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23-01-18
东莱芜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2019年屈原与楚辞研究综述
方
铭
冯茂民
(北京语言大学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北京100083)
摘
要:2019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继续推进，成果丰富。本年度屈原及楚辞研究大致包括屈原研究、楚
辞作品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楚辞翻译研究等方面。
关键词：屈原；宋玉；楚辞；楚辞学史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24)01-0064-12
2019年，国内外出版屈原及楚辞研究论著以及普及读物六十余部，在各类学术期刊等单独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两百余篇，其中包括三十余篇硕博论文。同时，与屈原、宋玉及楚辞研究相关的会议、活动陆续举办，为屈原、楚辞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现将2019年度屈原及楚辞研究情况总结如下。
一、屈原研究
关于屈原生平等的研究，是楚辞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古今学者对屈原的名与字的判定一直存在分歧，清代吴世尚提出了“正则”与“灵均”是本名与字的观点，葛鑫、肖芸[1]认为此说具有合理之处。黄震云、张广宇[2]根据《后汉书》中最早的屈原庙记载以及《鲁山县志》与王逸的《楚辞章句》，推判屈原是古代南阳鲁山人，指出其他一些有屈原宅、屈原祠的地方，只表明屈原曾移家此处或者是屈原纪念场所。赵敏俐[3]对屈原的职务与创作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屈原艺术成就的取得与他担任的职位有直接关系，这不仅使他有条件掌握更多的诗歌知识和创作技巧，最终也促使他转变为个体抒情诗人。同
时，黄震云[4]分析了屈原的服饰问题，指出宋代以来所绘制的屈原图像主要是一种江湖形象，屈氏家谱
中的屈原服饰则是明代装束。
作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人物，屈原的思想、精神及其现代价值等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吕秀青[5]从富国强兵、举贤授能、明法度三个方面分析了屈原思想中的法家思想成分。于信[6]从人格节操、屈原之死、作品评价三个方面评析了苏轼关于屈原的评价问题。王灿[7]通过《国殇》分析了屈原的爱国情怀。王泽应[8]对屈
原与贾谊的忧乐精神进行探讨，指出屈贾忧乐精神锻铸了湖湘伦理文化的优秀气质，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忧国忧民的精神品质。郭琳玥[9]、许富宏、赵迎迎[10]、刘国平[11]等分别对屈原的廉洁品质与人格特征进行探讨，分析了它们的现实
价值与意义。谢模楷[12]则主张把优秀传统文化寓于《楚辞》教学中，引导学生追求真善美，以提高内在素养。同时在屈原与民俗及旅游等的关系方面，张佳[13]、胡睿臻、任远[14]、戴咏声[15]、江璇[16]
等分别对端午节纪念屈原的成因与意义、汨罗屈子祠的旅游审美客体建构、龙舟竞渡与祭祀
屈原、屈原文化与产品包装等进行了研究。
二尧楚辞作品研究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楚辞研究的重点所在。关于“离骚”一词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主要有“离忧说”“遭忧说”“别愁说”“牢骚说”等。张鑫[17]对此前诸家解说进行归纳与综论，总结出了二十余种说法，指出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或研究方法。马志垚[18]对《离骚》中“筳篿”一词进行辨析，论证“筳篿”意为“折竹六寸”。马迎春[19]从结构-符号角度对《神曲》与《离骚》的篇章隐喻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二者都含有一种嵌套关系，都是由低层级结构-符号的常规隐喻转换生成高层级结构-符号的整体文本篇章隐喻。王雅琦[20]分析了《离骚》中的飞天意象所具有的强烈浪漫主义内质。高建文[21]从仪式空间描写的角度，论证了屈辞存在“苍梧”和昆仑区两个中心，并认为“屈原巫官说”的观点具有合理性。岳柳汐[22]从美学与艺术的角度分析，指出《离骚》从语言、时空、情感等角度构建了独特的美感并呈现出艺术张力，具有宏大而哀婉的气象。曹楠[23]的学位论文指出《离骚》的教学价值主要表现在知识价值、德育价值和审美价值等方面。关于《离骚》中“女媭”的身份问题，张佳、王景芝[24]认为，女媭既有虚构的文艺成分，又有具体的现实身份，是“屈原之姊”。曾广丽[25]则认为女媭与秭归传说中的屈姑是同一人，但由于读音讹变导致后来产生了诸多混淆。
关于《九歌》等作品的研究亦是热点。凌彤[26]对《九歌·东君》与先秦“救日”礼制进行研究，认为《九歌·东君》中所描述的救日仪式，明写“救日”，意在“救君”，却又求而不得。赵军[27]从修辞角度对《九歌》中的意象进行分析，认为这些意象体现出述志性、坚志性和文化性的审美意蕴。赵逵夫[28]将《东
皇太一》与《九歌》中的其他篇目进行对比，认为《东皇太一》中的场面与气氛体现出楚人的祭祀对象以东皇太一为
主。周梦茹[29]的学位论文从《楚辞·九歌》入手,
研究楚国的巫舞，推断出《九歌》是楚国祭祀活
动中巫舞的真实写照，并从巫舞产生的环境因
素、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丁珍薇[30]的学
位论文在比较文学视域下对《九歌》与英国诗人
约翰·济慈作品中的植物意象进行研究，探讨了
二者的异同及其产生的原因。
代生[31]对《天问》中有关周昭王、穆王的事
迹进行考察，认为昭王伐楚和南巡是两回事，屈
原对昭王、穆王的评价反映了他对史家的态度。
李道和[32]通过《天问》应龙画地、鸱龟曳衔一节
的解读，对鲧禹治水神话进行考论，认为鲧禹造
地、治水、造城的相关传承构成了相续相应的源
流关系。漆宁[33]的学位论文采用传世文本与出
土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天问》中涉及的
伊尹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究。周志颖[34]结合
汉代帛画、画像石等材料对文献进行梳理，考证
出《天问》中“顾菟在腹”之“顾”为“养育”、“菟”
为蟾蜍之意。此外，周志颖[35]还对20世纪以来
的《天问》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给出了新时期
推动《天问》深入研究的具体建议。
定瑞雨[36]对《怀沙》全文载入《史记》的原因
进行了探讨，并且认为《怀沙》已经成为汉代文
士在面对“屈原困境”时作出选择的参照。关于《橘颂》的创作主旨问题，赵逵夫[37]认为此篇是屈原二十岁行加冠礼时的明志之作。
关于《远游》的作者，学界一直存在分歧，有
些学者认为不是屈原，因为其中的一些术语、词
汇以及作品所体现的思想为当时所无。力之[38]
对此进行辨析，认为用词汇史鉴定法进行论证,
似是而非，并且诸多论述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
另外，有学者认为《远游》中提到的“韩众”是秦
始皇时人，力之[39]对此也进行了分析，指出“韩
众”是先于屈原的得道者，因此无法动摇《远游》
为屈原所作的成说。与此相对应，韩旭[40]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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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中“玄武”“文昌”两个星象学名词的起源进行考证，认为二者的产生与秦汉时人的星官信仰有重要关系，并由此论证了《远游》是汉人的“楚辞体”拟效文章。
《招魂》作为《楚辞》中最有争议的作品之一，其作者及魂主问题一向是学界论争的焦点。周春艳[41]对近十年《招魂》作者及魂主论争进行述评，认为在众多论述中，宋玉代屈原自招说论证缜密，最为可信。熊良智[42]则联系相关的礼制、习俗与出土文献进行分析，认为《招魂》抒写的是屈原对怀王的哀伤、呼唤以及对楚国命运的忧虑，且招魂礼与《招魂》都是对同一情感的复制和再现。
《七谏》与《九思》是汉代重要的拟“楚辞体”文章。宋小芹[43]认为应该回到王逸《楚辞章句》并联系东方朔“直言切谏”的思想评价《七谏》，且作为汉代第一篇以“代言”形式书写的悼屈辞赋,《七谏》具有重要的“楚辞学”意义。岑贞霈、力之[44]对《九思》序、注作于“六朝”的说法作了辨析，认为这种说法难以动摇王逸自作《九思》的观点。
此外，李凤立、黄灵庚[45]的《〈楚辞〉研究二题》运用“二重证据法”，结合金文、简帛等出土材料进行考察，认为《楚辞》中的“畦”为古之私田,“畦留夷与揭车”比喻屈原在私家塾室培育子弟，并同时指出屈原是尊崇箕子、比干而鄙弃微子的。张二雄[46]对《楚辞》中的“先路”“斋速”进行解诂，考证出“先路”是古代天子或诸侯使用的一种车子,“斋速”是恭敬庄重的样子。李凤立[47]的学位论文以《楚辞》名物为研究对象，结合多重证据法，利用器物刻纹绘饰、画像石等材料，对《楚辞》中的服饰、建筑等名物共约一百四十余条进行了考证，并探求其具体形制，归纳其使用特点。邓上清[48]的学位论文对《楚辞》中的重言进行研究，探讨了重言在语法、词义和异文三个方面的问题，试图从总体上把握《楚辞》重言的语言规律。高远[49]则对《楚辞》
中的“饮食”类动词语义场的成员进行了调查和
分析。黄震云、谭智晋[50]则对《楚辞》中的饮食文
化进行了考察。
将《楚辞》与《诗经》《论语》等先秦文献进
行对比研究，是楚辞研究中的常用方法。笪舒
婷[51]对《楚辞》与《论语》中的鬼文化进行对比,
借以探讨楚巫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异，指出当
楚辞简介时的楚文化仍属于自然宗教范畴。刘冰[52]从诗
学观念、文辞、修辞立其诚等方面对《诗经》与《楚辞》进行了对比分析。徐洋[53]将《周颂》和《九歌》中的祭祀诗进行比较，探究了差异，分析了
各自的特征。王安潮[54]对《楚辞》的民间俗乐性
质进行研究，并从俗乐表现手法、与《诗经》的异
同等方面分析了楚地民歌的特点。
从空间方位角度对楚辞进行分析，是近年
来楚辞研究中的新途径。梁明[55]探讨了《诗经》
与《楚辞》空间审美的共同特征与差异，认为二
者共同体现了仪式之美、象征之美、交融之美,
但与《诗经》的质朴自然相比,《楚辞》中的空间
审美是多层次、灵活多变的。王亚男[56]基于空
间书写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屈原建构了一个意
蕴丰富的“南方”空间。另外，马来西亚的潘筱
蒨[57]认为，从场景与空间的安排来看，屈原的作
品体现了一种“游”的诗学，表露了屈原对美好
理想的执着，展现了他与这种理想走向毁灭的
悲剧。
关于楚辞的美学、意象与神话研究成果亦
有不少。范艳华、吴桂美[58]立足于崇高、优美的
范畴探析了屈原作品的自然美特与生态文化
价值，主张从中汲取精华，将其应用到当下的生
态文化建设中。李萍[59]的学位论文从文辞、意
象、情致和境界四个方面对楚辞的美学意蕴进
行了探究。李梦欣[60]对屈赋意象中的黄意
象进行分析，认为黄意象是屈原高洁坚贞的
自我表达，具有浓厚的神话意蕴，也是对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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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深刻阐释。曾凡[61]对楚辞中的彭咸意象进行研究，认为彭咸意象是一种特定的水神意象，其缘起既受彭咸神话的影响，又为巫彭、巫咸的水神神格所决定。赵曦[62]将文学作品的彩语言描述与美学彩视知觉联系起来对《楚辞》进行分析，探讨了楚文化的早期彩观念。
另外，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自《楚辞》的篇目有《离骚》(节选)、《湘夫人》和《国殇》，陈诚[63]的学位论文对其中的注释进行了研究，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指出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楚辞诞生之后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王仪[64]对《楚辞》与汉代贵族乐府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贵族乐府不仅继承了《楚辞》的游仙主题与悲凉慷慨的情感基调，也发扬了《楚辞》的诗歌形式。李依琳[65]的学位论文对阮籍《咏怀》诗中的意象进行探讨，认为阮籍对人生的思考与表达，深受屈原的影响。王玉莎[66]以鲍照赋与《楚辞》的关系为切入点，从语词、句式、艺术精神方面分析了鲍照赋对《楚辞》的继承和发展。王德华[67]对唐前辞赋句式演变与诗歌韵律节奏进行研究，认为的基本节奏句式与核心韵律节奏对唐前辞赋句式演变有重要影响，并且对五言诗体节奏句式的产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湘妃是《楚辞》中的重要意象，金甜甜[68]的学位论文通过对唐代以前文献的梳理，概括出湘妃意象，并从情感意蕴、意象组合、民俗文化等角度作了具体分析；同时还指出，经过唐代的不断开拓发展，湘妃意象变得进一步立体化、世俗化。
乔艺[69]从外在表现形式与思想内容两方面分析了李白乐府诗对楚辞的接受情况。日本的许山秀树[70]从屈原与贾谊历史典故使用情况的角度，探讨了杜甫诗歌中相关修辞的意义。李亮[71]则对刘禹锡“谪居诗”的“屈赋”渊源进行了探讨。隋天天、刘伟[72]以中晚唐诗文为研究对象，从人格、美政、文辞方面论述了中晚唐文人对屈原的接受及其影响。张楠[73]从佩花与凋花的角度，探讨了苏轼对屈原花意象的继承与拓展情况。此外，秦玮、刘培[74]梳理了新时期的楚辞研究情况，认为其中存在着话题集中、选题重复、偏离学术性等问题；同时指出，随着文学逐渐受到重视、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和文体学研究
的逐步深入，未来的楚辞研究将迈入新阶段。
三尧楚辞学史研究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包含四篇楚辞类文献，即《李颂》《兰赋》《有皇将起》《鶹鹂》，刘波、刘萌[75]以此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形制、语言的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上博简”中的此类作品已初具《楚辞》的文体创作特点。关于《屈原列传》叙述中有所不通的问题，汤炳正认为是后人将刘安的《离骚传》窜入其中，而谢天鹏[76]则辨析道，司马迁已经吸收了《离骚传》中的相关内容，汤氏所论难以成立。张树国[77]认为隶变与“屈原赋二十五篇”作者归属等问题的产生有重要关系，主张利用出土文献对《楚辞》作更具体的考察，避免误读。关于《楚辞序》的作者问题，刘淮南、赵丽君[78]经过辨析，得出其作者不是班固而很可能是东汉著名经学家贾逵的结论。韵语注是王逸注解《楚辞章句》的重要方式，刘雅萌[79]指出，这是一种与汉儒解经不同的注释体例，暗含了《楚辞》存在民间教传系统，展示出《楚辞》作为神仙道术的存在与传播方式的特点。窦秀艳、于雪[80]则从文字学、词汇学、音韵学的角度对王逸《楚辞章句》中引用《尔雅》时产生的异文情况进行了辨析。
胡荣鑫[81]的学位论文以《文心雕龙·辨骚》篇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此篇的归属问题，并对《文选》与《文心雕龙》中对“骚”的不同安排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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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侍光浩[82]对《辨骚》篇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进行辨析，认为《辨骚》的主旨和《正纬》相似，是对两汉以来《离骚》争论的总结，显示出刘勰纯正的宗经思想。《文选》注中含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卢森艳[83]的学位论文以胡刻本《文选》注中所见的楚辞资料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楚辞》的篇名篇次、《楚辞》注作者以及不同注释中引用《楚辞》的情况等进行了梳理，探讨了该刻本所用楚辞资料的特点以及《楚辞》在传播过程中的规律。
张培培[84]的学位论文以《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中屈原形象的转变情况，指出时代特征、注者经历、学术氛围等是造成这些转变的主要原因。管仁杰[85]对台湾藏宋刊《反离骚》一卷本进行研究，认为此本是嘉定十年朱熹南康军本《楚辞集注》的残卷，其在结构编排以及文字内容等方面更接近朱熹遗稿原貌。邓杨婷[86]的学位论文以《楚辞集注》中有代表性的异文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整理、归纳与辨证，以期探求《楚辞》文本的原貌。
李陈玉的《楚辞笺注》是明代楚辞学研究中颇具特的著作，毛庆[87]对其训诂观点进行了探讨，肯定其实践意义。张诺[88]的学位论文对陆时雍的《楚辞疏》进行了具体研究，指出《楚辞疏》的最大特点和价值在于对楚辞艺术特的分析和思考。谢模楷[89]则对钱澄之《屈诂》的经学阐释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其对皖籍学者及清代《楚辞》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清代是楚辞学研究的重要时期，涌现了大量的研究著作。葛鑫[90]对吴世尚《楚辞注疏》的成书及体例进行了研究，指出该书在版本篇次、笺注编撰方面自成体例，特鲜明。同时葛鑫、施仲贞[91]认为吴世尚以“儒道并采”“时文分析”“诗艺品鉴”的独特方法对楚辞进行研究，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徐瑛子、周建忠[92]对龚景瀚《离骚笺》的成书进行了研究，并从训诂、文法、义理三个方面对其学术成就作了具体分析。此外，二人[93]还探讨了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中对《离骚》的解读问题，认为该著能够以屈原的特定情怀去阐发文章的义理文脉、艺术特点，有助于对《楚辞》作品的理解。于雅妮[94]则对戴震《屈原赋注》的训诂特点进行了分析，侧重指出其特与不足。此外，徐瑛子[95]的学位论文以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龚景瀚《离骚笺》、戴震《屈原赋注》为研究对象，对乾嘉时期的《离骚》研究作了综合分析。江中时的《楚骚心解》是稀见的清代楚辞学著作，陈欣[96]对其中的体例、楚辞观和方法论以及成书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藏《楚骚心解》可能是海内外孤本。陈鸿图[97]对旧题王引之的《楚辞》评点进行了辨析，指出其中的评点篡改自明代凌毓枬校刊的《楚辞》以及朱熹的《楚辞集注》等书，后又经妄人窜改，并对其中的作伪意图进行了分析。陈松青[98]探讨了郭嵩焘、郭焯莹父子楚辞学研究的主要成就，认为二人的楚辞学研究自成体系，具有文学史、学术史的双重价值。周建忠、吴慧鋆[99]对俞樾的楚辞训诂的方法与特进行了分析，认为俞樾“求是”与“存疑”的治学精神，应当得到传承。郑知同的《楚辞考辨》是现存贵州范围内唯一的古代楚辞学著作，陈欣[100]对其进行了研究，认为该著虽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但对《楚辞》中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独到的论述，应该受到重视。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丰富了中国的楚辞学研究。学者苏雪林用中外文化比较的方法对楚辞进行研究，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李金善、郝皓[101]对苏雪林楚辞学中的“九天”研究进行了分析，认为苏雪林在世界文化的视野中，对《楚辞》九重天神系进行分析，拓宽了研究思路，对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林庚是20世纪楚辞学界以“诗心”治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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