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者”朱枫,她从海上归来
作者：葛维樱
来源：《畅谈》2011年第01期
        1950年6月10日16点30分。朱谌之在台北马场町被处死刑，身中6而亡。和她一起被害的还有国民党3位将领，其中有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当时被港台媒体冠以“吴石、朱谌之间谍案 归来 ”和“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
        2010年12月9日，徐云初眼圈红了，用几乎耳语似的徽弱声音说“外婆，回家了”。她双手扶住从台湾抵达北京的那个旅行袋，而丈夫李扬扶住她。一会儿两人才慢慢打开，取出一个淡黄的小骨灰坛。盖子边缘已经破损，坛子上面写着“朱谌之”三个字。
        寻了几十年的亲人遗骸，终于回来了。
       
        谁是朱枫
       
        朱枫出身自浙江镇海的一个大户人家，父亲朱云水是镇海的渔业公会会长，母亲也出自富户，家族极大，兄弟妹众多。朱枫原名朱贻萌，后改为朱谌之，是“四小”。她曾师从沙孟海学习，沙家五兄弟是宁波最负盛名的革命家庭，沙孟海是蒋介石家谱的撰写人。
        朱枫现在还有手迹保存在浙江博物馆，一手好字画。她的第一次婚姻是由父亲做主远嫁东北沈阳，给张作霖兵工厂的总工程师陈绶卿做继室。生下女儿朱晓枫(原名陈沈珍)后，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家人回到镇海，并且接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兵工署的聘书，陈绶卿却突然因去世。直到卢沟桥事变前，朱枫继承自家家产，还过着“每日学写兰花”的憔悴日子。
        “她参加革命和我以及她第二任丈夫朱晓光有很大的关系。”知名共产党人沙文汉的妻子陈修良回忆她们组织了抗日宣传队，“敌舰炮声一响，就一起上街散传单、救护伤员和表演抗日剧目”。
        朱晓光一家也是镇海人。1937年夫妻两人带着孩子们从镇海到达武汉，之后她一直在新知书店工作，夫妻俩颠沛流离，聚少离多，朱枫还一直照料着前夫的女儿陈宜，她和朱晓光的儿子朱明一直由陈宜抚养，女儿晓枫则送去了浙江龙岩的台湾抗日团体“台湾义勇队少年
团”读书。
        朱晓枫只知道母亲时常会突然出现来看望自己。“那时她已经在皖南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并且取了化名朱枫。”1940年为给书店采买纸张去往日伪统治的上海，朱枫变卖了一直寄存在上海银行里的一枚祖母鳍下的3克拉钻戒，换得3200元。
        “姨母穿阴丹士林旗袍，留短发，十分精干，负责给党在上海的情报部门保管经费，并根据组织指示做贸易，获利颇丰，还7次从大乐支款作为革命经费。”朱枫侄女顾倬云回忆，即使1944年被日本沪西宪兵队刑讯拷问，经多方营救出来后。朱枫仍会买时装，烫好头发，“掩护身份，解除敌伪怀疑”。抗战胜利之前，仍以体面的形象为书店和地下共产党的商业机构工作。另一个家庭关系是朱枫的同父异母妹妹与妹夫，一直为国民党中统工作，朱晓光提到：“很多情报都是麻将桌、饭局上传递。”
        朱晓枫说：“抗战胜利后，我和母亲一起住了几个月，是我们在一起最长最温馨的时间了。”儿子朱明则从小跟随陈宜长大，长到十来岁还以为陈宜是自己的母亲。
       
        黎明前的牺牲
       
        1946年夏天，朱枫送朱晓枫去解放区，成为永别。“虽然知道去了解放区可以吃大锅饭，共同劳动，母亲依然担心我，给了我一块金锁片，因为这里的钱到那边也不能用了。母亲让我需要的时候，就掐下来一点，备急用。不过我们一去解放区就发现不用钱，没几个月我就把这个锁片捐了。”朱晓枫对母亲最后的回忆是：“我站在吴淞口，一艘很小的船头上，跟母亲挥手，我特别开心，母亲也是。”从1946年到1949年8月。朱晓枫和母亲完全失去了联系。
        香港合众公司是华东局的下属企业，朱枫从1948年秋天开始在那里工作。月薪400元。香港当时聚集着民主党派和文艺界知名人士。朱枫的主要工作是陪伴他们回归大陆。她带着朱明、陈宜的儿子朱晖在香港生活，住在九龙弥敦道，只占一间挨着厨房的小房间，却精心布置，接待了不少朋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朱晓光随中宣部的南下工作组，代表中央出版委员会在上海筹建
新华书店，并且此时才被直接批准为党员。上海的一家人团聚，只等朱枫归来。朱枫给朱晓光的信件中情感细腻真挚：“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一是那样温情的……”朱晓光回信：“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
        1949年五六月间，前夫陈绶卿的女儿陈莲芳给香港的朱枫写信，说自己刚生了孩子，欢迎朱枫去台北家里小住。这封信成为朱枫从香港到台湾去的最直接理由。
       
        一份吞金的x光片
       
        朱枫乘坐的是常年往返于香港和上海的英国轮船，香港的朋友来送行，都以为她要返回上海和家人团聚了，回忆她“微笑着，有点激动”，直到香港报纸刊载她牺牲的消息。
        船停靠在基隆，朱枫以看望女儿并联系生意上的事的名义，到了当时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省委书记蔡孝乾。
        自1949年12月初，朱枫每周六以“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的名义，来吴石家取情报，周日再送给蔡孝乾。一共7次会面。在后来国民党公布的资料中，这些情报包括空军各大队、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等记录，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装备大炮、坦克多少以及很多官兵人数、长官名册、械表和防区的军事态势图。
        出于热心，朱枫又接受了蔡孝乾的私人委托，帮忙把蔡孝乾的妻妹送回大陆。吴石着副将聂曦办理，然而就是这张由聂曦签发的暴露了吴石，尽管蔡孝乾并没有供出吴石，吴石和聂曦还是被逮捕决。吴石在1947年就开始给共产党提供军事情报，去台湾之前他将一儿一女留在了大陆。1973年周总理在支持下将昊石将军追认烈士，他是周总理临终前“对不起”的两个人之一，男一个是张学良。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他的叛变造成了台湾共产党被一网打尽。朱枫其实1月27日已经被吴石用军用飞机送回了浙江的舟山定海。朱家在舟山虽然有亲戚，但朱枫住进了最东边沈家门的存济医院。当时解放区与未解放区近在咫尺，但海路却被严密封锁。2月18日朱枫在医院被捕，暂时被关进定海看守所。
        2月26日朱枫在定海看守所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
二两多重的金子，混热水吞下。2月27日起陷入昏迷，被飞机直接送往台北医院。“匪千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党性坚强、学能优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