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的诗史性质
安史之乱带来了无数的灾难,也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变化,战乱生活题材很自然地进入诗歌创作中。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生动深广、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因而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唐军陈陶斜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看来胜利在即,杜甫写了《洗兵马》;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有“三吏”、“三别”。杜甫的有些诗,还可补史之失载,如《三绝句》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写时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从如此广阔的视野并如此频繁地写时事。他的诗,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可以补史之不足。
杜诗的“诗史”性质,主要的还不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事实,而是它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如在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我们才真切地感
受到了玄宗沉湎声的情景。杜甫写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是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写起的,写他们的遭遇。写他们的内心的悲酸。如《无家别》写道故乡荒凉,老母病死,归来无家,而只得再次从军,令人不忍卒读。他把战火中的人的内心世界,一一展开,令人千载之下,为之动情。他的有些诗,虽不是直接写时事,只写一己的感慨,但却与战乱灾难息息相关,从他的感怆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其时社会的某些心理状态,这一类诗也具有诗史的意义。
杜甫的诗歌杜诗的诗史性质,决定了它写作方法的变化,盛唐诗创造玲珑兴象以抒情,杜诗则用叙事手法写时事。可以说,大量使用叙述手法,以五、七言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是杜甫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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