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1922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上世纪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后整整lO年。讣告中称他是“同志的亲密战友”，系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
我初次见到周恩来伯伯是在八九岁时。那天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友谊电影院演出淮剧，我坐在周伯伯身边并替他把座椅翻下，请他就座。周伯伯对我郑重地说：“谢谢!”
有年春节前后，党中央在广东召开会议。与会者们去从化温泉小住。爸爸柯庆施从海南岛视察回来，与从广州先期到达的妈妈于文兰和我们4个孩子相聚在从化。那天下午，我陪刚刚抵达的爸爸坐在门廊休息，爸爸从衣袋里取出个小纸包交给我，打开一看，是我从没见过的美丽的海南相思豆。我正欣赏红豆时，周伯伯和邓妈妈漫步走来看望我们。周伯伯和爸爸谈了—会儿话，忽然问在座的妈妈：“大于，你是不是满族人?”我奇怪地注意听着，从来不知道妈妈不
我和我的爸爸妈妈是汉族人呀?
同志情深意又长
爸爸很敬重周伯伯。1963年5月12日，爸爸正在杭州参加召集的会议，周伯伯要来上海听取有关方面对万吨货轮“跃进号”在外海沉没的调查汇报。那天有浓雾，飞行条件很差。爸爸闻讯立刻动身，命令司机郝俊，一定要在总理的飞机落地之前赶到上海龙华机场，他要守候专机平安落地。郝俊回忆：“首长向来不喜欢开快车，但是那天我的车速很快。开到后来，连警卫车都被我甩在了后面，不见踪影。当车子开到上海龙华机场门前时，总理的专机正从我们的头顶上方飞过。那天，我创下了从杭州到上海最短时间的行驶记录。”
长期在周伯伯身边工作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1964年总理为了柯老动手术的事，在上海参加过多次医生会诊，研究了好长时间。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说癌细胞分几种形态，柯老肺部的癌变属于比较好治的一种。总理在上海开会，听汇报，亲自安排给柯老动手术的工作……对柯老的手术方案，总理研究得很细很细。”
周伯伯在爸爸手术后第一天才离开上海，他在飞机上说，要把柯老的病治得特别好!他天天都打电话来询问爸爸的病情。
1964年5月19日，爸爸住院期间，周伯伯因外事工作又来到上海，去医院探望爸爸。我当时和妈妈一起在医院里陪爸爸。当周伯伯和陈毅伯伯出现在病房门口时，爸爸十分高兴，要从躺椅上起身迎接，周伯伯忙上前紧握住他的手，不让他起身。
7月12日，周伯伯在访问缅甸后回国的途中，在空中临时决定，飞机不到北京而是转飞上海落地，带着几箱热带水果，前来看望已出院疗养的爸爸。在周伯伯细致周到的安排下，7月15日，爸爸在卫生部长钱信忠的陪同下离开上海赴北戴河海滨疗养。同年9、10月间，爸爸住在北京，周伯伯曾多次前往爸爸住的钓鱼台国宾馆、万寿路六所去看望爸爸，与他商讨有关爆炸等工作。
无中生有的“以柯代周”说
1956年至1973年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的周家鼎回忆：“柯老对中央工作的支持是全力以赴的，他的水平是很高的，眼光很开阔，对中央的意图领会得很透。那时，讲综合国力主要是在上海。在上海研制火箭、导弹，我知道上海在发展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等等工作，是全力以赴的。总理很关心上海，经常去上海。柯老到北京开会时，就到总理这儿来。我跟柯老接触，觉得他老人家很风趣，很乐观，爱讲笑话。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央一些同志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上有些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周总理和同志根据国力主张建设发展的速度要放慢，则主张要快一些。柯老根据上海当时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要快一些。这在当时，是对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政策上的两种看法，不能说是谁反对谁。”
1958年4月20日，周伯伯在河南省直属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搞多点、好点、省一点；一种是搞慢一点、差一点，就看你的条件和方针。
原任爸爸的政治秘书的蒋文杰回忆：“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柯老原来的发言稿是在上海起草的，准备批判经济建设里的‘少慢差费’，柯老一到北京之后，就决定不要在上海写好的稿子，从江苏代表团了俞铭璜，另外起草发言稿《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
“在成都会议上说过，反冒进的问题不要再提了。但是八大二次会议开始后，讨伐反冒进的势头越来越大。在小组讨论时，有人说反冒进的错误主要来自中央。还有人把反冒进同‘右派猖狂进攻’联系起来，要求加以清算。
“政治温度升高后，人们都在等待柯庆施的发言，有人估计柯会出一记重拳。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等检讨了在经济工作上的反冒进，还有10多个省专讲反右，柯庆施没有讲，他坚持不谈经济，因为讲到经济，就回避不了反冒进。既不讲反右，又不讲经济，还能讲什么呢?柯想了很久很久结论是讲文化。中央办公厅常有电话来，催送柯老的发言稿去付印。人们意料不到的是，柯老在发言中谈的是劳动人民如何做文化的主人的问题。柯老的发言避开了反冒进的问题，不接触反冒进的问题，就不会碰到周总理。柯老从来不反周总理。在政治风浪的面前，你们要看到柯老非常冷静的一面。柯老就是这样一位在政治高温中保持冷静的人。”
有一种说法：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大有以柯代周当总理之势。长期在身边工作的回忆：“我没有听说过要柯老代替周总理当国务院总理的说法。”
参加南宁会议的李锐(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99年12月8日在北京说(由王元元转述)：“在南宁会议上，未看到有关‘以柯代周当总理’的文字记录；在会外，未听到有关的说法。”
周伯伯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是否合适再任国务院总理的问题。、刘少奇、朱德、、林彪、、彭真、彭德怀、贺龙、、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等出席。总书记将他拟的会议记录报送：“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难忘敬爱的周伯伯
1965年4月9日，爸爸在成都视察三线工作，因病去世。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北京为爸爸举行追悼会。4月11日，妈妈率4个子女，护送爸爸的骨灰乘专机到达北京。
周伯伯非常关心妈妈的身体。首都各界人士及外国驻华使节5万多人前去灵堂吊唁，负责爸爸悼念仪式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一次都没有安排妈妈去守灵，只安排我和大妹妹两个年龄大一些的孩子，前往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的爸爸的灵堂守灵。邓妈妈向我们转达周伯伯的话：“党中央、国务院为柯老举行了我党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追悼仪式。”
2001年1月28日，原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顾训方回忆：“柯老去世后，一次周总理到上海来，在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时，他对我们怀念地说：‘现在，缺少像柯老这样一位能够把华东的工作统抓起来的人。’周总理还嘱咐我们：柯老是患胰腺炎去世的，你们上海要研究医治胰腺炎的课题。”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伯伯与世长辞。我随妈妈去向他作最后的告别，望着那熟悉、宁静、瘦削的面庞，我泪如泉涌。
（摘自《江淮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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