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书法的历史价值作总结
王羲之 兰亭序王羲之书法的历史价值是巨大的，是我们一笔宝贵的文火宝藏。
历朝历代凡是写行草书有所成就的书家，无一不学王羲之。即便是唐朝被称为“革新派”的颜真卿，也受到王羲之不小的影响，只不过他没有全盘继承，更多地用了一些加法。米芾批判王羲之的声音最狠，但我们翻看他的《海岳名言》就能发现，米芾批判的事情很多并没什么道理。米芾的字很大程度上就是颜真卿的一种延续，在诸多方面忠实地继承了王羲之的衣钵，只是在手法上做了一些改变。王羲之写字秉持的是中锋行笔为主，兼用侧锋，所以写得很平和，不激不厉，很雅致。米芾则八面出锋，起笔的时候笔路甚至可以从底下翻上去，行笔时毛笔上的每一根毛都要发生作用。他追求的是“令笔锋无处不到”，用笔的动作幅度很大，自然就有震荡感，于是就和王羲之在用笔上拉开了距离。除此之外，在速度上他也快，林散之先生用过一个词叫“横撑竖曳”，古人用的词是“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也是形容他写字时的那种状态。
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历史成就
——行书的奠基人。行书书体就是王羲之确立下来的。历史上我们可以到一些更早的行书文
书，但是和王羲之的行书比起来，那种规范程度不能同日而语。王羲之是行书的奠基人，这是毋庸置疑的。
王羲之的行书代表作就是《兰亭序》，唐太宗对此十分推崇，命令书法高手褚遂良等临摹，摹本用以奖励有功之臣和近臣。今天《兰亭序》原作我们虽然看不到了，但这些仿品也是水平了得，摹本中最好的就是冯承素的神龙本兰亭，忠实地表达了《兰亭序》的原貌。
——楷书的奠基人。王羲之的楷书学钟繇。钟繇的小楷从隶书演变而来，还没到规范的程度，而我们看王羲之的《孝女曹娥碑》《佛遗教经》等，已经进化得很好了，楷书的规范就是王羲之完成的。对于晋人写经，启功先生曾鉴定比王羲之晚了若干年；一些敦煌遗书年代可能比较早，但规范的程度远远比不上王羲之。
王羲之《孝女曹娥碑》——今草的奠基人。草书的演变经历了章草、今草（又称“小草”）、大草，章草之前还有汉草，一般归到章草里，汉草、章草从汉简过渡而来。史书上称王羲之“善隶草”，隶草实际上就是章草。章草在书史的演变过程中经历时间最短，它刚在社会上流布开来，就被随之出现的今草覆盖了，于是就过渡到所谓今草（小草）的时代。今草和小草的奠基人就是王羲之。
王羲之传本墨迹有若干种，譬如《姨母帖》《初月帖》《游目帖》等都有较为典型的章草痕迹，《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中章草的痕迹渐渐淡化了。所以我们说，王羲之就是今草的奠基人。后来怀素学了一些王羲之的方法，把短线变成了长线，把字字独立变成了相互连绵，才出现了大草。
——中国书法理论的奠基人。尽管有人说王羲之传下来的理论大多是委托，但这些理论应该说都与王羲之脱不了干系，都是他的书学思想。后来的书法理论都是在王羲之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以后才一步步延伸开来的，后来的观点也都秉持了王羲之流传下来所谓“委托”的那几篇文章中的思想。尽管篇幅体量不大，但也是王羲之书法理论的一个体系，它奠定了后来我们书法理论的基础。在王羲之之前也有几篇书法论文，但它们不足以成为后来的书法理论拓展的重要依据。可以说，后来所有书法理论的构建都是以王羲之的这些书论为原点的。
王羲之行书面目的多样性，传世的王羲之行书作品，分集字类和手札类。集字类有《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兴福寺半截碑》《金刚经》等，最重要的就是《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怀仁的这部作品用的时间很长，打磨得很精细，一直以来是我们学习书法特别是学习行书最重要的范本。唐代以后凡是写行草书有成就的，没有一个不在这上面下过深功夫。手札类作
品中，《孔侍中帖》《平安帖》《奉橘帖》《姨母帖》等面目各不相同，有的差别相当大，给后人取法提供了面目的多样性。历史上有个说法，王羲之传世的这些墨迹面目多样，取其一点便可依墙而立，塑造出自己的风格。
王羲之《姨母帖》，白蕉的字与《丧乱帖》《得示帖》面貌很像。当年徐悲鸿从日本带回几部放大版的王羲之手札送给了白蕉，白蕉天天对着写，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面目。白蕉就是到了一个点并依墙而立。我们学习王羲之，要对准一个点去努力，把精力和方向集中起来，准风格较一致的几个帖，一点一点生发，最后扩大成为一个体系，当然中间还需要吸收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充实。历代著名行书大家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传承，历代对王羲之的传承，显示了王羲之的深远影响。
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就是原原本本地继承，代表作是《晋祠铭》，非常有影响。杨凝式的《韭花帖》也是学王羲之，成功地结合了很多颜真卿书法的元素，行间萧散简远，章法上有很强代表性。
苏东坡也取法王羲之，除此之外还取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但若没有王羲之的品格，就打造不出有高度的作品。所以，对王羲之的继承是苏东坡书法品格的基础。黄庭坚是“苏门四
学士”之一，王羲之书法自然也对黄庭坚有影响。蔡京也是王羲之的忠实粉丝，其行书面目就是属于王羲之这个体系的，很多手法跟米芾相似，不少宋人都受到王羲之的影响。
元代赵孟頫打出的复古旗号就是回归“二王”，回归帖派正脉，所以他对“二王”是很忠实地继承的。董其昌早年就是学赵孟頫，也很好地继承了“二王”一脉，还有王铎、傅山、八大山人等。
清代阮元、康有为提倡碑学，根本上并不是对“二王”的反对，他们反对的是科举“馆阁体”。“馆阁体”和“二王”的关联不太直接，与赵、董关系较大。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问题也是合理的，未必要人为地把碑和帖分得那么清楚，从我们学习、研究和创作层面讲，不要刻意把它们割裂开。清代的这场碑学运动使书坛上书法面目的多样性又发展到了一个极致。再往后看，书法家沈尹默、白蕉、林散之也都是学“二王”一脉而来。
历史上星璀璨，法帖浩如烟海，重要的是到适合自己的一个点。回看历史上的这些大家，对他们影响至深的也就那么几件法帖。研究得足够深入，加之自身过硬的综合修养，最终就卓然自立了。行书是五体当中影响力最大、参与者最多、社会认知度最高的一种书体，行书资料在历史上也是最多、最翔实的。所以习书者要在这方面多动些脑筋，不仅在书法创
作上要很好地训练，更重要的是从历史上加以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