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语录流行语是以语录为载体的话语成品的流行现象，有整体复制和引用类比两种流行方式，具有入境性的特点。语录流行语中有一部分会经过语义投射和词语提取等词语化的手段转换为词语流行语，并按照词语流行语的一般规律，通过高频使用和词义泛化而得以流行。本文从社会动因、认知规律，尤其是语言特征的层面综合分析了流行语传播中的类型转换现象，阐明了语言流行的两种载体间的差异，论证了语录流行语转换至词语流行语的方式和意义。
关键词 语录流行语 词语流行语 入境性 离境性 语义投射 词语提取
一、语录流行语的发生
流行可以任何具有物质形态的对象为载体，但通常应当具备轻简方便的特点，所以，语言的流行通常以词语或者短语为单位。然而，进入多媒体时代以来，由于电脑、手机和互联网等通讯传媒手段具备快速大量复制和简便即时转发信息的功能，长于词语的语言单位——话语(以句子为主要形式)，甚至语篇(主要是较短的句，也可以是较长的自然语篇)也具备了进入流行的物质条件。语录作为真实发生过的话语，借助新型传媒，一跃而成言语流行的主要载体之一。
大量“流行语录”的生成和传播，对大众语言应用的方式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足以引起社会语言学的密切关注。
例如：
(1)某段时间，某电视台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市民：“请问你对门有什么看法?对陈冠希等明星又有什么看法?”一位男性受访者从容应答：“关我X事，我是出来买酱油的”。(新民晚报，2008年6月9日)
(2)在李树芬溺水之前，与其同玩的刘某曾制止过其跳河行为，见李心情平静下来，刘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李)便跳下河中。(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3日)
(3)李荞明同监室的狱友在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导致重度颅脑损伤，送医后不治身亡。(南都周刊，2009年1月9日－1月流行语言15日)
(4)上次我上网查资料，突然跳出来一个网页，很黄很暴力，我赶紧把它给关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2007年12月27日)
(5)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总会有些审美疲劳。(《手机》)
我们把这些以语录为载体的流行话语称为“语录流行语”。它们可以像例(1)到例(4)这样来源于新闻报道和信息发布等真实的交际事件，也可以像例(5)出自电影《手机》一样来源于影视作品。这些语录形式上比语篇短小，又比词语和词组复杂。
在具体的言语活动中，语录流行语有实录和摘录等多种实现方式。如例(1)就是完整的实录，包括门、记者采访和市民回答等；也有摘选的形式，如例(1)中还引述了受访者说的话“关我X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这句话目前常被摘录出来，流行度似乎更高；例(4)在流行时，也常被摘录为一个短语“很黄很暴力”。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语录流行语中有一部分会逐渐凝缩为其中的某个词语或者词组。它们尽管在起始阶段还依托着语录，但随着流行，会逐步脱离原有语录的语境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实现和普通词语流行语一致的功能，例如上述的五个例子就分别凝练出了“打酱油”(例(1)中市民原话称“买酱油”，此后更为流行的说法则是“打酱油”，本文以下从众。)、“俯卧撑”、“躲猫猫”、“很黄很暴力”和“审美疲劳”等词语流行语(包含短语)。
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而且还在不断地生成。不难看出，当前语录流行语以及源于语录流行语的词语流行语正在广泛传播，已经成为了引人注目的语言事实。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理论上认识这些相互联系的语言现象呢?
二、语言流行的两种类型
言语活动可以看作是语言和言语的总和，索绪尔曾这样区分“语言”和“言语”，他说：“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储存人的意志之外的”；而言语则是“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索绪尔，1980：41—42)
可见，语言活动中包含两种性质不同的单位：前者指的是语言系统中的备用单位，具有抽象性和稳定性，如语汇系统中的词语和定型短语等；后者指的是言语单位，也就是个性化的话语成品，是具体的。当然，语汇系统也有核心和边缘之分，越是位于系统核心部分的词语越是稳定，如每种语言中的基本词汇就最不易变化；而位于边缘部分的词语则往往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中。
上述两种语言单位都可能进入流行，相应地也就产生了语言流行的两种类型：词语式流行
语与语录式流行语。
1．词语式流行与离境性
通常所说的流行语是一种词语式流行，即以词语作为流行的语言载体，其实质是一种备用单位的流行。
我们说“脑残”、“山寨”是流行语，是指：它们都是用词语的形式表达的一些概念，作为概念而存在的这些词语是语言中的备用单位(尽管它们的地位还是边缘性的)。也就是说，它们随时都有被说话人编织进某一具体话语的可能。
词语流行语作为备用单位，意义是高度概括的，不会与某个特定情境发生必然的勾连，我们把这种特点命名为“离境性”。“离境性”使得词语流行语可以在使用中自由地与任何情境发生指谓关系，组织眼下的交际话语，参与到新句子的构造中去。
“离境性”的特点，使得词语流行语在流行的过程中，可以自由地用于不同的情境而将词语所负载的文化意义传播开去，并通过流行词语的使用提供观察所指对象的全新的文化视角，使新的对象在这一视角中呈现出不同的意义甚至不同的样态。也就是说，由于词语流行语能自
由地参与句子的构造，所以，它们能够在特定的流行意义中对所指对象进行认知处理。
“山寨”一词的流行就是如此：“山寨”所负载的“仿造、劣质、草根、进取”等文化意味随着“山寨”一词的流行而传播开来，并提供了哪怕是相互矛盾的认知新视角：“山寨手机”指向厂家的非正规性，“山寨礼服”着眼于复制性，“山寨演员”强调的是草根性，而“山寨金鱼”恐怕则是“疑似金鱼”的一种时髦说法了。可见，像“山寨”这样的词语流行语，词义完全是“离境性”的，即：它们的词义本身是抽象的，所以，具有自由组合的能力，可以附加到任何情境上，实现为不同的具体意义。
2．语录式流行与入境性
“语录流行语”与词语流行语的情况完全不同，它是以言语单位即语录为流行载体的，其本质是一种话语成品的流行。
作为话语成品，语录已经是语言运用的结果，流行的内容保持着与特定情境的关联，具有明显的原创性和个案性。我们把这种特点命名为“入境性”。“入境性”意味着：流行语录的句义是“入境”的——必定保持着对特定情境的指谓关系，是不自由的。
例如，语录流行语“我是出来打酱油的”，必定是指向例(1)中的那句话，那句话的情境一定是：某电视台采访某市民对门事件的看法，该市民给出了“我是出来打酱油的”的这一回答。尽管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说“我是出来打酱油的”，但是，作为语录流行语的这句话却不是任指的，而是专指例(1)所涉及的那个特定情境。同样，语录流行语“做了三个俯卧撑”， 说的就不再是一个体育项目名称了，而一定是指谓贵州瓮安少女李淑芬溺水事件中的那个情境；“玩躲猫猫游戏”，也绝不是随便哪个人在谈自己的少时游戏，而必定是与云南李荞明在看守所内的离奇死亡事件相关。
所以，作为话语成品的语录流行语是“入境性”的，即：意义是具体的，并指向特定的情境，因而不能再在使用中指向新的情景。如果言语行为的发出者(以说话人或者书写者的身份)在自己的话语中提到它，也只是一段保留原样的直接引语，并没有用它作为一种语言单位来组织自己的话语。具体而言，说话人只是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引用语录，有针对性地说明某种特定的现象，借以指出该现象的性质，从而表达共识，抒发共鸣。
可见，由于语录流行语具有“入境性”，所以，从本质上而言，它们的使用就是一种“引语式的流行”——它们和引语一样，在流行时一定要携带着相关的情境。这种特性还使得语录流行语只能以下面的两种方式流行：整体复制和引用类比。
三、话语成品的流行方式
话语成品的流行，即语录流行语的传播打破了词语流行语所代表的以备用单位为语言流行载体的一统面貌，其新锐性或者特殊性正是在于语录流行语的“入境性”：“入境性”使得语录流行语保持着对特定情境的指谓关系，而正是因为这种关系，它才获得了流行的价值。
1．整体复制、流传和阅读的方式
这显然是保持着与特定情境的联系而进行的。人们通过复述语录，来表达态度上的共鸣。当然，对于“原作”的忠实程度会有差异。
其中保真度最高的一类是：直接以完全实录语录的方式在手机短信中和互联网上流传，表现出网络写作中的高提及率和网络阅读中的高点击率。论坛、博客和短信成为这类流行方式的主要领域。“点击”、“下载”、“转发”、“复制”等行为看似单纯的社交活动，实则促成了语录流行语的风行：“点击”意味着一次“被阅读的行为”，点击率代表着被关注的几率；“下载”是在阅读基础上的存储，为另一次的传播提供了可能；“转发”则是实实在在的传播行为，而且由于“发”程序的存在而使一个人的某一次“转发”行为具有了蝴蝶效应而造成大规模的“流行”；
至于“复制”当然是最忠实和传统的，是一种话语的“传真”。最直接的体现则是：在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上，讨论“俯卧撑、打酱油、躲猫猫”等事件的网页数量巨大，以这些词语为关键词的检索行为更是不计其数。
2．引用、类比的方式
前面说过，语录流行语是一种“引语式的流行”。由于“入境性”，它无法摆脱与原有情境的关联，所以，人们只有通过在新的话语情境中引用它，然后经由当前情境与原有情境相类比的方式来引发联想和共鸣。
说话人往往根据自身交际的需要，将当下的交际情境与语录流行语的情境进行类比，然后摘录部分语录，编织到自创的话语中去，借以实现具体的交际价值和特定的交际意图。例如：
(6)对谈围绕《红楼梦》展开，易中天对《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始终回避，认为他是创作者之一。马瑞芳问他(怕)不怕遭“红学家”批，他称自己不是红学界的人，不怕板砖，“我不跟他们要饭吃，不跟他们躲猫猫，我就是一个出来打酱油的。”(南国都市报，2009年4月28日)
在第19届全国图书博览会上，易中天引用语录流行语“我(就)是出来打酱油的”，是因为“我易中天谈红楼梦”这个当下情境和当初记者采访市民对门的看法的情境非常相似，可以进行类比。而且，他想表达的意思与酱仔——例(1)中的受访市民当时的想法也可以类比：对于《红楼梦》这部名著，我易中天无非是个普通读者，不是红学家，个人意见无伤大雅、不值得与人争辩。这就类似于例(1)中的那个受访普通市民的态度：门是很轰动，可是我的意见无关紧要。所以，易中天直接引用酱仔的原话就足以表达他目前的想法了。这种“引语式”的表述还有别的妙处：由于有这种类比关系的存在，易中天还隐含了“我有表达自由”的态度，这也与那个酱仔的“不愿表达、不屑谈及”的率性言论颇为神似，易中天就这样通过类比和引用将原有情境中的多层含义成功地转移到了新的话语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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