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2-00-00作者简介:曹付剑(1985 ),女,四川宜宾人,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
2013年1月第32卷第1期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Jan.2013Vol.32No.1
笛声吹尽的赞歌和挽歌
———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中的“笛声”意象分析
曹付剑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北碚400715)
要:“笛声”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传统意象,当代作家刘醒龙在其长篇小说《天行者》中延续着对这一意
象的抒写。在他笔下,“笛声”被赋予多重的情感内涵:或是乡村启蒙的坚守;或是纯粹情感的诉求;或是现实体制
的讽喻。透过刘醒龙笔下的“笛声”意象,既可以窥探出中国乡村民办教师的生存遭际和精神困境,又可以展现作
者对乡村精神启蒙的深刻反思。
关键词:刘醒龙;《天行者
》;“笛声”意象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 (2013)01-0088-03
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是一部展现中国
民办教师尴尬生存遭际和精神困境的小说,是对中国民办教师的心灵与命运有着独到发现与阐释的重要作品。本文旨在以小说中不断出现的“笛声”意象作为切入点,并深入到刘醒龙的小说世界中去,期望能有所发现。
在中国文学史上,“笛声”意象的出现可谓历史悠久。在历代文人笔下,“笛声”不是单纯的作为一
种物像而呈现,而是被赋予了多重的情感内涵。从意象的情感内涵上讲,大致可归纳为这样几类:一是征人戍卒,游子怀乡的离愁别绪。如王昌龄的“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
无那金闺万里愁”(《从军行七首》),王之涣的“羌
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凉州词》);二是触目生情,感时伤怀。如杜甫的“他日伤心处,征人白骨归”(《秋笛》),李益的“寒山吹笛唤春归,迁客
相看泪沾衣”(《春夜闻笛》);三是追念故友,缅怀旧
情。如刘禹锡的“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杜甫的“如闻
马融笛,若倚仲宣襟”
(《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四是山野风情,田园意趣。如
白居易的“黄昏林下路,鼓笛赛神归”(《春村》),韦庄的“数声牛上笛,何处响田归”(《纪村事》)。在整个传统文学中,几乎只要言及“笛声”那就是要怀
离绪,
思旧情或示以田园情趣。当代作家刘醒龙在其长篇小说《天行者》中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从自身
的生命体验出发,
赋予其更加丰富而独特的情感内涵。在整部长篇小说《天行者》中,“笛声”反复出现的频率很高。由于“笛声”奏响于不同的时空,因此
它的内涵不是固定不变的。总的来说,它承载着或是乡村启蒙的坚守;或是纯粹情感的诉求;或是现实体制的讽喻等多重象征内涵。
一、乡村启蒙的坚守
在界岭小学“笛声”总是伴奏着国旗的升降,因而它毋庸置疑地成为民办教师们对乡村启蒙执著坚
守的象征。在小说中,
这份执著的坚守是通过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等人具体呈现出来的。位于大山深处的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他们上课是教师,下课是农民,有着一种亦教亦
农的暧昧身份。从表面上看起来,
他们拥有着人生的“双保险”,实际上他们是夹缝中生存的一族,哪
一边都不会为他们“正名”
正是在这种尴尬的身份之下,他们不但要忍受极端恶劣的生存困境:野狼
成出没,“鬼魂”阴森恐怖,夏季山洪暴发,冬季大
雪封山;教学资源极度短缺,校舍破败不堪,每月每人仅70元工资,其中一半还要被村长余实凭借手中的权力,屡屡恶意拖欠。而且还要面临各种来自灵
魂深处的精神折磨:或是遭受“村阀”的冷嘲热讽,威胁殴打,甚至没有“公民权”;或是被县委领导长期遗忘、鄙视,认为他们不合格,应该被淘汰;或是被外界人认为界岭盛产“苕”,男人长得像男苕,女人长得像女苕,所以界岭迄今为止还没出过一名大学生。并且还要与自身不断膨胀的欲望抗争,小说是以“转正”为主要叙述线索的,小说中一共写了三次转正。而这三次转正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指标少而人多所导致的明争暗斗。余校长为了转正,放下尊严,到处哀求,希望得到有关领导的同情;孙四海为了转正,废寝忘食,专心复习,差点让自己的女儿李子喂狼;邓有米为了转正,想弄点钱以疏通关节,盗砍红豆杉树被抓到派出所。虽然在面对这块由现实体制所提供的诱饵,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暴露出本能的欲望,但在关键时刻,他们的良心又总会战胜欲望,最终把转正的机会让给别人。如此种种,早已压得他们不堪重负,但出于民办教师的职责和使命又让他们义无反顾地去担当。余校长说:“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正是这良心和感情,让他们不同于“一般老师,只可能将学生当学生,民办教师不一样,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总是将学生当成亲生骨肉,成绩再差也是自己的骨肉”。因
此,他们为了维持教学的正常运转,乡村启蒙不被中断。在生活上给予学生亲人般的关怀:余校长照顾寄宿学生的饮食起居,并自己养猪,种红芋来改善学生伙食,还曾经亲自油印课本;孙四海为维修校舍,两次将自己种的茯苓抵上,同时又带着寄宿学生上山采草药换新书;邓有米给困难学生垫钱买课本。此外,在知识的传播上,他们兢兢业业。余校长等人对村长儿子余壮远的作业进行认真批改并推荐其作文。为了提高教学技能,余校长不惜在省城的实验小学当门卫,反复窥探各种先进的教学经验和方法,甚至对着无人的空教室试讲,以期能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学生。这还不够,他们还对学生进行精神抚育,界岭小学每天都会在“笛声”的伴奏下,风雨无阻地举行升旗、降旗仪式。这种庄严的仪式与其说是遵守上级规定,不如说是对学生进行精神抚育。所有这些,他们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实现界岭村高考零的突破,改变外界对界岭的看法。
界岭小学民办教师身上这种对乡村启蒙的执著坚守,既穿越了蒙昧乡村,又从自身的散播、辐射到他人身上。只要在界岭小学呆过的人,无不沾染上他们的精神气息,甚至都“中了毒”。于是,在夏雪的短暂生命中,最让她怀念的是“界岭的笛声和界岭的国旗”,并有重建界岭小学的遗愿;当张英才得到转正机会,准备离开界岭小学时,界岭小学正在“笛声”的伴奏下举行着升旗仪式:“余校长让张英才亲手升一回国旗,张英才在笛声中一把一把地拉动绳子……”最终心存感念,愧疚挣扎的他重返界岭。“笛音于界岭小学的孩子们,则是学校以及学校上空飘扬的国旗”[1],而这一精神的感召则是通过他们对界岭的深情来呈现的:中途辍学的叶萌有着挣钱来改造母校的愿望;对老师崇敬有加的叶碧秋,不但在没有老师
的情况下成功地代理老师之职,而且还让国旗在余壮远的“笛声”伴奏下准时升起。至此“笛声”不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物像而呈现,而是寄寓着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对乡村启蒙的执著坚守。
二、纯粹情感的诉求
对“笛声”的细节描写贯穿于整部小说之中,除了寄寓着民办教师们对乡村启蒙的执著坚守外,它还承载着对纯粹情感的诉求。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论述:一个是横向影响,一个是纵向影响。先说横向影响,即乡村教育从事者对其他具有对等地位的人的影响。如孙四海对夏雪、万站长、余校长、李芳、蓝小梅等人的影响。小说中,天生具有诗人气质的孙四海与王小兰相爱。但王小兰是一个有夫之妇,而且丈夫李志武还是一个常年瘫痪在床的残疾人。王小兰想要与这样的一个丈夫离婚,显然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于是孙四海与王小兰就只能面对这样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是无爱的婚姻,一方面是无婚姻的真爱。即便如此,他们不但没有放弃对真爱的强烈诉求,而且在他们每次邂逅之余,孙四海都会用“笛声”,目送“渐行渐远的王小兰”,以此来传达他对王小兰的纯情。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有违传统婚恋道德的,但正是这种超越道义枷锁的爱,才更显“干净与纯粹”。这深深地影响着夏雪、万站长、余校长、李芳、蓝小梅等人。支教生夏雪是最典型的代表。抑或,夏雪天生就是汉乐府民歌《鼓吹曲辞·上邪》中女主人公的化身,她追求着“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样一种坚贞而纯粹的爱情理想。但在这个物欲横流,价值观多元,浮华表面掩盖真爱的年代里,她无可避免地跌入爱的歧途。于是,为了逃避自己先前非正常的感情生活,她来到界岭小学。虽然她很快又不告而别,但孙四海的“笛音”,让她彻底领
悟到爱的真谛。既然如此,她的悲惨结局也就变得无可避免,最终她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夏雪成为了“一种美的标本”,“一种美的真实”。[2]对王小兰油盐饭的怀念,是她对质朴亲情的渴望;对爱尔兰诗人叶芝的“为爱情而咏爱情”的情诗《当你老了》的抄写,朗诵,是她对“纯粹爱情”的渴望和诉求。虽然她只有短暂的支教,却为大山深处的界岭小学留下了对美好情感的诉求和诗歌的种子。当夏雪受到影响后,她又把这种影响横向传递给其他人。如叶芝的爱情
诗在界岭小学的传播,拯救了万站长和妻子李芳之间岌岌可危的婚姻;坚定了蓝小梅的信念———放弃有点权势的万站长,选择民办教师余校长,最终他俩还以琴瑟和鸣的诗词对句来张扬迟到的幸福。除了这种横向影响外,乡村教育从事者们还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对下一代产生了纵向影响。如李子不仅学会了写诗,还坚守着“父女关系”的纯粹化。于是,小说中有这样的描述:“李子牵着孙四海的手向人们说:‘这是我爸!我是他的女儿!’李子牵着孙四海的手走遍了界岭的山村,见人就这么说”[3]287,甚至在村长选举中高举着“我爸爸叫孙四海,我是他的乖女儿,我和妈妈永远爱他!”的牌子以坦承自己是孙四海的女儿。父子俩在众人面前尽享着久违的天伦之乐,质朴而温馨。有着强烈自尊心的叶碧秋,在张英才一出场之际就以异常的态度对待他,这足以让人感觉到这位情窦初开少女的情感秘密,小说最后,叶碧秋终于看到了爱情的曙光(他们是超越师生,年龄等外界世俗伦理的结合)。这似乎也可以看到她老师的那种对纯爱执著追求的影子。因此“笛音于孙四海是苦恋与柔情,是苍凉和悲痛;笛音于夏雪是心、笛音、雪花的共舞飞扬,清纯与悲情都寄寓其间……笛音伸展了个人的情感欲求,赋予了大山灵性的魂魄,把无边情意演绎成动人旋律,在情感与灵魂的深处回响。”[1]
三、现实体制的讽喻
“忧伤的笛音所吹奏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贯穿小说的始终,无不隐喻着民办教师穿行在阳光与苦难间的现实生存,即使在集体转正的时刻,笛音亦难改忧伤本。”[1]如前所述,小说《天行者》是以民办教师的转正为主要线索的。而且在小说中,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一共历经了三次转正。第一次是张英才的文章刊发后引来有关方面的重视,界岭小学因此得到一个珍贵的转正指标。尽管界岭小学的老师们对其都有着强烈的欲望,几经波折后,他们还是把这个指标让给了张英才。第二次是上面第二次分配下来一个转正指标,刚来界岭小学的蓝飞自私地将这个转正指标据为己有,孙四海和邓有米立即去余校长对质。最后在余校长的劝说下,他们让蓝飞转了正,并且以没有在其档案上留下任何不良记录的方式,保护了这位年轻同行。第三次是现行体制发生了改变,上面下达红头文件,界岭小学的全体民办教师都获得转正资格。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当这种转正机会终于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必须首先交一大笔自己无法承担的费用来买工龄。与此同时,如果他们不能按时交纳这笔费用,转正将永远地成为泡影。最后只有连过年都不敢吃肉,将一分钱都攒起来的邓有米终于转正。在这三次转正中,如果说,第一次还具有“正剧的意味”,那么到了第二次明显带有了“闹剧的意味”,而第三次则是一出十足的悲剧。它的悲剧性,在于对于清贫的民办教师来说,他们转正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贫困现状,而要想真正的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前提,又是必须交纳自己无法拿出的巨额费用。由此可见,三次转正一次比一次荒诞,“半辈子都在盼转正的民办教师,那些犹如第二十二
条军规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2]除了这几位男民办教师外,小说中以明爱芬为代表的几位底层女性也都各自为转正事件而变得性格扭曲,甚至精神失常。乡村教育站万站长的妻子李芳因公办教师的名额变成了河东狮吼;成菊当自己的丈夫邓有米转正后,有事没事的就在那里痴笑。经乡村卫生所的所长看过后,怀疑他得了癔症。吃了谷维素后也不见效。而最令人辛酸的则是老民办教师明爱芬,她为了转正,不惜刚生完孩子就严冬涉河,最终使她后半生瘫痪在床。即使在病魔将她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时候,她也不曾放弃转正的希望:“哪怕我死了,也要到阎王那里去转正。”当她真正得到转正机会时,用肥皂细心地洗手,擦干,然后朝余校长要过一支笔,颤颤悠悠地填完相关内容后,便安然地离开了人世。每当在人物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孙四海都会用笛子把那首本来很欢快的乐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吹奏出许多悲凉,在这里,“笛声”与其说是“在语言的象喻中演化个人的心事和心曲,身世与命运”[1],不如说它是对这种漠视民办教师的现实体制的尖锐讽刺。随着小说尾声里那一声不乏隐喻意义的嚎叫,作者似乎在给《天行者》里这些在希望与绝望裹挟下的民办教师提供一种爱的抚慰,但实际上他们谁也没有摆脱现实体制的枷锁。邓有米被开除公职,只能狼狈的躲在省城,当家教挣钱;孙四海弃教从政;张英才以保住余校长,孙四海民办教师转正的最长期限作为交换条件,离开县教育局;王小兰被心灵极度扭曲的丈夫残忍杀害;夏雪自杀……在整部小说中,作者虽用一种异常冷静的笔触叙述着这一切,但由这种现实体制所造成的悲剧,却强烈地波动和撞击着读者的心弦,且在无意识之中进行着良知的叩问。
刘醒龙在其长篇小说《天行者》中,在继承对“笛声”这一传统抒写的同时,并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赋予了其更加丰富而独特的情感内涵。正是这时而悠扬,时而低沉的“笛声”,不仅缓解了沉重而悲凉的小说故事,而且让我们透过它窥视到中国乡村民办教师们,在面对生存遭际和精神困境时,那份守住理想,守住纯真的坚韧与执著,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乡村文化启蒙的深刻反思。
(下转第118页)
参考文献:
[1]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崔丕.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史探微[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鲁思明,马平.百年大转折———日本经济发展纪实[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4]冯玮.日本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5]于淑云.美国从对日占领转向对日靖和政策的历史轨迹[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6):33-36.[6][日]袖井林二郎.麦克阿瑟的两千日[M].日本:中央公论社,1974.
[7][日]浜野洁,奥成彦等.日本经济史1600―2000[M].彭曦,刘姝含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宋成有.日本十首相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9]夏晓辉.论“朝鲜特需”在战后日本经济复兴中的作用[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9(3):55-57.[10]隋淑英.朝鲜战争对中日两国历史影响之比较[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0):476-483.
[11]刘予苇.战后初期美苏对峙中的最大受益者一日本[J].中国民航大学学报,1990,(9):70-75.
Dodge Line and Japan's Economic Take-off
FANG Wei
(School of History,Anhui University,Hefei,Anhui230039)
Abstract:Because of the intensity of cold war and the shatter of hop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lying on the Chiang Kai-shek government to suppress communists,American policy toward Japan changed f
rom restraining to reviving Japanese economy.Dodge line is one of those policies.This paper first states the background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Dodge line,then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Dodge line to Japan.
Key words:Japanese economy;reviving;Dodge line;effect
(上接第90页)
参考文献:
[1]傅华.暧昧时代的精神叙事[J].小说评论,2009,(6):47-52.
[2]胡殷红,刘醒龙.关于《天行者》的问答[J].文学自由谈,2009,(5):127-132.
[3]刘醒龙.天行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Eulogy and Elegy in Flute
———the"Flute"Image in Skywalker by Liu Xinglong
CAO Fu-jian
(Institute of Chinese New Poetry,Southwest University,Beibei,Chongqing400715)
夜坐文天祥
Abstract:Flute is a traditional image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which the contemporary writer Liu Xinglong continued in his novel Skywalker.In his writing,flute was endowed with multiple emotional connotations:a stick to the rural illumination,a pure emotional appeal,or an allegory of realistic system.Through Liu Xinglong's flute im-age,we not only can pry into China rural teachers'survival fate and spiritual dilemma,but also can know about the profound reflection on rural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revealed by the author.
Key words:Liu Xinglong;Skywalker;"Flute"image;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