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艳芳
（大连图书馆，辽宁大连116012）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三国演义》《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清汉八旗炮位册》《金瓶梅》
[分类号]G256.1
1大连图书馆藏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概况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是大连图书馆代表性馆藏之一，包括稿本、抄本、刻本、套印本、影印本、石印本、铅印本、油印本、晒蓝本、批校题跋本等版本类型，涉及回鹘文、西夏文、女真文、维吾尔文、藏文、蒙古文、满文、朝鲜文8个文种。大连图书馆2006年编纂出版《大连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古籍图书综录》[
1]（以下简称《综录》），收录了清顺治七年至民国三十五年（1650—1946）的少数民族古籍503种538部，其中有关少数民族资料的汉文文献39种48部，少数民族用外国文字阿拉伯文创作的古籍两种两部、阿拉伯文与汉文合璧古籍16种16部，外国文字梵文与藏满汉文合璧古籍1种1部，其余445种471部皆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综录》按照四部分类法排序，著录了每种古籍的索书号、题名卷数、文种、著者、版本、版式、存缺卷、册数、钤印等信息，并配书影一幅。但在近几年的古籍普查过程中发现《综录》难免有一些疏漏，笔者亦稍加修正。
2大连图书馆藏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概况
2008—2020年，国务院、文化和旅游部共公布了6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全国487家机构/个人收藏的现存珍贵古籍13026部
入选，其中，汉文文献11855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33部（以下简称“民文古籍”），其他文字古籍38部。大连图书馆共有130部古籍入选《名录》，其中民文古籍17部334册。笔者按入选批次及《名录》编号顺序制表，如表1所示。
表1列出的入选《名录》古籍有如下特征：（1）文种：满文古籍11部、满汉文合璧古籍5部、藏满蒙汉文合璧古籍1部。其中既有用满文进行创作的古籍，也有把汉文著作翻译成满文的古籍。清代定满语为“国语”、满文为“清文”“国文”。同时，又积极吸纳汉文化，举措之一便是官方组织翻译了大量的四书五
经、佛教经典、各朝历史和古典文学等汉文典籍，大连图书馆入选《名录》者对此亦都有涉猎。（2）版本时间：满文典籍多形成于清代，大连图书馆入选《名录》的清刻本中，顺治朝3部、康熙朝11部、雍正朝2部；只有《清汉八旗炮位册》无序跋、无具体刊刻年款，唯书中纪事有“乾隆三十一年”字样。（3）刻书机构：以官方即内府刻本（清康熙中期以后称武英殿刻本）为主。清代荟萃人力物力，从事纂修、翻译及编订工作，修书、刻书本为一体，官方修撰的图书，如需梓行，也多是由内府承办。而且汉文典籍翻译成满文后，皇帝通常还要亲自审阅定稿并撰写序言，再交内府雕版印刷，而后再颁给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别满蒙官员以及国子监和各地八旗官学使用。（4）版本类型：刻本16部、套印本1部。
3大连图书馆藏民文古籍珍善本选介
民文古籍以其独特的内容及鲜明的民族特充实并丰富了大连图书馆的藏品种类，内容涵盖了政治、历史、宗教、哲学、法律、军事、文学、语言、文字、天文历法等多种学科，不仅记录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是各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笔者选取其中4部，从成书过程、版本特等方面探讨其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入选《名录》与未入选者兼而有之。
3.1三国演义二十四卷（满文）清顺治七年（1650）内府刻本（《名录》编号06782）
此书开本36.0?23.0c m，版框29.1?20.7c m。半叶9行，行字不等，四周双边，白口，双对黑鱼尾。4
函24册。
汉文本《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所著，描写了公元三世纪魏、蜀、吴3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三国演义》是清入关后翻译出版的第一部汉文文学作品，清顺治七年（1650）内府刻本是《三国演义》最早的满文译刻本，也是大连图书馆藏刻印年代最早的一部民文古籍。《综录》著录此书为“三国志演义二十四卷，清顺治刻本”，没有明确具体纪年为清顺治七年（1650）。另《综录》凡例中言“所收图书出版时间在清代顺治十一年（1654）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据此可知《综录》所收图书出版时间上限应更正为清顺治七年（1650）。
表1大连图书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
批次及编号
二、06782
二、06786二、06791二、06796二、06798二、06800
二、06803二、06807二、06808二、06809
二、06814二、06826
三、09762三、09763三、09779三、09856五、12222
题名卷数
三国演义二十四卷
诗经二十卷
御制资政要览三卷
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
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
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
古文渊鉴六十四卷
资治通鉴纲目一百十一卷
同文汇集全书四卷附联珠集一卷
广汇全书四卷附联珠集一卷
御制清文鉴二十卷
孝经集注
大学衍义四十三卷
朱子节要十四卷
满汉西厢记四卷
御制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清汉八旗炮位册不分卷
著者
（明）罗贯中撰
（清）祁充格等译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念诵（清）世祖福临撰
（清）喇沙里等撰
（清）库勒纳等撰
（清）牛钮等撰
（清）圣祖玄烨选
（清）徐乾学等编注
（清）和素译
（清）刘顺
（清）桑格辑
（清）刘顺
（清）桑格辑
（清）圣祖玄烨敕撰
（清）世宗胤禛撰
（宋）真德秀撰
（清）福达礼等译
（宋）朱熹撰
（明）高攀龙辑
（元）王实甫撰
版本
清顺治七年（1650）内府刻本
清顺治十一年（1654）刻本
清顺治十二年（1655）内府刻本
清康熙十六年（1677）内府刻本
清康熙十九年（1680）内府刻本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内府刻本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内府刻本
清康熙三十年（1691）武英殿刻本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尚德堂刻本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金陵听松楼刻
本
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内府刻本
清雍正五年（1727）内府刻本
清康熙十一年（1672）内府刻本
清康熙十四年（1675）北平朱之弼刻本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
清雍正元年（1723）刻本
清五套印本
文种
满文
满文
满文
满文
满文
满文
满文
满文
满汉
合璧
满汉
合璧
满文
满文
满文
满汉
合璧
满汉
合璧
藏满蒙汉
合璧
满汉
合集
3.1.1成书过程
清代翻译《三国演义》的历史由来已久。努尔哈赤自幼喜欢读《三国演义》，皇太极对《三国演义》也是喜爱有加，“曾命儒臣翻译《三国志》及辽、金、元史，性理诸书，以教国人[2]。”许多学者认为此《三国志》即为《三国演义》，“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志演义》为兵略[3]。”皇太极喜欢读此书来参悟其中的政治手段和军事谋略，一些将领亦将其作为行军布阵的兵书来读，该书在满族人中的影响可见一斑。入关以后，同样重视把汉籍译为满文流通的顺治帝命祁充格、范文程、刚林、洪承畴等满汉兼通、学识超的文臣继续译校此书，其目的已不局限于学习兵略，而是希望借助该书通俗易懂的形式，利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关羽等人忠孝节义的故事收拢人心、维护新的统治秩序，可以说此时的《三国演义》承担了忠义教化的功能，为清政府和士大夫阶层推行。此书正文前有清顺治七年（1650）大学
士祁充格、范文程等所上奏折，叙述了该书从翻译到完成的过程。
3.1.2底本小考
检索“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据库”，汉文本《三国志演义》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元年（1522）刻本；检索“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尚有清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弘治七年（1494）本。明万历年间刊行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将原有的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又在李卓吾本基础上加工润、作注、点评等，冠名《第一才子书》，在清代及民国多次刊行，成为现在广为流传的版本。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卷数包括十六卷本、十九卷本、六十卷本等。顺治满文本为二十四卷，其汉文底本应是明代嘉靖或弘治二十四卷本。惜笔者未曾亲见明嘉靖及影印弘治本，故不知二者是否有文本差异。
3.1.3译本流传
顺治满文版《三国演义》作为清朝官方译本影响甚大，是很多《三国演义》译本的依据。“满译《三国演义》成书之后，形成纯满文本、满汉合璧本、人物评图本、汉文文字满文记写本，等等，以多种形式、不同版本，辗转流传。在其流传过程中，又催
发了不同文种的翻译[4]。”如锡伯文、蒙古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译本都源于满文译本。
满文译本的影响范围甚至远播欧洲，第一个以单行本发行的欧洲语言译本、1845年出版于巴黎的法文版《三国演义》（S a n-k o u?-t c h y（I l a n k o u r o u n-I p i t h?）：H i s t o i r e d e s T r o i s R o y a u m e s），便主要以满文译本为基础，由法国的梵文学者和汉学家泰奥多尔?帕威（T h?o d o r e P a v i e，1811—1896）翻译，虽然只有四十四回。此时的满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因为对于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人来说，同样是拼音文字的满文比汉文更容易掌握。满文文献为清朝各国来华人士掌握中文、研读中文文献进而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由此可见，顺治满文版《三国演义》不仅有助于研究清初满族的语言习惯及满汉文化交流史，其衍生的种种译本、文本更是拓展了《三国演义》的传播范围，其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自不待言。3.2御制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藏满蒙汉合璧）清雍正元年（1723）刻本（《名录》编号09856）此书卷端题名《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下简称“雍正本《心经》”）。开本13.0?28.8c m，框高25.7c m，左右双边，1函1册。每折页4行，按照藏、满、蒙、汉4种文字顺序行文，行字不等。同时以4种文字刊刻《心经》的版本并不多见，因此显得尤为珍贵，这也是大连图书馆入选《名录》的唯一一部多文种民文古籍。钤朱文印“读经待曙”“九绎三十五以后所得”。
3.2.1刊刻缘由
卷前有清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初八日“御制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序”，记述此本来历、与流传之本差异及刊刻缘由：
《心经》出自西域，唐僧元奘翻译，流传至今。按《旧唐书?元奘传》，贞观初往游西域十七年，归。太宗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心经》其一也。……凡二百五十八言，即今流传之本是矣。我圣祖仁皇帝得西藏旧本《心经》，凡五百五十五字，较之今本，则前后叙述体制独为完备，中间文法亦有详略异同，乃知此为《心经》完本，向所流传，阙略而未全也。……圣祖曾命儒臣
校勘，未付剞劂，特雕版以广其传，俾天下后世知大圣人之用心，虽至纤悉，亦寓咸正无缺之意如此云[5]。
由序文可知，此本是清雍正元年（1723）依照清康熙年间的藏文《心经》译本上版而成书。
清代皇帝大都崇尚佛教，“相比于汉传佛教，清代诸帝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其中既有个人宗教信仰的倾向性，也有实际的政治需要。对于朝廷而言，藏传佛教的意义远远超过宗教本身，是强化对藏蒙的统治，笼络、怀柔蒙藏上层的工具。……故定鼎之后，清廷最先刊刻的就是藏文蒙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汉文大藏经尚在其后[6]。”刻于雍正元年（1723）的《心经》亦可置于此种历史情境中来考察，对解读《心经》的刊刻以及其他历史事件也将提供更加多维的视角。毕竟作为一个帝王，雍正帝从其父康熙手中继承的“是一个外有准噶尔伺机而动、内尚未建立有效管理体系的西藏，故如何治理西藏是当时雍正继位伊始就面对的异常棘手的国家大事[7]。”而且雍正皇帝的宗教信仰是清史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探究这位帝王的精神世界，既可以通过研究清宫档案以及文物，亦可以通过研究当时的刻书活动。
3.2.2特别装帧
与佛经常见的经折装左右翻页不同，雍正本《心经》采用的是上下翻页、书名与正文自左而右横书的方式，这样较为特别的装帧方式名为“推篷装”，因由下向上翻动时似折叠的车篷而得名。“推篷装”主要用于书画作品的装潢，用于书籍不多见，内府刻本也仅见于雍正元年刻《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乾隆内府清字经馆刻《御译大云轮请雨经》二卷等寥寥数种。前人论及刻本书籍装帧，未见提及此法。然在书画装裱中，推篷装与经折装被严格区分开来，既然它在书籍装帧中出现，理应把书画装裱的概念引申到书籍装帧，以示其和经折装的区别[6]。”
与许多佛教经籍一样，《心经》中也有版画，首尾共二幅，是清内府所刻佛画中较为精彩的两幅。扉叶版画是藏传佛教观自在菩萨的造型，四臂观音居中趺坐于莲台，头戴天冠、颈饰璎珞、身批天衣、下着团花裙裤，周围环绕云纹图案，背景
有山脉绵延和葱茏林木；末叶版画则是手持法器的四大天王图，表情生动、衣饰线条繁复而又流畅。
按照“推篷装”的装帧方式的描述，馆藏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信官弟子丰绅济伦刻朱印本《摩诃般若多罗蜜多心经》（藏满汉合璧）亦属此种装帧方式，在《综录》中著录为“满藏汉三合多心经不分卷”“满藏汉合璧本”[1]，题名著录来源是有勾划改写痕迹的封面题签手书，不够确切，实则在汉字经文末即有“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十字；文种顺序亦应是藏满汉。
丰绅济伦（1763—1807），满洲镶黄旗人，清乾隆帝外孙、大学士傅恒之孙、兵部尚书福隆安与和硕和嘉公主之子，历官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兵部尚书领銮仪卫，后袭父爵，官终盛京兵部侍郎。
3.3清汉八旗炮位册不分卷（满汉合集）清五套印本（《名录》编号12222）
此书汉文、满文各1册，而非汉文满文间行刻印、同册对照。开本28.5?17.4c m，版框21.2?
13.8c m。汉文半叶5行，每行18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无行格；满文半叶5行，行字不等，小字双行不等，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无行格。汉文册封面题签题“八旗各局收贮炮位数目（汉字）全册”。未见各书目著录，《综录》亦失收。
3.3.1清代“火器营”的设立
清初统治者总结与明军的激烈战斗和清初平定国内的叛乱战争，充分认识到欲攻敌“非炮不克”。清康熙三十年（1691）特设火器营，制备炮交发八旗，更在种类、性能和数量上不断创新和发展，使清代的武器装备得到较大的改观。此书正体现了清乾隆中期京师武装的炮位充实、种类齐全。
3.3.2内容概述
此书无序跋、牌记，未明确标示具体刊刻年代，唯书中有“乾隆三十一年”字样，可知记载的是清乾隆三
十一年（1766）的八旗火器配备情况。书中按照镶黄、正白、镶白、正蓝、正黄、正红、镶红、镶蓝旗的顺序，记载了各旗配备铜炮和铁炮的名称、数量、重量、尺寸及每次发射装填火药等规
制。如镶黄旗的火器配备情况是铜炮十一样五十八位：如，“金龙铜炮一位，此位重三百斤、长五尺八寸、药八两、子一斤”“武成永固大将军八位此内：一位重六千六百斤、长一丈二尺、药十斤、子二十斤，三位皆重四千四百五十斤、长一丈、药六斤、子二十斤，四位皆重三千六百斤、长一丈、药五斤、子十斤”等；铁炮三样十一位：如“子母铁炮一位，此位重九十斤、长五尺六寸、药二两五钱、子五两”等，总计“共铜炮五十八位、共铁炮十一位，镶黄一旗于乾隆三十一年算明共铜铁炮六十九位。[8]”
全书共记载八旗汉军各局所收贮之铜铁炮共十九样五百一十八位，其中铜炮共十三样共四百五十七位：金龙铜炮八位、武成永固大将军炮六十一位、御制制胜将军炮四十八位、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十七位、神威将军炮一百六十位、神功将军炮三十位、九节十成铜炮二十四位、浑铜炮四位、台湾铜炮十八位、铁心铜炮八十位、冲天铜炮二位、得胜铜炮二位、神威大将军炮三位；铁炮六样共六十一位：红衣铁炮十六位、子母铁炮一位、行营铁信炮三十四位、严威铁炮三位、冲天铁炮三位、木靶子母铁炮四位。
3.3.3版本特
此书是大连图书馆民文古籍入选《名录》中唯一一部套印本，采用黄、红、绿、黑、蓝五套印而成。众所周知，古籍套印用越多，难度越大，造价也越高，费时费工，但成书后套印精准、彩悦目，具
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3.4翻译世态炎凉三十二卷一百回（满文）清抄本松崎鹤雄题跋
开本25.0?12.3c m，无版框行格。半叶9行，行字不等，白口。2函32册。第一函卷一至十六，由首回至五十七回，共十六册；第二函卷十七至三十二，由五十八回至一百回，共十六册。
此本是汉文小说《金瓶梅》的满文译本。《综录》题为“世态炎凉一百回，”未标明卷数，实际上每册封面都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题名“翻译世态炎凉”及卷次。
3.4.1底本小考
《金瓶梅》版本繁多，基本可以归纳为3个体系，一是明词话本：明万历刻《金瓶梅词话》十卷一
百回，现分藏于中国台北和日本；二是明末绣像本，一般认为是明崇祯年间《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二十卷一百回，简称崇祯本，因首增插图绣像200幅，也称为绣像本；三是清代张竹坡评本，简称张评本的《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一百回，首刻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此本以崇祯本为底本评刻，对崇祯本正文文字有改动，亦有误刻。张竹坡评语包括总评、回前评、眉批、夹批约十万余言，保持《金瓶梅》完整性的同时，几乎是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再创作。
《金瓶梅》满文译本刻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对其底本和译者的研究，金学专家王汝梅、满学专家黄润华等诸位先生早有成果，“满文译本以崇祯本为底本，又参照了张评本，在回目上更加明显[9]。”但译本没有收录绣像，序文和评点也都全部删去，只留有译者所写的满文序文一篇。3.4.2抄本特
在已有满文《金瓶梅》刻本的前提下，大连图书馆藏《金瓶梅》的满文抄本《翻译世态炎凉》仍有其特。每函首册即第一册与第十七册封面除了题名及卷次之外，还题诗两句，用满、汉两种文字工整地写着“莫作宿柳眠花淫情看，当为世态炎凉演义观”，这正应了张评本第一回所言“此书……一部炎凉书，乃开首一诗，并无热气[10]。”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也说明代“讲世情的”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其最著名的，是《金瓶梅》[11]。”此题诗是对整部书主旨的高度概括，不见于满文刻本之中。
此抄本同样没有图像，正文前是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满文序文，每回回次抄于版心，每回回目、诗词韵语的汉文原文用工整的小楷抄写于天头处，正文中的俗语、方言、成语、人名等专有名词的汉文也多有保留，如“钱可通神”“颐指气使”“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秉烛达旦的关云长”等旁注于满文夹行间，标注的汉文比满文刻本多。
3.4.3松崎鹤雄题跋与阚铎
此抄本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卷末有汉文“金瓶梅序”一篇，是阚铎将“蒙文”《金瓶梅》序之译文抄寄给当时“满铁”大连图书馆员松崎鹤雄并由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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