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红革命故事演讲稿
杜蓉，女，贵阳人，1923年重阳节，杜蓉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一个贫苦的家庭。她在贵阳复旦小学毕业后考入省立贵阳女子中学读书，开始接触进步同学，接受革命思想。她在国文教师王诗农（林辰）的影响下，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王先生倡导自由评议时政，对杜蓉很有启迪。王先生讲老子哲学思想时，杜蓉总是认真地做笔记。
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市中心变成一片瓦砾，女中搬迁到市郊花溪，教学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杜蓉在学习上孜孜以求，在生活上勤俭朴素，无论校内校外，始终穿一身干干净净的学生装，乌黑得过耳短发上别着两枚黑夹针。由于杜蓉的文章写得好，毛笔小楷也不错，她待人热情诚挚，处事稳重老练，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器重。杜蓉是烛光音乐会的积极分子，她和同学们一道教众唱抗日救亡歌曲，传递、阅读进步书刊，发展筑光会员，她还女扮男装登台演唱山歌剧《送郎打日本》……杜蓉喜欢朗诵诗歌，有一次，她和同学们泛舟花溪河上时，她站立船头，沐浴着月光，朗诵臧克家的诗句：“十月的天空布满了雁行，排成人字，飞向温暖的南方……”接着她激动地说：“我也要插上理想的翅膀，飞向真理的战场！”充分表露出对革命的向往和对真理的追求。
当时中共女中党支部书记刘家祥曾对同一支部的杜龙源讲：“杜蓉不错，要注意培养。”于是，杜龙源有意识地接近杜蓉，还给她交办一些事情。后来又曾几次提出介绍杜蓉入党，但因政治环境日益恶化，上级通知，暂停发展党员，杜蓉才没有办入党手续。然而党组织对杜蓉是很信任的，已经从女中疏散转移的杜龙源因有要事又秘密回到花溪，就住在杜蓉家，对外的一切联系都由杜蓉承担。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又一次反共高潮。在女中，敌人也加紧了对进步学生的迫害，一些党员师生开始疏散转移，刘家祥同志被学校勒令退学。杜蓉便与留校的个别党员和进步同学一起坚持斗争。为了取回被学校搜查去的她们秘密读书小组讨论时事的记录本，她只身一人，镇定自若地进入校长室，巧妙地抽出那个本子。有个教师，给她们班出了一个带有反动性质的作文题，杜蓉带头不做。因她平时与班上同学很团结，有一定威望，全班同学也都不做题，学校又查不出带头人，只好不了了之。
1942年，杜蓉在女中毕业后，和同学程敬学在茶店小学教书，并与地下党的同志取得联系，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于是在朋友朱文达的陪同下，和程敬学一起到距贵阳六十多公里的开阳县枇杷哨陶祖元家暂避。一路上，一会儿瓢泼大雨，一会儿烈
日当头，三人足踩泥泞，低声唱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步行两天才到达目的地。尽管环境险恶，但杜蓉仍坚持学习，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又引起当地敌特的注意。
1942年秋，杜蓉考入贵州大学历史社会系。她更加勤奋地钻研历史，并常结合历史批评时政。她在壁报上发表的《评武则天》，说理透辟，言辞尖锐，思想激进，很引人注目。
杜蓉在花溪时，由于经常蹚水过河上学，受了风寒，两腿落下病根。后来生活又不，病情逐渐加重，到她考入贵大后不到半年，行动艰难，只好休学回家。1944年冬，日军打到贵州独山，贵阳一片混乱，她的腿疾转危，到中央医院（今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时，因许多医生和重要医疗器材已经转移，她不得已截除了双腿。
风华正茂、热情、开朗的姑娘杜蓉成了残疾人！她曾想用药物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但革命的引力，坚强的意志战胜了怯弱的小我，她把病床当成战场，谱写了自己人生史上璀璨的篇章。身残志坚的故事
杜蓉的父亲回忆那段时间说：“女儿不因残废自甘暴弃，仍手不释卷力求精进。对于两弟学业督促甚严。家中计划靡不周详，事亲至孝，处事和平……”
杜蓉伤残以后，从不消极悲观，用假腿练习走路。两腿向前挪动一两步，伤口就疼痛难忍，满头大汗，有时竟磨破膝盖周围的皮肉。但她从不在他人面前流泪，总是满怀信心地说，要争取练会自己走路，革命胜利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虽然行动不便，但杜蓉闲不住。坐卧病榻上，她常常读书、阅报、写字，有时也打毛线，做针线或做些选豆子、剥花生、择菜等家务。她用劳动和学习充实自己的生活，用蔑视伤残的态度来创造自己的幸福。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事业给她思想上、政治上指明了道路，使她把一切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
杜蓉不为自己和家庭的不幸沮丧，却因为不相识的革命青年的遇害悲痛万分。有一次她听说贵州大学一个学生背着斩条游街示众，竟潸然泪下。随即她唱道：“去吧兄弟呀，去吧兄弟呀，我愿你鲜红的血液，迸发出自由之花！”刚开口唱，她就哽咽起来，然而，她还是流着泪唱完：“开遍中华！开遍中华！”杜蓉用《棠棣之花》中这首悲壮动人的插曲遥送战友，安抚英灵。
杜蓉身居斗室，却心萦广阔的世界，情连众多的朋友。
在床上，她给小女孩们补课、讲时事、教哲学，还为即将随浙江大学迁杭州的彭卢编织毛线背心。战时中学的学生梅堃和司机陆永忠、黄厚文等都是她屋里的常客。他们给杜蓉捎来《新华日报》，带来外界的消息，同她交谈，离别时又从她这里带走书刊和歌单。朋友彭卢总是将弄到手的《新华日报》先拿给杜蓉看，革命的报纸给她带来无限的喜悦和鼓舞。她向往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她多次对朋友说，革命胜利后，一定能得到自己胜任的工作。一个雷电交加的夏夜，她高声朗诵高尔基的《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她是那么严肃而激动，双手紧握，敲击着书桌，就像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她对彭卢说，“革命的风暴迟早会到来，那时你看我为革命做什么才合适呢？”接着她又自信地说：“不管怎样，革命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杜蓉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多个青年学生。他们从1946年到1949年杜蓉被捕为止，差不多每星期六都在杜蓉房里聚会，直到天黑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怀着热切的希望，期待着下一个周末的到来。他们同杜蓉一起交流思想、探讨学问、议论时政。当时，我们的国家、民族仍面临着走向何处的抉择关头，许多青年在考虑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杜蓉也不例外，而且显得比同龄人更加老练和成熟，表现得思想进步、立场鲜明。大家都很敬重她，亲切地叫她“蓉”。同学们热烈地谈论巴金的《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对书中
的悲剧人物表示深切的同情，但并不明白这些人悲惨命运的根源。每逢这种时候，杜蓉就会侃侃而谈，讲书中的历史背景，讲人物的性格形成，指出书中的悲剧人物是中国封建社会或者俄国贵族社会的牺牲品。她还常借书给大家看，如法捷耶夫的《毁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鲁迅的《阿Q正传》、郭沫若的诗集、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