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留美学者的“归国潮”有两次，第一次从1949年8月新中国即将成立开始，到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发布明确禁止学习理、工、医、农的中国留学生离境的法令为止，共约950人归国。第二次从1954年7月美国逐渐放松和撤销对中国留学生的禁归令开始，到1957年中国大陆开展反右运动为止，共约200人归国，此后回国风潮消退，归国者成为个例。至“”前，两次“归国潮”总数约为1200人。1955年9月15日在旧金山起锚的“克利夫兰总统号”第60次航程，是第二次回国潮中比较典型的航次，由于搭载了包括钱学森夫妇在内的24位留美学者，这个航次备受瞩目。
第一次归国潮的终止，起因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第二次归国潮的兴起，则与关于朝鲜战争等问题的日内瓦国际谈判结果有关系。1954年4月至7月，苏、美、英、法、中5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外交会议，主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这次日内瓦会议谈判的结果之一是开启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留美学者的第二次归国潮。
出于国家与国际关系等因素，中美双方表面上都否认中国留学生回国是朝鲜战争战俘交换议题的一部分，这是外交方式技巧问题。事实上，在朝鲜战争战俘交换问题的国际谈判桌上，中国多次要求美国放弃阻拦想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离境，而美国当局对外一直否认存有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禁归”问题。
1955年6月，美国国防部给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份备忘录，对中国留美科学家要求回国的问题作了分析。认为孙湘“二战”以来中国留美学生约5000多人中，有110人掌握足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科技知识，其中有两人，钱学森和王大卫，他们的研究领域涉及高度机密的国防计划奈克（Nike）导弹，不能离境。王大卫不像钱学森那样为世人所知。据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学院历史系王作跃教授寻访的结果，王大卫原名王克信，1919年生于北京。9岁随父赴美，194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学士学位。后在科罗拉多大学参加航空风洞实验室的辅助设计和校准工作，1943年在南加州加入Aerojet（航空喷射）公司并长期在该公司各地分部工作，参与奈克导弹引擎的设计。2011年，王大卫在准备接受王作跃访谈前两个星期，突然病逝。
1955年8月8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在谈判桌上提供了钱学森被美国扣留的证据，要求美国当局撤销对钱学森限制离境的禁令。8月13日，美国国防部撤销了向美国总统提交的反对放走钱学森和王大卫的意见。
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首先释放了12名美国飞行员。不久，钱学森接到了可以离境的通知，立即购买了APL公司（美国总统远洋公司）9月17日起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船票。第一轮归国潮中，不少人的船票是美国政府免费提供的。而第二轮归国潮全部都是自费的。普通舱（T-2级，相当于三等舱）票价约270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多数人一个多月的工资。
钱学森回国了，而王大卫最终未能成行。
1955年9月15日，美国旧金山，胡聿贤、戴月棣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等20位中国留学人员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17日途经洛杉矶，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4人也登上了该船。至此该船已搭载了24位中国留美学者。因钱学森5年来被美国当局禁止离境而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在洛杉矶码头，各方媒体蜂拥而至，欲争先采访。钱学森对此一概予以拒绝。美国当局在钱学森上船前向他通告：整个旅途中不要离船上岸，否则不能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
“克利夫兰总统号”在洛杉矶起锚后，这24位中国留学人员在钱学森的倡导下，成立了一个“同学会”，他们的6位未成年子女也以成员身份加入进来，编辑了一张30人的名单。
何国柱的女儿何丹蕾接受作者信函采访时说，“克利夫兰总统号”起锚前两个月，母亲刘豫麒刚刚做完剖腹产生下次子。父亲何国柱在工作之外又要照顾母子三人的生活，加上紧急处理其他事情，结果到了登船时，没有时间卖掉房子和汽车，而卖掉家具的钱全部买了书，她父母托运上船的专业书籍和资料整整装满了6个铁皮箱子。船开出港后，身体虚弱的母亲就开始头晕且不停呕吐，不能正常进食，新生次子何乃知被迫断乳，好长时间不能适应奶粉喂养。一岁多的长子何乃君刚刚学会走路，蹒跚乱跑，父亲就用绳子拴住他的腰。
肖伦在船上即兴写过一首步鲁迅先生韵的诗：“破浪乘风赴国时，太平洋上雨如丝。去国‘八’年余血泪，登舟‘廿’宿见旌旗。精卫衔木期填海，刑天干戚倩题诗。寄语同舟须努力，功成建国着班衣。”写完后，洪用林在手稿上加了一句“高山滚鼓”的评语。而肖蓉春则加上了一句“记得今年葫豆好”的评语。
何国柱在1990年接受王德禄采访时说到，美国国务院派员随船航行，秘密监视和“押送”他们24位留学生中的一位，原因是他可能因暴露了中共地下党身份而被“驱逐出境”。轮船沿途停经檀香山、横滨、马尼拉时，其他乘客都可以上岸游玩，唯独让他待到船舱里，不准上甲板和登岸。2012年王祖耆接受采访，被问及这个人是谁时，王祖耆认为这位留学生应该是陆孝颐。理由是王祖耆回国以后得知，当时24位同学只有陆孝颐一人为中共地下党员。
在轮船抵达香港海域时，王祖耆说，鉴于当地各媒体的政治倾向性不一，全体留美同学开会商定了3件事情：1.不接受任何媒体的口头采访，以防歪曲语意;2.提前起草两份声明，一份准备在香港发表，一份由许国志起草准备在广州发表;3.指定两位体格较好的同学保护钱学森。
王祖耆还说《香港公开信》是他起草的，是一个约一二百字的简短声明。题目是什么，
大家都记不清了。内容大意有两个，一是感谢祖国，二是谴责美国当局多年无理阻挠他们回国。
1955年10月8日上午，邮轮抵达香港海域，没有靠岸，大家从邮轮上转乘小船到了九龙，再从那里换乘火车去深圳。在九龙火车站，迎接的人很多。大家进入周围站满了警卫人员的候车厅，警察堵住记者近两个小时，但最后记者还是冲进了候车厅。每位同学都被记者包围着，被询问各种问题。大家按照事先约定，均不回答任何问题，而钱学森则用了一些带有外交辞令的语言予以婉拒和转移了提问。王祖耆忆述，为了尽快摆脱媒体纠缠，避免节外生枝，他伺机了一位香港进步报刊，好像是《大公报》或《文汇报》的年轻记者，将事先准备好的《香港公开信》悄悄递给了他。这个年轻人反应敏捷，揣起草稿就离开了现场。这封公开信随即在香港媒体发表了，但是后来大陆的媒体始终没有报道《香港公开信》这件事。王祖耆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内容过于简单，所述内容在随后的《广州公开信》中都有表达;二是公开信首发地点不合适，当时到了香港还不能算到了新中国，感谢祖国的话应该到了大陆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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