子康培生合谋欺骗，成为一个古怪的人。自从婚礼当天被康培生抛弃，她便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快乐，把自己禁锢
在沙提斯庄园内，任凭家业变得荒芜，任凭自己被囚禁在过去的阴影中无法自拔。于她而言，时间永远处于停滞状态，生命的意义仅在于报复男人。她永远穿着那件泛黄的婚纱、把所有钟表时间调停在被抛弃的那一刻;她长期生活在过去带来的痛苦中，这种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强烈地撕咬着她。她指着那个结满蜘蛛网、已然不辨其形的结婚蛋糕说：“它守着我一块儿憔悴消瘦。老鼠用牙齿啃它，可是还有比老鼠更锐利的牙齿啃着我。”[2]（P106） “等我咽了气，我就穿着这身新娘礼服，让他们把我停放在这喜筵桌上——我死后就得照此办理，也算是对他的最后一次诅咒——假如正逢他年今日，那就更好！”（ibid） 言辞中尽显其对康培生、阿瑟尔的刻骨之恨以及被爱人抛弃的极端苦楚。遭遇欺骗和抛弃令她彻底崩溃，于是将自己和外界隔离，生活在沙提斯庄园这个“鸟笼”之中，沉湎于灰暗、抑郁的氛围里。一旦被男性伤害，女性将被永远摧毁正是狄更斯对父权社会的强烈愤懑与不满。因此，郝薇香小的悲惨经历不仅体现了狄更斯对女性的同情与怜悯，更潜藏着他对父权制度的强烈谴责。
2.郝薇香小对男性的报复是对父权制的挑战
尽管郝薇香小的生活被男性和父权制所摧毁，但她内心却未被击败，所有男性在她眼
中都成为恶魔，她立誓向男性复仇。因此她蓄意把艾斯黛拉培养成复仇工具，教导其利用美貌去引诱男人，并将其送到国外，学习成为淑女以俘获男性的心。最重要的是，她教育艾斯黛拉把那些已经上钩的男性冷酷地抛弃——令男性心碎就是郝薇香小的报复。对年少的皮普，她“故意逗我去注意艾丝黛拉的美丽，又把一颗又一颗宝石，给艾丝黛拉一会儿试戴在胸前，一会儿试戴在头上，愈加引得我眼花缭乱。”[2]（P107）当皮普成年，她说艾斯黛拉“出国去啦，接受上流小的教育去啦;离这儿可远着哪;越发比以前美啦;谁见了都爱呢。”[2]（P139）还问皮普是不是觉得已经失去艾斯黛拉，话里还“充满着幸灾乐祸的意味，说完还发出一阵令人很不好受的笑声”。（ibid） 艾斯黛拉吸引男性的魅力令郝薇香小非常满意，在她心里，艾斯黛拉就是另外一个“自己”，这个“自己”将代她实现报复男性、反击男性的目的。艾斯黛拉回国后，郝薇香小再次逗引已成为“绅士”的皮普：“你看她的相貌、风度、体态，有多美？你为她倾倒吗？”[2]（P286）;“快去爱她，爱她，爱她。她待你好也爱她。她伤你的心也爱她。哪怕她揉得你心碎……也要爱她，爱她，爱她！”[2]（P287）那语气中的激情横溢与急不可耐直令皮普惊讶异常。她还以一种迫不及待的语气对皮普说：“我可以告诉你，真正的爱究竟是什么。无非是盲目的忠诚，死心塌地的低首下心，绝对的唯命是从，无非是不顾自己，不顾一切，无言不听，无事不信，无非是把你整
个的心儿肝儿魂儿灵儿都交给你的冤家去割去宰——象我这样！”（ibid）从女性主义审美精神上看，郝薇香小报复男性的迫切心理凸显了女性对父权压迫制度的强烈反抗。狄更斯对她的塑造完全颠覆了传统“家庭天使”的女性形象：在遭受男权摧残后不再沉默，而是奋起反抗。不仅如此，狄更斯在写作中让郝薇香成功利用艾斯黛拉报复男性，不但反映了狄更斯对她挑战父权制的默许与肯定，也是狄更斯对父权社会畸形审美标准的隐性解构。
（二）艾斯黛拉对从属地位的抵制是对父权制的间接反抗
1.郝薇香小对艾斯黛拉的管束象征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
作为郝薇香小的养女，艾斯黛拉从小就生活在养母“撕碎男人们的心”的教育之中。郝薇香小对艾斯黛拉的严厉管束象征着父权社会之于女性的残酷压迫。在男权中心社会，男性和女性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男权体制下的女性只具一种“他者”的刻板形象：软弱和顺从，但男性形象却是坚韧且强悍。郝薇香小和艾斯黛拉之间的关系正是父权社会中男性和女性关系的象征。艾斯黛拉幼年就被受伤的郝薇香小收养，自小便完全受制于养母。正如她成年后和养母争吵时所言：“我从小就坐在这炉边……受您的教育”[2]（P368）;“您几时看到过我违背了您的教训？您几时看到过我忘记了您的指点？”（ibid）;“
凡是您不容许的东西，您几时看到我这心里有过？”（ibid）在二者的关系中，艾斯黛拉就是父权体制中丧失了话语权的女性代表，受制于男性的压迫之下。面对养母，她没有声音，能做的只有惟命是从。其二者间的关系即为父权社会的缩影——郝薇香小是“中心”，而艾斯黛拉则是被刻板化、边缘化的“他者”。从这个特殊的角度来看，艾斯黛拉成年后对自己从属于郝薇香小之地位的反抗，也是狄更斯的女性主义审美倾向在作品中的体现：抵抗和解构男权压迫势力，争取建构两性平等的权利。
2.艾斯黛拉对郝薇香小的违抗也是对父权制的反抗
艾斯黛拉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具备成熟心智的主体，对于多年来那种招蜂引蝶、折磨男人的生活已经非常厌倦。她有自己的审美、自己的感情，无法对所有男性都那么残酷和冷漠——比如她童年的唯一玩伴、秉性善良的皮普。艾斯黛拉曾多次违抗养母的命令，始终有意避免伤害皮普。她对皮普说：“我心里没有柔情，没有同情——没有感情”[2]（P284）;“我对什么人都没有用过感情。我心里压根儿没有什么感情不感情的”[2]（P285）;还多次提醒皮普记住她的警告，不要被她所伤。尽管艾斯黛拉对那种抑郁乏味的生活深感厌恶，却一直苦于无法违背养母。直到接受更多教育，她才明白自己身处糟糕而
可怕的境地。最关键的是她终于意识到如果想过另一种生活，一种她梦想的全新生活，就必须摆脱养母的掌控，才能构建自己的独立身份。因此她不顾养母的极力反对嫁给了富有但却粗暴无礼的乡绅朱穆尔。尽管她摆脱过往的这种方式被证明并不明智，至少她勇敢地尝试挣脱养母的束缚，期待去过自由的生活。艾斯黛拉自我意识的觉醒正是狄更斯女性主义审美倾向一个至关重要的表现。另一方面，郝薇香小是男权中心社会的受害者，而艾斯黛拉则又受制于她，因此艾斯黛拉同样是父权制度的间接受害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艾斯黛拉对郝薇香小操控的抵制象征着女性对父权制度既定审美取向的偏离和反抗，从而显示了狄更斯的女性主义审美观照。
（三）乔大嫂对父权制的反击
1.乔大嫂的抱怨是对男权社会的不满与愤懑
乔大嫂是工人阶级妇女，她势利、急躁、牢骚满腹，不但不属于“家庭天使”、不讨人喜欢，而且偏离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对优秀女性的审美标准。她的举止像个男人，缺少母性的爱与温柔，还对男性充满了统治和操控的欲望，这在她对待丈夫乔和弟弟皮普的时候尤为明显。乔大嫂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极强的男性特质。正如皮普对她的描述：“她的手生来
又粗又笨，动不动就要啪的一下落到她丈夫和我的身上”[2]（P7），“她个儿长得高，骨骼也大，一条粗布围裙几乎成天不离身，挽两个活结系在背后，胸口围一块无比坚实的胸兜，那上面别满了大大小小的针。她这样成天围裙不离身，一则显示自己治家的丰功伟绩，二则当做责骂乔的资本。”[2]（P8）乔大嫂从未停止过抱怨，抱怨生活中几乎所有事情：她的婚姻、家庭、无休的活计、抚养皮普的重担：“你这个小畜生上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惹我气，惹我急，惹我惦记，累得我命也没有了！”[2]（P9）;“可知道是谁把你一手带大的？”（ibid）;“自从你出世，我这条围裙就没有离过身。嫁给一个铁匠，已经倒够了霉，偏偏还要我给你当娘！”[2]（P10）乔大嫂无休止的抱怨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女性对父权社会的强烈不满，因为她们生活的艰辛都由父权社会两性间的不平等所造成。
2.乔大嫂对皮普的惩罚象征了对男性统治的反击
乔大嫂家境困顿，还需抚养皮普，长年累月辛苦求生的重压造成了她对现实生活的极端不满，因此以一切近乎粗暴的行为折磨皮普和丈夫。她给年幼的皮普洗澡“就像老鹰扑羊羔似的，一把揪住了我，把我的脸紧紧按在水槽内的木盆里，让我的头凑在水桶的龙头下面，给我涂上肥皂，揉啊搓啊，擦啊敲啊，搔啊刮啊，一直折磨到我要发疯”[2]（P61）;其
间她的戒指一直在皮普脸上擦来擦去，让他脸上隆起一片又高又宽的红印;当她不满时，皮普的“脖颈和后腰上马上重重地挨了几拳，脑袋被一把揪住，尽往厨房墙壁上撞”[2]（P77）。乔大嫂抚养皮普的过程充斥着各种惩罚，她可以用任何随手抓到的东西惩罚皮普：抓痒棍、戒指、顶针等等。皮普和乔虽是男性，却也被乔大嫂当作物体对待，显示了她在家中的主体地位，能把家里的男性当成客体来惩罚。把乔大嫂设定为皮普家的主体，而家中的两个男性则任由其训斥、惩罚，体现了狄更斯对被压迫女性完全具备反击男权制度的能力的肯定。
另外，虽然乔大嫂对父权制进行了反抗，但却命丧另一男性——奥立克之手，最终还是失去了操控男性的能力。狄更斯以她的最终死亡凸显了父权社会中强压于女性身上的那种庞大势力，控诉了女性终将无法逃出男性桎梏的父权社会，控诉了父权制度下注定男尊女卑的结局。
（四）莫莉杀死丈夫是对男性权威的直接挑战
莫莉是贾格斯先生的管家也是艾斯黛拉的生母，尽管狄更斯对她的描写只是寥寥几笔，但却令人过目难忘。她曾经“十足是个爱争风吃醋的泼辣货”[2]（P475-476），“她那种血性
子一旦发作起来……那真是天不怕地不怕。”（ibid）很多年前，莫莉把她丈夫的，一个“个儿比她大得多，力气也比她大得多”（ibid）的女人活活掐死而被提起公诉，是贾格斯先生的辩护使她得以无罪开释。在那个女性必须无条件遵从丈夫、无权过问丈夫不忠行为的社会，莫莉并没有像其他女性一般选择沉默、听命于男性权威，而是奋起反抗。虽然她追求幸福的方式并不正确，但她的做法却直接对父权制下的男性权威发起了挑战。于此，狄更斯以莫莉同乔大嫂非常相似的命运再次表达了他对女性的同情与哀叹：在父权制度的压制与禁锢下，曾经血性的莫莉最终也难逃成为“一头驯服了的野兽”（ibid）的宿命。
二、狄更斯對女性主义审美的建构：毕蒂
在小说创作的审美活动中，作为主体的狄更斯建构了毕蒂这一适合他本人个性、符合他赞美女性主观目的的完美对象。此审美取向，东西方皆同，中国审美欣赏中以“共鸣”为美，便是由于对象契合了主体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取向而被视为美的[6]。因此狄更斯以内心潜在的女性审美价值取向塑造了毕蒂这一“美”的形象，赞扬了女性优点和人性美。在父权社会中，男性被尊为模板、定为社会主体和参照系，女性则被当作“他者”或客体。女性没有话语权、被边缘化，沦为男性的陪衬，备受男权意识的歧视与压制。但身为男性的狄更斯却未
轻视女性，反倒赞扬了女性特有的美，而毕蒂正是那个几乎集所有女性美于一身的典型，是狄更斯所塑造的理想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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