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曼小说《黄墙纸》中的反讽艺术
可爱墙纸作者:***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09期
        摘要:《黄墙纸》是美国著名女权主义作家夏洛蒂·泊金斯·吉尔曼的代表作,它采用一位疯女人的第一人称叙述,在看似“不可靠叙述”中体现出反讽的叙述手法,讲述了19世纪女性在父权统治社会中受到的压迫,最终走向疯癫的悲剧故事。
        关键词:吉尔曼;《黄墙纸》;言语反讽;戏剧反讽
        作者简介:李璇,女(1986-),浙江温岭人,浙江理工大学科艺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9-0026-01
        一、引文
        夏洛蒂·泊金斯·吉尔曼是19世纪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著名代表之一,她的《黄墙纸》与凯特·肖邦的《觉醒》被誉为女权主义作品的经典。小说通过吉尔曼自身的经历改写而成,作为一位身患抑郁症的女性作家,小说的主人公受到了双重的父权压迫,即被关在一所老房子丧失人身自由,还被剥夺了写作权利,最终只能通过走向疯癫以重获“自由”。 采用这样一位疯女人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读者不禁感到“这故事可靠吗?”,虽然小说叙述中有多处由于疾病引起的反复无常的陈述,但主人公是一位作家,在病情未加重之前,她非常清楚地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并能洞察出外界所发生的一切。吉尔曼正是联合这一天真的叙述者对当时的父权社会进行讽刺。
        二、反讽艺术
        《黄墙纸》中的反讽语气其实非常浓厚,正如反讽学家德·柯·缪克(D. C. Muecke)所指出的,“所有好的文学本质上都是反讽的”;“反讽家不仅仅像个艺术家,而且就是艺术家” [1]。但《黄墙纸》中的反讽叙述却不同于一般的反讽作品,因为小说女主人公不仅仅是讽刺父权社会制度的主体,也是作者反讽的对象。根据曼·赫·艾布拉姆斯在其《文学术语汇编》中对反讽的分类,反讽可分为言语反讽、结构反讽和戏剧反讽。其中吉尔曼运用言语反讽和戏剧反讽展现出主人公的人生悲剧。
        1、言语反讽
        曼·赫·艾布拉姆斯对言语反讽的定义是:叙述者表面陈述的意思与他隐含的意思有着强烈反差的叙述,其中通常包涵叙述者明确表明的态度或评价与他意指的态度或评价完全相反 [2]。小说开端处,主人公就陈述道:“如果一位有较高声望的医生,而且他是你的丈夫,确信无疑地向亲朋好友保证你的病无关紧要……我哥哥也是名内科医生,而且也享有较高声望,他所说的和约翰毫无二致” [3]。在她只有轻微的抑郁症时,她那有名望的医生丈夫和弟弟轻信当时盛行的对妇女施行的休息疗法,把她带到一座阴森的哥特式房子疗养,不准她劳累,且绝对不许她写作。根据吉尔曼本人的经历,她在得了产后抑郁症后,也按照一位名医的建议采用休息疗法,但那一点也没有减轻她的病情,幸好她及时返回工作才治好了抑郁症。吉尔曼通过女主人的叙述讽刺了她的丈夫和弟弟受父权制度的洗脑极深,根本不听女主人对自己病情的述说,他们不是称职的医生,更不用说称职的家人了。对于丈夫的所谓关心,女主人也深谙其虚假:“他考虑得细致周到,对我充满爱意,没有他特别的指示,我几乎不能动弹一下。白天的每个小时我都得遵嘱服药,他不让一点心;所以,如果不对他的关怀倍加珍视,我绝对就是忘恩负义之辈” [3]。作为一名母亲,她不仅被剥夺了照看自己孩子的权利,而她的丈夫还时时像对待小孩那样“关怀”她,命令她。这时的女主人神志清醒,
还能明晰地用言语来嘲讽她丈夫,显示出了一位作家的睿智。他甚至还委派他的妹妹来监视控制女主人:“约翰的妹妹来了。她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女孩啊;对我又是那么的体贴周到!我绝不能让她发觉我在写作” [3]。约翰的妹妹已被男权社会中同化,她竟然协助男人来制约女同胞的自由。更甚的是,当主人公开始对墙纸产生幻想,在她没发病时央求她丈夫带她离开这房子,约翰却说:“当然,如果你有任何危险的话,我能够而且将会离开这儿回家的,但你的身体现在确实比以前好多了,亲爱的,不管你是否看到了这一点,事实就是如此” [3]。他无视女主人的想法,还对她的病情撒谎,使主人公的话语被完全剥夺,导致了她的完全疯癫。
        2、戏剧反讽
        根据曼·赫·艾布拉姆斯,戏剧反讽的产生是由于反讽对象对所处环境一无所知,由于不知情,他的所为在特定的情境中就显得非常不合适或者对命运的期望和现实是相反的。此时,由作者和读者共同承担反讽主体[2]。《黄墙纸》中,主人公从一个有轻微抑郁症但是理智的作家慢慢变成疯子,所以她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在变疯之前是可靠的,而在变疯的过程中,她的叙述就开始变得时而清醒时可靠,时而病情发作时不可靠。同时,她也从一个讽
刺父权社会的主体变成了作者反讽的对象。这也是曼·赫·艾布拉姆斯指出的“悲剧反讽”[2],作者并不是讽刺女主人的人格,而是同情她,讽刺的是被父权社会压迫后扭曲的女性思想。由于无助,主人公开始变疯,开始丧失理智,也就看不清她丈夫对她的控制,她的思想沉迷于对自由的向往中,她以为自己正在伙同黄墙纸中的“女人们”逃脱了父权的枷锁,走向自由了,而其实她却只是沦落到疯癫,最后只会被由她丈夫代表的男权关进疯人院,永远不得逃脱。文中典型的戏剧反讽体现在女主人在丧失理智后一直处于矛盾迷糊的思想中:“我真的开始喜欢上这间屋子了,尽管这墙纸有点特别。说不准我正是因为这墙纸的缘故才喜欢这屋子的” [3]。女主人在神志清醒时对这座老房子最讨厌的就是这墙纸:“墙纸已经被撕落……我这一生中从未见过比这更差的墙纸……墙纸的颜令人反感甚至恶心;沉闷而污秽不堪的黄……”[3]。但当她不愿去大名鼎鼎的精神病专家米切尔医生那,而又觉得无能阻止这个行程时,她开始“无缘无故地哭泣,大部分时间都在哭泣” [3]。理智在逐渐地丧失,她也糊涂地以为自己喜欢上了这令人恶心的墙纸,然后幻想出墙纸后的“一大女人们”和她一起奔向自由。
        结语
        吉尔曼运用言语反讽和戏剧反讽的叙述手法,塑造了《黄墙纸》中女主人公被父权社会控制、压迫最终变成疯子的故事。在没有发病之前,作者安排她作为反讽的主体抨击了19世纪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而发病后的她则成了作者反讽的对象和牺牲品,代表了被压迫后的女性的悲惨遭遇。吉尔曼运用了多变的叙述手法,令《黄墙纸》成为女性主义作品的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Muecke, D. C. The Compass of Irony〔M〕.Great Britain: Methuen &CO LTD, 1969:10-15.
        [2]、Abrams, M. H. 文学术语汇编(第7版)〔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135-137
        [3]、吴其尧译. 黄墙纸〔J〕.名作欣赏, 1997: 107-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