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英译过程的归化与异化对比研究
西江月翻译作者：***
来源：《校园英语·上旬》2021年第03期
【摘要】本文以Lawrence Venuti（1995）的“归化”与“异化”翻译方法为理论基础，以语料库工具Tree Tagger和AntConc为研究工具，通过词表差异定量分析《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John Turner和许渊冲译本，试图总结中外翻译家在进行古诗汉译英时翻译手法的区别。通过观察并对比两个英译版本中各类词性的频率和占比大小、情态动词使用频率以及动词时态多样性，本文得出结论：许渊冲译本相对更倾向于“异化”，即保留原诗语言文化表达习惯，而John Turner译本更加“归化”，更方便英语母语者理解。
【关键词】归化;异化;古诗汉译英;定量分析
【作者简介】颜宇琛（2000.04-），男，汉族，山东济宁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英汉翻译对比。
一、 引入与简介
近些年来，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苏轼诗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英译版本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许多大翻译家，如林语堂、许渊冲以及外国学者John Turner和Burton Watson都曾翻译过这首诗歌。
学界对于该诗歌汉译英版本的对比分析已有不少。康顺理（2012）曾将Turner和许渊冲的译本进行对比，认为许译更能理解原作者的创作情感。江晓宇（2015）使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四种译本进行了“定量化”对比分析。包镝（2018）又一次对这两个译本进行了对比，认为许译更胜一筹。陈贤德和王帅（2020）则采用许渊冲的“三美论”为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
然而，虽然相关研究较多，但至今仍未有研究将Turner和许渊冲译本进行“定量化”的对比分析，因此本文决定将语料库研究方法引入翻译对比研究，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进行结合，以“归化”和“异化”为理论基础，总结中外翻译家在进行古诗汉译英时翻译手法的区别。
Venuti于1995年第一次提出“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理论。通常，“归化”更多采取目的语的写作手法和习惯，这要求译者完全理解原文并译出方便读者理解的文字。与之相反，“异化”则是要接受目的语和源语的区别，要求译者尽可能地在译本中保留源语的表达习惯，为读者提供一个通过译本探索源语文化的机会。
Venuti（1995）认为，“归化”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而“异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文化交流”，而这也渐渐成了译者选择翻译方法的指导纲领。但无论如何，这两种方法都无法独立于彼此而存在，而对于译本的研究，也仅仅局限于分析其更倾向于“异化”或“归化”。
本文将试图解决两个研究问题：第一，此两译本是否有很大的区别，谁更倾向于“异化”，谁更倾向于“归化”？第二，这些区别是如何体现的？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本文将以Tree Tagger和AntConc为研究工具，通过词性标注和词性频率汇总，观察一些较为明显的区别，以更好地从语言学角度对比两个译本。
二、 讨论与分析
本文对比了词性标注后由AntConc生成的两个词表。通过观察，本文发现两个译本中有三处明显的区别：各类词性（以Tree Tagger分类为准）的频率和占比大小、情态动词使用频率以及动词时态多样性。
1. 各类词性占比对比。Turner译本含168个词，由27个不同的词性组成，而许渊冲译本
中有157个词和24个不同的词性出现。安桂芹和马玲（2009）曾指出，英语更强调逻辑连结性和客观性，而中文更注重“直觉性”。这一思维模式的区别也导致了两种语言用词倾向的不同：中文更多使用动词，而英文更多使用名词。这在两个译本中也有所体现：Turner译本中名词占比最高（26.19%），随后是动词（16.67%）;许渊冲的译本中动词占比最高（23.57%），而名词仅占19.11%。
例一：
原文：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Turner译本：As men have their weal and woe， their parting and meeting， it seems / The moon has her dark and light， her phases of fulling and waning.
许渊冲译本：Men have sorrow and joy; they part and meet again; / The moon is bright or dim and she may wax or wane.
在Turner译本中，“离合”这一意象是由“parting”和“meeting”来表达的，同时“圆缺”也是由“phases of fullness”和“[phases of] waning”来表达的。与此相对，许渊冲在翻译时使用了
四个动词：“part”“meet”“wax”和“wane”。同样的意象，在译本中使用的词性却不同，这也体现了两位翻译家采用翻译方法的区别。
2. 情态动词频率对比。除了动词和名词的使用倾向外，汉语和英语也在“准确性”上有所差别。中文的理解更多依赖于语境，即不把信息给全，而是让读者拥有自己的理解;英文更多使用在“低语境”社会，倾向于将所要传达的信息一五一十地用文字表达出来，相对更加“准确”。情态动詞具有“模糊性”，因此更多情态动词的使用会影响文本表达的“准确性”。
这首诗歌两英译版本的对比，也同样体现了这一区别：Turner的译本中只有三个情态动词，占所有动词的10.71%，而许渊冲译本中有九个情态动词，占比24.32%，由此可见两译本在情态动词的使用上差别很大。
例二：
原文：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Turner译本：Yet would I crave one solitary boon： / Long be we linked with light of the fair moon. / Over large leagues of distance， thou and I.
许渊冲译本：So let us wish that man / Will live long as he can！ / Though miles apart， we will share the beauty she displays.
在这一例子中，作者很明显是在许愿，因此必须使用情态动词。Turner使用了一个情态动词，与原文中的“愿”相呼应，而许渊冲使用了三个。Turner将“would”一词放在最开头，统领整个愿望，而许渊冲在“长久”和“婵娟”两个意象中分别使用了两个和一个情态动词。情态动词使用数量和频率的差别，也同样体现了两位译者翻译手法的不同。
3. 动词时态多样性对比。观察发现，两个译本的动词时态多样性同样有所区别。Turner译本中现在时出现12次，过去时5次，现在分词2次，过去分词3次。与此相比，许渊冲译本中的动词时态使用相对集中于现在时，共13次。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仅各有一次，并且全译本没有使用过去时。
这一点同样可以追溯到英文和中文的写作习惯区别。中文十分不重视时态的使用，而英文的每个动词都要根据时态的变化而进行词形的变化。举例来说，中文中“吃”这一简单的动词，在英文中却有“eat（原形）”“ate（过去时）”以及“eaten（过去分词）”等词形。
例三：
原文：把酒问青天。
Turner译本：Cup in hand， I asked of the azure sky.
许渊冲译本：Wine cup in hand， I ask the sky.
在例子中，Turner在翻译“问”时使用了过去时“asked”，而许渊冲使用了现在时。准确来说，这一动作应该使用过去时来表达，因为作者一定是在“把酒”后才写下这句诗词。然而，许渊冲并没有如此强调时态的“准确性”，而是更多地去理解作者的心境。他使用现在时“ask”，更能够将读者带入情境中，与作者同感。
从以上三个角度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Turner译本名词使用多于动词，情态动词使用频率低，动词时态多样性更强，将中文诗歌更多融入了英文的表达特点和写作手法，因此更倾向于“归化”策略。而许渊冲版本动词使用多于名词，情态动词使用频率相对高，动词时态多样性不强，保留了很多中文的表达习惯和语言特，更傾向于“异化”策略。
三、 结语
本文对比分析了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两个英译本：Turner译本和许渊冲译本，以“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方法为理论基础，运用语料库研究工具Tree Tagger和AntConc辅助分析。通过对比两版本中各类词性的频率和占比大小、情态动词使用频率以及动词时态多样性，本文得出结论：许渊冲译本相对更倾向于“异化”，即保留原诗语言文化表达习惯，而John Turner译本更加“归化”，更方便英语母语者理解。
虽然本文使用语料库研究工具有效量化了两个译本中的各种语言现象，但也仅仅是建立起了两个仅仅包含一首诗译本的小型语料库，其结论具有一定局限性。今后的研究应当更多纳入其他相关译本，来探究是否中国译者在汉文化外译过程中更倾向于使用“异化”的翻译方法，反之亦然。
参考文献：
[1]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J].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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