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场合尤其需要“说人话”
2010年12月18日下午，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江西财经大学作了一次题为《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的演讲，和上一年3月31日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一样，这也是一次计划外的活动，但同样赢得了现场师生的热烈欢迎，视频与文字同样受到了网友的追捧。如果单单从演讲的技巧而言，演讲家惯用的方法，如讲故事、举例子、打比方、作对比等等，两场演讲的效果可谓不分上下；如果从白岩松倡导的“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白岩松《幸福了吗》“代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版）的一贯立场而言，耶鲁大学的那次演讲明显更胜一筹。
笔者因为在副厅级领导干部培训班主持《涉外交往中的形象传播》这一教学模块的工作需要，对于白岩松主张的“说人话”特别感兴趣。在笔者看来，“说人话”一点也不容易，但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又必须“说人话”——不但在国内要这样，在涉外场合尤其要“说人话”。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在三个方面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首先，必须当对方是平等的人；其次，必须讲对方感兴趣的话；再次，必须讲对方听得懂的话。
一、观念的彻底转变
记得早在2008年11月，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就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一些中国高官不懂得如何同外国人交流，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充满套话、废话和空话的无效交流上。比如，很多官员万里迢迢到法国招商，努力推介自己的省份或城市，但大多数都走进了虚多实少、鸡对鸭讲、信息不对称的交流误区。像“我们正在贯彻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市是一块投资的热土，商机无限。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之类的话屡见不鲜，国内约定俗成的语境、语言，却听得法国人云山雾罩。他们不知道“三个代表”是什么？“热土”含义何指？商机怎样“无限”？如此没有共鸣的交流，等同无效交流。
吴建民批评官员缺乏交流力的这篇文章，引起了远在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任教的徐贲教授的关注，徐贲认为，一些中国官员不但在国外不会说话，“其实，他们在国内也不会说话，否则怎么能把听话的人听得睡着、烦得要逃走呢？”在他看来，“说话不只是一种动嘴巴的能力，而更是一件需要花心思，去与听话者有效沟通的事情。说话是涉及人与人实际社会关系的话语行为。平等、尊重的话语是讨论、探寻式的，它不自大、有自省意识，因此而亲切、幽默；相反，居高临下的话语则是指示、命令式的，它听上去很权威、很正确，但会让人觉得压抑，无法亲近。”这一部分官员不是不会说话，是根本不会替听话人的感受着想，“居高临
下的话语是官场文化的产物，要改变这种话语，需要改变‘我说，你不能不听’的心态，更要改变‘上面说，下面不能不听’的社会关系。说话的人不妨先做一个简单的练习，说话前在心里想一想，如果我是一个平凡的公民，我会如何对其他公民说话。平等的话语首先是在平等的公民互动、交往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徐贲：《官员如何学会说话》，载白岩松演讲2008年12月9日《南方都市报》）
说回白岩松。他在耶鲁大学的演讲——《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之所以墙外开花墙内更香，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触动了许多中国观众（读者）心里的那根弦——我们身边不会“说人话”的官员从来没有断绝。于是，直到2010年11月，在广州亚运开幕式现场，白岩松用“说人话”的解说“改变了以往国家重大活动中的语态表达”，赢得了体制内外的一直肯定，（《“白岩松的亚运解说才是给人类看的”》，据2010年11月22日“南方新闻网”）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不管跟哪里人说话，首先要想到的是跟人说话”。（《白岩松关注人说人话》，载2010年11月8日《羊城晚报》）
二、内容的选择安排
白岩松的耶鲁演讲，虽然没有讲稿，但显然经过精心准备。为此，他挑选了一生中五个最有
代表性的年份，依次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
1968年，“我刚出生两个月之后就跟随父母被关进了文化大革命特有的一种牛棚，因此我的爷爷为了给我送进牛奶吃，要跟看守进行非常激烈的搏斗”。
1978年，“那一年我的爷爷去世了，而在两年前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了，所以只剩下我母亲一个人要抚养我们哥儿俩，那么只有我母亲是挣钱的人，她一个月的工资不到十美元”。
1988年，“我已经第一次地尝试过喝可口可乐，而且喝完可口可乐之后会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真的是如此接近，因为它几乎就跟中国的中药是一样的”。
1998年，应邀访华的克林顿总统在北大的演讲，由于美方翻译水平欠佳，导致“很多的中国观众，是一直知道克林顿的确在说话，但是说的是什么，不太清楚”。
2008年，“布什总统据说度过了他作为总统以来在国外一个国家呆的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菲尔普斯在那儿拿到了八块金牌，而他的家人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祝福”。
所讲的故事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演讲前一天：
“昨天我到达纽约，刚下了飞机，我去的第一站就是华尔街，我看到了华盛顿总统的雕像，他的视线是那么永久不变地在盯着证券交易所上那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而非常奇妙的是，在这个雕像后面的展览馆里正在举行‘林肯总统在纽约’这样的一个展览，因此林肯总统的大幅的画像也挂在那上面，他也在看那面国旗。我读出了非常悲壮的一种历史感。在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对我的同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很多很多年前如果美国发生了这样状况的时候，也许中国人会感到很开心，因为你看，美国又糟糕了。但是今天中国人会格外地希望美国尽早地好起来，因为我们有几千亿的钱在美国。我们还有大量的产品等待着装上货船，送到美国来，如果美国的经济进一步好的话，在这些货品的背后，就是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增长的工资，是他重新拥有的就业岗位以及家庭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