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炀帝的“南方情结”
2002级历史学基地班赵珍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从人性的层面解析隋炀帝个人性格中“南方情结”的形成及其影响，认为此种性格虽与他所处的历史大背景、个人小环境密切相关，也与其个人修养中文人气质分不开。他的“南方情结”具体表现在其生活和执政的很多方面。且此南方情怀和文人气质通过他的作为对当时的社会乃至后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本来在个人性格中无可厚非的南方情结，因为政治的功过是非而稍显悲情。
关键词：南方情结；杨广；人性；江都
虽然近些年来我们对隋炀帝的评价已较公允，肯定了他营建东都、开凿运河等历史功绩，①但我们习惯于通过历史功绩和对人民利益的损益来评价一位帝王，当然这些因素十分重要，但如此方式往往会错失从“人性”的角度更全面地了解一位封建君主的机会。笔者试图换个角度来审视隋炀帝这位暴君，最终，选择以“南方情结”（以下又称“南方情怀”）为切入点来分析这个人物。
一、简述杨广的“南方情结”
南则“岛夷”，南方逐渐形成了与北方迥然不同的文化。北方文化成为游牧民族与汉族融合的产物，而南方文化则是由南迁的北人和南方土著融合的产物。南方人认为北方人“粗鲁、土气，是半野蛮人。他们称自己是汉文化的继承者，并发展了一种特别典雅的文体，自己的哲学和佛教学学派以及自己的温文尔雅的社会风俗。”②杨广诞生的家族是典型的汉族和游牧民族的融合。杨家本是深受鲜卑族影响的汉族，杨广的母亲独孤皇后所在家族是鲜卑大贵族，所以杨广的家庭环境就带有明显的鲜卑化倾向，他的家庭是典型的民族融合的产物，在此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杨广何以会产生那么浓重的南方情结，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所指“南方情结”即隋炀帝后天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思维方式和喜好逐渐与南方人接近。这种“南方情结”对隋炀帝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杨广的此种性格倾向在其长达十余年的执政生涯中，有意无意地影响到大业年间的政局，以及随后的历史发展。当然不能夸大这种影响，它仅是隋炀帝个人诸多性格特征的一个方面。
二、杨广“南方情结”产生的原因
杨广南方化性格的形成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在隋朝完成全国统一以后，稳定南方、巩固统治就成为首要的问题，而隋文帝对南方的强硬政策，最终引起了南方的叛乱，所以，怎样处理好北方与南方的关系就显得愈发棘手。杨广正是在这紧要的关头被任命
①胡戟著：《隋炀帝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为江都总管的。对待此事，杨广显然比他父亲聪明，他更重视对南方的文化怀柔。杨广继位后，虽南北关系已较缓和，但历史上的隔阂并不能很快被消除，再加上南方经济发达，对南方的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要拉拢南人，就必须了解他们的文化，融入他们的文化。杨广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一步步了解南方，并爱上南方，从而形成了他具有南方化特征的性格。如此看来，作为站在历史浪潮风口浪尖上的皇子（皇帝），杨广南方化性格的形成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南北的统一促成了杨广的“南方情结”，杨广的“南方情怀”又推动了南北的融合。
当然，杨广“南方情结”的形成亦具很大的偶然性。首先须从其个人品质入手。《隋书·炀帝纪》中说：“上好学，善属文。”“在他十二岁以前的少年生活中，他学到了中文的基础知识，具有正规的佛教信仰。”①年少时扎实的中文基础，和对文学的酷爱，使他在江南时，更易接受南方的文学和文化。杨广一生做过许多诗赋散文，而他的文风就受到南方文化的深远影响。杨广少年时即喜欢庾信的诗文。而对佛教的信仰，又使他能接触到南方佛教宗派——天台宗，从而深受南方佛教文化的影响。杨广出生在一个笃信佛教的家族，他的父母都是忠实的佛教徒，“宫内每晚都做佛事，杨坚、皇后和举朝上下都参加”。②隋炀帝性格中的“南方情结”虽然与他生活的外界环境密不可分，但他个人在南方文化影响前的性格特征确是他“南方情怀”的性格和思想基础。
隋炀帝南方化气质的形成原因，很大一部分得归结于炀帝身边的一个重要的人物——萧后。“炀帝萧后，梁明帝岿之女也。”③她是一位典型的南方贵族女子，“后性婉顺，有智慧，好学解属文，颇知占候。”④《隋书》上并没有对萧后对炀帝的影响过多的进行描述，《隋书·后妃传》中大量的篇幅被萧后的《述志赋》所占，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隋炀帝对其喜爱之情，“帝每游幸，后未尝不随从。”⑤萧后很可能在政治、文学等方面对杨广有很大影响，加深了杨广对南方的了解，也赋予了杨广很深的南方气质。很多学者都认为萧后对隋炀帝有很大的影响，如袁刚就说：“与萧梁的婚姻对杨广一生的影响很大，……萧妃自后成了杨广的贤内助，她对杨广的政治见识、艺术情趣、文学修养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⑥《剑桥中国隋唐史》中也评论道：“杨广爱她，并尊敬她，她是杨广的终身伴侣和知心人。很可能她给他介绍过南方的生活方式，并促使他热爱南方，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⑦杨广在成为太子之前，曾长期居于南方，在这期间，他不仅习惯并喜欢上南方的自然环境，更结交了一大批南方朋友。他的“南人”朋友非常之广，从高僧到道士，从大儒到文人，这些曾与杨广共度南方时光的各级人士对杨广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隋书·炀帝纪》载，开皇六年（586），十八岁的杨广被任命为淮南道行台尚书令，从此开始了他的南方生活。开皇八年冬，隋大举伐陈，以杨广为元帅。平陈后，杨广在陈的做法堪称楷模，他以这种举动赢得了江南民心，为他以后能在江南武装叛乱时任扬州总管并驻江南多年奠定了基础。杨广从开皇十年出任江都总管，直到开皇十九年离任，在南方生活近十年。显然，南方，尤其是江都给杨广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以至于在他离开江都后始终被一种“南方情怀”所缠绕。“虽然隋在南方的行政情况并无大量记载，但南方以后没有发生叛乱和他在江都任期很长的事实，说明隋的治理取得相当的成就，统一文化
的许多措施也应归功于他。”⑧杨广在南方实行了一系列的巩固隋统治的文化措施（从这些措施和做法中，也不难看到他本人对文化的偏爱），复兴佛教、资助道教、振兴儒学和文学。其中，南方的佛教和文学对杨广的影响最大。
①[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14页。
②[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62页。
③《隋书》卷36《炀帝萧皇后传》。
④《隋书》卷36《炀帝萧皇后传》。
⑤《隋书》卷36《炀帝萧皇后传》。
⑥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⑦[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14—115页。
杨广做了许多支持佛教的工作，比如，下令收集和重抄因战争而分散各地的佛经，在江都建造寺庙和藏经馆，还召集南方高僧到江都的寺院从事宗教和学术工作。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天台宗著名的创始人智顗
法师，并与他保持一定的往来，杨广在任扬州总管时，曾与智顗法师维持了九年的师徒关系，虽然杨广与智顗法师的交往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巩固统治和杨广的借亲佛而取宠于父母①），但通过智顗将所著《净名义疏·初卷》奉送晋王，和杨广称帝后大力扶持天台宗而使其成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宗派（不排除政治目的）可以看出，南方佛教对杨广影响很大。
杨广酷爱文学，故他在一系列收买南方文人人心的同时，又从中结识文友，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隋书·柳辩传》中记载：“王（晋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其中与杨广私交最好的是柳顾言。“柳辩字顾言，本河东人也，永嘉之乱，徙家襄阳。祖惔，梁侍中。父暉，都官尚书。”柳顾言虽祖籍河东，但至少祖上三代生活在南朝，“而辩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然后示人。”柳顾言对杨广的文风亦有很大的影响。“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辩以后，文体遂变。”足见柳辩对杨广影响之大。不仅如此，柳顾言还是杨广的酒伴和密友，“（柳顾言）甚见亲待，每招入卧内，与之宴谑。辩尤俊辩，多在侍从，有所顾问，应答如响。性又嗜酒，言杂诽谐，由是弥为太子（杨广）之所亲狎。”这样一位深受杨广信任和喜爱的善辩的南士，对杨广可能会有很大影响。他很有可能给杨广介绍了许多南方的自然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以及南方文化，从而使杨广了解并喜爱上江南。当然与杨广交往的南士不光柳辩一人，柳辩只是杨广生边南士体中较为活跃者。
三、隋炀帝“南方情结”的若干表现
隋炀帝的“南方情结”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以下仅列举其中较为典型的三个方面。这些例子虽然可以证明炀帝的“南方情结”，但它们不是以杨广的“南方情结”为唯一原因的，而是许多的动机和目的结合的产物。
其一，提到隋炀帝的“南方情怀”，就必然使人联想到他那充满争议的“三下江南”。炀帝一幸江南是在大业二年（606）三月；②大业六年三月，“帝幸江都宫”，③这是炀帝第二次下江南。大业十二年七月，“江都新作龙舟成，送东都，宇文述劝幸江都，……申子，帝幸江都，……帝以诗留别宫人：‘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④大业十四年，杨广在他所喜爱爱的江都被宇文化及所杀。炀帝留给宫人的那句话，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个字，但足以体现出他对江都的喜爱。
其二，隋炀帝时，中央的权力中心出现“南方化”倾向。由于隋炀帝独特的执政风格，他从众多官员中选出了对他最有用的几个作为他的核心决策集团，而“那些核心集团中最有权势的人是南方人”。⑤
“时牛弘为吏部尚书，不得专行其职，别敕纳言苏威、左翊位大将军宇文述、左骁位大将军张瑾、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黄们侍郎裴矩参掌选事，时人谓之‘选曹’七贵。虽七人同在坐，然与夺之笔，虞世基独专之，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而已。”⑥
从这段记载不难看出，在“选曹”七贵中，从父辈起就仕陈的会稽馀姚人虞世基是最受
①袁刚著：《晋王杨广和天台智者大师》，《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②《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二年三月。
③《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六年三月。
④《资治通鉴》卷183，隋炀帝大业十二年七月。
⑤[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22页。
宠的。“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阁而后，始召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貌沉审，言多合意，是以特见亲爱，朝臣无与为比。”①另一位在朝政上颇有影响的南方人是裴蕴，他原是陈的官员。《隋书》卷67记载：“擢受（蕴）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虽然炀帝时中央权力中心的南方人并不占多数，但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上所说，他们在核心集团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
其三，隋炀帝的性格中包含有很强的文人气质的一面，有些学者甚至称他为多才多艺的绝世才子。②这种气质虽与他从小就爱好文学有很大关系，但这种气质的深入发展却与他在南方久居和结交了许多南方文人有很大关系。这种文人气质的一个表现即杨广对文学的酷爱，他做过不少诗词歌赋，其中许多都表达了他的个人情感。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在东都作了《长乐宫宴诗》，诗曰：“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同年，隋炀帝因幸江都，又作了《幸江都诗》，“求归不得去，真成遭个春。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③这些诗都是杨广真实感情的表达，展现了他的诗人气质。隋炀帝文人气质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他
对游山玩水的极大的热衷。作为一个帝王，他并没有充裕的时间和足够的自由去游览山水，于是，他把这种爱好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大造宫苑。
“帝无日不造宫室，两京及江都，苑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勝地可置宫苑者。夏四月，召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营汾阳宫。”④
“（大业元年）五月，筑西苑，……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⑤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它们无一不反映出炀帝对游玩的喜爱、对自然的向往，这种对自然的向往之情不仅反映出它的文人气质，而且这也可能是怀恋江南美景的表现。
四、隋炀帝“南方情结”的影响
隋炀帝的“南方情怀”对他的性格及执政风格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直接作用于炀帝身上，间接作用于隋朝的统治和历史的发展上，可分为消极和积极两方面。
化城“南方情怀”本身并不会对隋朝的统治造成任何威胁，相反它促成了南北交流和文化融合（参看积极影响）。“南方情怀”仅是杨广性格的一个方面，他与炀帝的其他品质和众多的外部条件一起导致了隋的灭亡。由于炀帝的文人气质，他喜好饮酒、做诗、音乐、游苑，但是杨广没有在自己的爱好和国家社稷中到平衡点，他滥用了一个君主享有的可为自己服务的权利，它的个人爱好变成了人民眼中的穷奢极侈
、残暴冷酷。炀帝宫苑的繁多，下江南时的豪华奢侈，对音乐美酒的沉迷，都成了导致众叛的原因，成了反对他的人所持之理由，并被后世及民间一再夸大。这种对炀帝所作所为的偏面夸大，使后世不能真正准确的评价隋炀帝，只有当我们把历史人物放在“人”的角度审视时，才能真正理解他，理解那段历史。隋炀帝“南方情怀”的消极一面对他本人及隋朝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南方情怀”的积极影响确是隋和其后的唐都受益匪浅的。
杨广“南方情结”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隋南方政权的巩固起了很大作用。正是在杨广于江都任总管的九年里，隋南方的政权基础才稳定了下来。杨广回到京城后，仍不忘他在南方结识的各类人物，其中许多人已成为他的亲密朋友，如柳辩，还有许多高僧，如吉藏法师，他不仅在江都主持了杨广所
①《隋书》卷67《虞世基传》。
②韩乐学，《试评隋炀帝》，《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
③周建江辑校，《南北朝隋诗文纪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81页。
④《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四年三月。
设的四道场之一的慧日道场，更随晋王延居长安日严寺，成为隋朝佛教界的首领人物。杨广对南方文化的重视和对南人的重用都极大地加强了隋在南方的统治。炀帝的“三下江南”虽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却加强了南北交流，巩固了南方统治。隋炀帝的前两次下江南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作用，对巩固隋在南方的统治和促进南北交流都具有重大意义。①
第二，促进了隋文化的发展。隋炀帝很重视文化、教育。大业元年，闰七月，丙子的诏书曰：“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②自此，炀帝恢复了被其父废除多年的学校。“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皆为新书，无不精恰，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③此外，炀帝还为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由于他的措施，“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④
第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交流和南北融合，为后世的大一统和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隋炀帝改变了文帝时期压制、歧视南方佛教的政策，提倡、支持将南北方佛教融合的天台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为唐朝佛教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这种非关中本位、重视南方文化的措施有力地打破了近三百年南北方的隔阂，使南北方又相互交融起来。这种南北的交流和融合不仅为唐朝的大一统和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从个人角度看，爱好文学、喜游山玩水、迷恋江南并没有错。我们若从人性的角度观察隋炀帝，那么他
的许多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三下江都，兴建宫苑，其实都是他内心对江南狂热迷恋的情怀在现实中可怜的满足（不排除这些行为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目的和隋炀帝好大喜功等性格因素）。只是，杨广不是普通的文人骚客，他是一个庞大帝国的君主，他的一个小小愿望的满足，往往要牵动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人的利益和生命。正如袁刚在《隋炀帝传》中所说：“皇帝的性格也能影响历史的具体进程，”“皇帝的无尽欲念加上其所掌握的无限权利，有可能使君主随意的一个念头，一个怪诞的想法，造成全社会的震荡。全社会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有时可能取决于皇帝的喜怒好恶，这又会使历史的进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⑤炀帝没有把握好自己的兴趣与国家大计之间的关系，所以才使他的“南方情怀”最终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但炀帝南方化的思维模式和作风，却为文化发展、南北交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了很大的积极的作用。
①王光照，《试论隋炀帝三巡江都》，《江海学刊》1987年第1期。
②《隋书》卷3《炀帝纪上》。
③《资治通鉴》卷182，隋炀帝大业十一年正月。
④《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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