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queenschill | 校：郑世彦
一、 介绍
对于意义研究的兴趣在近几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仅许多书籍与意义有关(Batthyany, 2011; Hicks & Routledge, 2013; Markman, Proulx, & Lindberg, 2013; Shaver & Mikuliner, 2012; Wong, 2012a; Wong, Thompson, & Wong, 2013)，还有大量的期刊论文也是关于意义的 (e.g., Reker & Woo, 2011; Steger, Oishi, & Kashdan, 2009)。不管理论取向如何，大家一致认为意义与幸福相关联。
然而，尽管意义是一个核心角，我们依旧没有一个全面的理论框架，将大多数关于意义研究和意义疗法的实证研究包含其中 (Frankl, 1985, 1986)。事实上，Alexander Batthyany 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主编了两本有关于研究意义疗法的著作，然而这些出版物在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并未受到多少关注。我个人有关于意义的研究受到了 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启发，他证实了意义对于治愈 (Wong, 2010a)、心理弹性(Wong & Wong, 2012)、乐观 (Wong, 2009a)以及幸福 (Wo
ng, 2013)是必要的，因此也证实了意义疗法与主流心理学相关联的可行性。本章节展现了一种更为系统和全面的方法，将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核心假设以及构想转化为可验证的假设。
虽然意义疗法和积极心理学都与如何使人生有意义这一课题相关，但它们似乎在平行宇宙中运行，因语言、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诸多不同而分隔。这种分隔使意义疗法和积极心理学的整合变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然积极心理学家在与意义相关的研究中会偶尔提到弗兰克尔(e.g., Steger, Sheline, Merriman, & Kashdan, 2013)，但他们很少去费心思考弗兰克尔究竟说了什么或者在意义疗法领域做什么研究。我深信，如果深刻理解了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及其深远的洞察力，积极心理学在意义领域的研究方面必将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拓宽。同样，意义师也能通过更多地了解积极心理学对意义的研究的实证结果而获益。
我强调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取向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他是在心理方面重建精神性和意义性的开拓者。这对于一个越来越非人性化、科技化的文化氛围来说非常重要。其次，他是首个将追求意义的意志、自我超越以及责任作为主要目标的心理师，而它们遭到被主流心理师的极大忽视。第三，我相信他传递出的积极信息将弥补积极心理学中的缺失，帮助那些依旧在人生消极领地中挣扎的人们重建希望和目标。
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值得获得特别的关注，他表明“追求意义的意志”这一人类独有的动机对于精神健康问题（例如抑郁、暴力和成瘾）并不只是一副有希望的解药，它还为更好的生存和死亡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蓝图。根据弗兰克尔的观点，一个清晰的意义和目标可以为人生注入积极的元素和重要性，无论这个人的境遇和健康状况是怎样的——这一主张已经得到大量的实证实践支持 (e.g., Wong, 1998, 2012a)。
1.意义疗法的社会-政治环境
维克多·弗兰克尔是积极心理学首批浪潮大军中的一员，与马斯洛，罗杰斯以及梅一起，他们相信人类的潜能可促进个人的成长。弗兰克尔虽然在纳粹集中营受到了莫大的折磨，但是他在开发人类正确且有益的崇高价值观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个人经历使意义疗法的基本宗旨更加值得信任，即使在人类存在的全然黑暗势力中，意义疗法仍旧被验证有效。弗兰克尔的取向与积极心理学不同，因为他将人类存在的光明与黑暗同时纳入其中，并深信不可避免的人类苦难可以贡献于人类的成就和人生意义(Frankl, 1985)。而另一方面，积极心理学则从一开始就将规避苦难作为正当的命题；然而近来，Kashdan & Ciarrochi (2013) 开始着手将不可避免的苦难作为人类经历的一个部分。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最神奇的一面在于，
他能够沉入地狱，直面黑暗的深渊，然后以胜利的姿态回归并宣告以意义为基础的充实人生的荣耀与高贵。弗兰克尔例证了Joseph Campbell (1949/2008)所描述的英雄旅程。
值得一提的是，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最初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毁灭性的一战以及君主政体崩塌之后。当时还是一名医学系学生的他，在维也纳将意义疗法应用于帮助那些与自杀倾向作斗争的高中生们，因为维也纳的自杀率很高。在医学学校毕业之时，弗兰克尔成功地将当地自杀率降至零，这为他在维也纳建立起了职业上的好名声(Batthyany, 2005)。
另一个颇有贡献的因素则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流行起来的“人—机”概念。将个体作为机器的非人化导致了许多心理以及社会问题，比如厌倦、疏离、成瘾以及虐待。维克多·弗兰克尔对意志自由和人类精神的认知反映了他的哲学立场，即人类不同于动物或者机器，人类拥有克服工业化的宏观社会影响的能力，可以自由地追求个人兴趣和梦想，从而赋予人生意义和目标（E. Marshall, personal communication, February 21, 2013）。
弗兰克尔通过个人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将意义疗法的基本宗旨带入了实证检验。他亲身经历了生命的荒谬、不可预测和无意义，也明白厄运会毫无原因和预警地突然打破常人的生活。
尽管在纳粹集中营挣扎痛苦地度过了四年，他发现自己还是可以对变幻无常的人生报以肯定。意义疗法在因二战和传统价值观崩塌导致的意义危机时代被广泛接受(Fabry, 1994; Graber, 2004)。
根据弗兰克尔的观点，要在工业非人化以及纳粹集中营中生存，就要求具备一种挑战者的精神。这种挑战的精神可以在波兰人和法国人的反抗中发现，许多自由斗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虽然肉身已死，但他们的道义勇气和挑战的精神永存，赋予他人克服苦难的勇气并追寻更好的未来。他们践行了意志的自由；他们选择奋起而战而不是做待宰的羔羊。他们发现了值得为之而战、为之而死的东西；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使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意义。
更好地理解意义疗法起初发展及其经受考验的社会—政治环境，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欣赏弗兰克尔的天赋——他将可怕的苦难经历转化为强有力的概念，后者使人的精神变得高贵，赋予人生存的力量。有意思的是，弗兰克尔的启示在21世纪似乎又重要起来，许多人在与国际恐怖主义、任意的暴行、抑郁、成瘾以及不断增长的科技文化中挣扎着。我们可以从关注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中收获良多，因为意义疗法代表着他对于恢复人性化心理的尝试。他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以精神为导向的人类美好未来的蓝图。
在实验室验证弗兰克尔的想法并不可行，因为没有研究伦理委员会允许这种项目：将人置于可怕的被掠夺以及苦难的境地，以证实只有被意义意志所驱动的人才能生存发展。然而，弗兰克尔对他在纳粹集中营个人经历的详尽的自传式描述为意义疗法的基本观念提供了实证支持，特别是自我超越的重要性这部分。虽然这样的实证支持，其性质是历史学和现象学的，但并不亚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典型的、人为设置的实验操作。此外，弗兰克尔的基本观念与古老的道家以及斯多葛派的智慧不谋而合。越来越多的证明表明一些社会心理学研究结果缺乏可复制性，(e.g., Bartlett, 2013)，因此或许应该给予那些经受时间考验的智慧和价值观更多的信任，正如弗兰克尔所暗示的。尽管有这个劝告和提醒，但是基于精密的测试设备和清晰有效构想的严格研究仍有意义。我在此发展的意义寻求模型目的便意图促进这样的实证研究。这个模型建立在我对弗兰克尔所谓意义意志的理解和解释之上，同时也可以称为弗兰克尔—王的意义追寻模型。
2. 积极心理学中的“积极”偏见
生活中的发现与意义疗法相对比，当代积极心理学是由Martin Seligman于1998年在和平、繁荣的时代中启动的。积极心理学起初仅仅关注人类存在的光明面，我称之为积极心理学1.0版本(Kashda
n & Ciarrochi, 2013; Wong, 2011)。而最近，我与其他人 (Sheldon, Kashdan, & Steger, 2011; Wong, 2011) 一直在强调一种平衡的积极心理学2.0版本，它可以以其整体性直面生活，既考虑消极面的积极潜能又考虑积极面的消极潜能。当前的积极心理学2.0版本纠正了原有的“积极”偏见，但依旧保留了即使是在消极情境中的积极关注。
从容面对消极事物和困难的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当代生活中盛行的巨大压力。此外，人类独有的追寻意义和创造意义的特质也可以使人们将心灵病毒转化为美德。对于大多数临床医生来说，最主要的挑战之一便是如何让来访者沉着且充满希望地应对生活风暴，以及如何将消极转化为积极。弗兰克尔的意义追寻模型为这种平衡的积极心理学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尽管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浮现于在苦难中寻意义，但是他对人性的的基本观点和总体的积极视角却与存在主义的挑战有关，即如何通过自我超越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诸多文章中，我试图阐明并扩充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并将其与积极心理学研究相结合。我将这种整合的取向命名为存在主义积极心理学 (Wong, 2009b, 2010b)和以意义为中心的疗法(e.g., Wong, 2010a, 2012b)。这篇文章代表着我在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和积极心理学的连线方面所做的持续努力，以及对意义在幸福中所扮演重要角的崇敬。
3. 积极心理学对于意义的研究
近来，主流心理学的研究越来越关注意义的角。这样的研究将意义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联系起来(Chamberlain & Zika, 1988; King, Hicks, Krull, & Del Gaiso, 2006; Ryff, 1989; Zika & Chamberlain, 1992)，也将意义与其他对幸福和心理健康的评估指标联系起来 (Debats, 1998; Mascaro, 2006; Mascaro & Rosen, 2008; Steger, 2012; Steger et al., 2006)。意义同样可以有助于缓解压力，通过功能归因(Seligman, 1990; Weiner, 1985; Wong & Weiner, 1981) 和存在主义应对策略(Wong, Reker, & Peacock, 2006)。意义与创伤后应激调适因素也有关 (Janoff-Bulman, 2004; Steger, Frazier, & Zacchanini, 2008)。我主编的两本书总结了大量的主流心理学对于意义的研究（Wong, 2012a; Wong & Fry, 1998）。仅2013年就出现了四本致力于意义研究的新书 (i.e., Dik, Byrne, & Steger, 2013; Hicks & Routledge, 2013; Markman, Proulx, & Lindberg, 2013; Wong, Thompson, & Won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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