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评价王羲之
王羲之的书法在我国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的书法作品对我国的字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么，人们是如何评价王羲之的呢?以下是由店铺为大家整理的人们对王羲之的评价，希望能帮到你。
在中国书法历史上有谁敢这样评价王羲之
在中国书法的千年历史上，无数书法评论家几乎对王羲之是众口一词的。而唐代著名的张怀瓘却评价得非常特别。他尤其是对王羲之的草书评价不高。认为“逸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接下来他又评价王羲之的草书“虽圆丰研美，乃乏神气”。
而且在他的《书估》一书中，更为具体化，说“王字中草字100字才抵他的一行行书，300字才抵他一行楷书”。
简言之，他认为王羲之的草书太过柔媚而被诟病。但是在书史上，也有不少人的评价是充分肯定的。典型的如梁武帝，他说“钟繇书如云鹄游天，鸿戏海，行间茂密;王羲之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当然，他对大王的字是整体评价，而非专门指草书。
王羲之书法总体评价
王羲之被誉为“书圣”，无论是否懂得书法都知道王羲之这位独特的书法家。在浩瀚书法海洋中，王羲之已经被众多书法立为了一座灯塔，被历代书法立为楷模，并且用王羲之的标准来衡量历代的书法名家。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
有评论说：“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这里虽然打破了王羲之崇拜，但是仍然没能打破人们认识王羲之的格局。为什么王羲之的书法是最好的?为什么王羲之的被认为是完美无瑕的?
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有两个比较大的因素：
第一，唐太宗的推动作用。唐太宗十分推崇王羲之的书法，以至于召集天下、宫廷中的书家临摹《兰亭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王羲之的书法地位有推动作用。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唐太宗的书法造诣不浅，他应该能够判断出王羲之的书法水平。唐太宗只是一个外因，主要的原因还是王羲之自己。
第二，王羲之的书法功底。历代的书法家已经把王羲之尊为“书圣”，因此评价王羲之的书法也就没有缺点可寻。因为定论认为王羲之是完美的，王羲之是绝对的，王羲之是不可超越的。历代的书法家，包括后来的欧颜柳赵、苏黄米蔡、翁刘成铁等等众多书法几乎都与王羲之的书法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想原因主要是中国封建时期的正统思想与中庸思想：
王羲之的书法被尊为书法的正统，王羲之之法也被书法届尊为正统之法，任何违背王羲之的法则都是被成为叛逆的。但是违背王羲之的法则是不是都是坏的呢?有人说王羲之的法则到现在还有人在用，但是那些违背王羲之的法则都已经不存在了。想想看，这种一出来就被唾弃的法则能够流传下来吗?当王羲之的书法被尊为正统之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等等一批书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了王羲之的影响。我们都知道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字体相当一段时间以欧体为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欧阳询，也间接发展了王羲之。当欧阳询被尊为欧体的楷模，后来的欧体书法者也就以欧阳询为标准，因此也就永远无法超越欧阳询。而被欧阳询所临摹的王羲之，也就成为了更是高不可攀的巅峰。
王羲之的书法在书家看来是“大家无特，大家无风格”，而且王羲之是“中庸之美”。这种标准
被看作是书法的终极状态，这种思想很明显是受到了儒家学说的限制。当我们把王羲之等同于儒家思想的精华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王羲之已经成为了一个儒家思想在书法界的孔子，是不可动摇的圣人。而后的无论是多么伟大的书法家拿王羲之的标准来衡量当然也就无可比拟。怀素、张旭、王铎比起王羲之过于豪放，欧阳询比起王羲之过于呆滞等等之类的评论诞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儒家思想统治的中国封建社会，只要儒家思想不动摇，王羲之就基本不会动摇。而当代则不同，儒家思想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了。因此开始有众多书法家开始批评和反思王羲之。是不是我们的书法必须中庸?必须不左不右?
如果说王羲之是一座不可攀越的高峰，那么随后的唐代书法不如晋代，宋朝不如唐朝，元朝不如宋朝，明朝不如元朝，清朝不如明朝，民国不如清朝，当代不如民国。抛开王羲之的禁忌不讲，我们的书法家不应该反思吗?
拙见!以备书法水平提高之后再来审视自己的见解。看看将来是否能够有新的见解。
对王羲之的评价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因以右军将军衔领会稽内史，遂世称王右军。东晋时期杰出的书法家。
忧国爱民王羲之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原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琅琊王氏是两晋时期最显赫的士族。在王氏家族中，很多人担任过显官要职。其从曾祖王祥出仕魏晋两朝，历任司空、太尉，太保等职。伯父王衍先后为晋惠帝的中书令、尚书令和太尉。南渡后，伯父王导官居宰辅，把持朝政;另一伯父王敦驻守荆州，掌握重兵，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政局。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是首先建议晋元帝司马睿渡江的东晋开国功臣。
少年时期的王羲之不善言辞，但性格倔强，为人正直，很有主见。王导和王敦都非常器重他的才华，称赞他是王氏家族中最有出息的子弟。太尉郗鉴对他更是赏识，主动将女儿嫁给他。
偏居江南一隅的东晋政权，从一开始就由于内部矛盾无法调和而动乱频仍。在这些动乱中，琅琊王氏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王羲之虽然出身在琅琊王氏，但很少以一家一族的利益为念。他多次拒绝王导要他到中央政府为官的建议。他愿意在地方上担任具体工作，以便为振兴东晋王朝建立一番功业。从晋成帝咸和九年(334)起，大约有六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荆州的征西将军庾亮那里供职。庾亮反对王氏专制朝廷，与王导格格不入。然而王羲之却能注意与王羲之 兰亭序
庾亮融洽相处。他终于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庾亮把他的职务从参军提升到长史。咸康六年(340)，庾亮去世。临终前，庾亮亲自上表称赞王羲之的才能，建议成帝任命他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不久，晋成帝前后两次发布诏令，委任王羲之作侍中和吏部尚书。因有违本意，都被王羲之一一谢绝了。
晋穆帝永和二年(346)，王羲之又一次拒绝要他到中央为护军将军的任命。他的做法引起朝廷中很多人的非议。王羲之在回复扬州刺史殷浩的信中，述说了自己的志向。他讲，自己不愿到中央任职，是由来已久的想法。但并不是说他不肯为国效力，只要需要，即使是出使充满危险的关陇(时为后赵石虎盘踞)和巴蜀(时为成汉李势盘踞)地区，他皆在所不辞。迫于压力，王羲之回到建康担任了护军职务，但仍然要求外任。在反复请求之下，朝廷终于同意他以右军将军的身份出任会稽内史。
到达会稽(今浙江绍兴)任上，正遇上严重的灾荒，王羲之忙打开粮仓赈济这里的灾民。他向朝廷建议“断酒以救民命”(《全晋文》卷26)，认为“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全晋文》卷24)。通过实际考察，王羲之了解到东晋政府加在人民头上的赋税徭役过于
繁重，而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一带尤甚。故而他一再上书要求减免赋役，以使人民“小得苏息，各安其业”。他批评政府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行政效率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王羲之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低，只会给人民增加负担，“主者涖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在对会稽郡下属的各县进行检校之后，他发现官仓失盗的现象十分严重。原因是监守自盗，“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余姚近十万斛”。王羲之谴责朝中当权者阻挠追查，说他们实际是“重敛以资奸吏”。认为只要“诛翦一人，其后便断”。
在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期间，东晋政府内部掀起了一阵北伐热。荆州刺史桓温掌握重兵，灭掉蜀地的成汉政权之后，积极准备北伐。桓温企图靠军事上的胜利，提高个人的威望，实现代晋称帝的野心。永和九年(353)，坐镇建康的宰辅司马昱为抑制桓温，抢先命令扬州刺史殷浩为北伐的指挥。殷浩是徒有虚名的清谈家，毫无作战经验。他任用降晋的羌族首领姚襄为北伐前锋，结果姚襄中途倒戈，在山桑伏击殷浩。殷浩惨败而还，北伐军损失极大。王羲之向来反对盲目北伐。在殷浩动身前，他曾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进行劝阻。北伐失败后，殷浩不甘失败，复图再举。王羲之再一次写信给他，告诫殷浩应该汲取失败的教训，“往事岂
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他讲，“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盲目北伐召致多次的丧师辱国，是当政者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东晋国力不足，军败于外，资竭于内，既然没有力量控制淮河流域，不如全力保住长江不失。他建议，当政者应该引咎自责，承认错误，集中全力汇集人才，听取有识之士的意见，努力刷新政治，消除烦苛的制度，减免赋役徭役。只有这样，困难的局面才可能改观。王羲之警告说，如果坚持割剥百姓的暴政，陈胜、吴广一样的起义马上就会出现。在写给司马昱的信中，他对一再劳师兴众的后果表示担忧。指出，打仗要知己知彼，万全而后动。盲目北伐，取胜的希望很少，而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极大，“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他又写信给尚书仆射谢尚，沉痛地列举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他说，每次参加征役和充运的人中，因为死亡或叛逃的都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返回家园。政府不顾人口的损失，仍然对百姓照常进行征发，造成更多人中途叛逃。按照政府法令，逃亡者的家属和邻居要连坐，于是又有新的人大批逃走。“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