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乡愁与乡村振兴
作者：邱星 董帅兵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03期
        摘 要：新时代的乡愁是乡愁主体的思乡情感，是现代化进程中涌现的文化形态，是家国情怀与政党使命在国家建设乡村过程中的交融，反映出乡愁主体的公共精神和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家乡是乡愁的载体，重返家乡是纾解乡愁的有效方式。重返家乡是乡愁主体以家乡为指向，在精神、身体和实践层面实现价值回归的过程。重返家乡在主体维度包含个体价值和集体价值的统一，在场域维度包含时间、空间和实践的衔接，由此，重返家乡具有衔接传统与现代、勾连过去与未来、融合城市与乡村、他乡返回故乡、流失转向回归、离乡转向返乡等表现形式。新时代的乡愁助推乡村振兴，需要发挥党组织的统合引领作用，激活乡愁的情感动力，促进乡愁主体返回家乡，规范乡愁的实践行动，整合乡愁资源，防止精英俘获和价值断裂，重构家乡的价值体系，在乡村振兴中记得住乡愁。
        关键词：乡愁;重返家乡;价值回归;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03.3;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2）03-0011-12
        收稿日期：2021-10-13 DOI：10.13968/jki.1009-9107.2022.03.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124）
        作者简介：邱星，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例为63.8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4%，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其中流动人口3.76亿人;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流动集聚，其中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为2.49亿人;仍有36.11%的人口居住在乡村[1]。随着脱贫攻坚的胜利和乡村振兴的推进，在加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两个维度的“背井离乡”，一是空间维度的“背井离乡”，表现为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聚集，并在节假日期间出现区域间的暂时性对流;二是时间
维度的“背井离乡”，城镇的扩张与乡村的衰落同时上演，时间的流动性和不可逆性赋予传统和现代内在的张力。“背井离乡”加速了人们的时空位移，不断地生产着“乡愁”。在新时代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如何认识乡愁？乡愁、家乡与乡村振兴之间是何关系？如何发挥乡愁的积极作用，推动乡村振兴？如何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记得住乡愁？
        一、乡愁的理论脉络及其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愁不断流变，相应的理论体系不断丰富。通过解析乡愁概念、梳理乡愁理论谱系，可以发现其内在的逻辑关联（见表1）。
        （一）国际学界的乡愁理论
        1.思念家乡：怀旧与乡愁研究的起源。从词源学考察，乡愁有“homesickness”和“nostalgia”两个词语，前者指的是因思乡而产生的疾病，后者指的是怀旧的情绪。1688年，瑞士医生Hofer发现出国作战的士兵和仆人普遍存在臆想症和偏执症，由此导致身体不适、意志消沉，他将这种症状称为“思乡病”，特指一个人由于长期离开自己的家乡且害怕再也回不到自己家乡而感受到的一种怀旧和痛苦的情绪[2]。19世纪中期，美国
军医Theodore Calhoun认为乡愁是由于缺乏英勇精神和不思进取而导致的一种疾病，受到个体性格力量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农村的士兵更容易产生乡愁。送患者返回家乡和打消患者的思乡念头是治愈思乡病的两种主要途径[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病理解剖学、神經科学、心理学的介入，对乡愁的研究拓展到社会时空领域，学者们发现心理和返回家乡无法治愈思乡病，提出“乡愁是无法根治的心理现象”[4]。思乡和怀旧两个词语的内涵逐渐融合为“乡愁”，标志着人们逐渐尝试与乡愁和解。
        2.消逝的家乡：乡愁的时间维度。乡愁具有怀旧的本意，其时间指向是过去，其理论反思是现代性。现代性批判的原始动因是现代文明与人的自然本性的冲突。卢梭最先指出“文明人……只要他还保持着人的样子，他就要受到我们制度的约束”[5]，因此倡导回归自然和人类的善本性，即“向善回归”。席勒认为怀旧是“心理体验和文化体验之间的一种关系，它所向往的是和谐完整的人性，是感性专制和理性专制的彼此消解与相得益彰”[6]，因此提出“向美回归”，强调美是现代怀旧的重要姿态，也是文明与自然的互补。卢梭、席勒的思想为浪漫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提出建构一个通向诗意化、感性化和审美化的“精神家园”。19世纪到20世纪，现代化带来了人的精神的迷茫。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彻底改变了人的本质，毁坏了自然、世界和人类自身，人类返回本真存在
的唯一途径就是“诗意的栖居”[7]。彭塔力斯直接指出乡愁的时间维度，认为乡愁是“对时间永不再来而感受到的痛苦，拒绝改变已被摧毁的现实，对具有毁灭性的时间怀着软弱无力的愤怒，那时间不仅仅流去：它在摧毁一切”[8]。然而，时间不仅会流逝而变成过去，也会前进而奔向未来。Svetlana Boym提出两种乡愁，即“复原性乡愁”和“反思性乡愁”，前者渴望重构过去的时代，后者立足现代反思过去，提出“外现代”（off-modern）的视角，既批判现代对求新的迷恋，又批判对传统的重新发明[9]。Fred Davis回到乡愁演化的本身，认为乡愁经过“简朴的乡愁”“自反的乡愁”和“阐释的乡愁”三个连续的发展阶段，完成由消极的怅惘向积极的接触转变[10]。可见，从卢梭到Fred Davis，都是从线性的时间维度，思考怀旧与乡愁。
        3.城乡的两栖：乡愁的空间维度。现代化导致乡村与城市的差异不断扩大，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内涵之一。马克思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11]，从而导致城乡之间的利益对立。城乡之间的割裂和分离是现代乡愁诞生的空间基础。斯宾格勒认识到城市与乡村的联系，把现代生活的本质称为对大城市的“思乡病”，使怀旧的客体转向城市，指出“大城市”与“思乡”的捆绑和融合，造就了现代人的两栖性[12]。雷蒙·威廉斯从文化唯物主义的视角，对田园主义怀旧传统和城市进步主义观念进行批驳，认为资本主义赋予城市和工业绝对的优先权，乡村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想象，乡村记忆是刻意编造
的意识形态神话[13]。因此，城市和乡村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中，为乡愁提供了流变的空间。
        4.时空的融合：现代化中的乡愁。到20世纪末，对乡愁的空间维度的探讨已经超越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呈现出时间和空间融合的特征。乡愁研究逐渐分化出两个流派：一个流派认为乡愁之“乡”是人们怀念的以往某个时刻自身构建的“精神世界”，通常与温暖的过去、快乐的童年相联系;另一个流派认为乡愁之“乡”是指记忆中的故乡，乡愁是基于特定地理空间的怀旧情感[14]。乡愁的内涵日趋复杂，不仅有回归精神家园的冲动，也包含着对未来秩序的重构。Frank Ankersmi指出主体的时空位移是乡愁产生的前提条件，也是乡愁理论的经验对象[15]。时间和空间的融合，使乡愁的主体再次回归到乡愁研究的视野。
        （二）国内学界的乡愁研究
        1.国内学界乡愁研究的基本共识。我国的乡愁理论经历了三个层次的不断深化：一是将乡愁作为发展理念指导城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二是从不同视角研究乡愁的内涵、生成机制、主体与客体关系;三是从心理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汲取理论资源，构建乡愁理论的框架体系[16]。乡愁理论已经形成基本的认知框架：乡愁的“乡”既包括城市，也包括乡村，是城乡的统称;乡愁的“愁”既包含文化记忆和对过去的怀念，也包含文化认同和文化经
验;乡愁的主体不仅包括城乡之间长期流动的体和在异国他乡定居的体，也包括未离开过居住地的体;乡愁的时间指向既包括过去，也反思当下，并面向未来;克服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断裂，推动城市和乡村的融合发展，构建包容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价值体系，穿透时间和空间以构建共享的结构和共同的想象，是缓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愁的可能路径。
        2.乡愁有助于乡村振兴，“记得住乡愁”是乡村振兴的价值追求。一是资源价值视角，认为乡愁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乡村振兴中可以形成乡愁经济。张劲松认为乡愁能够吸引人才返乡，为乡村振兴带来市场资本、工业化技术等优势资源[17]。李军等发现乡愁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能够传承创新乡土文化，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18]。二是市场营销视角，认为激发乡愁情感，能够延长以乡愁为核心的生产和消费链条，创造新的销售增长点。Chen等认为市场销售中唤起乡愁感实际是将怀旧元素注入新产品中，提高产品的文化故事性以增加消费者的消费倾向[19]。三是文化发展视角，认为乡愁的本质是一种文化。范玉刚认为乡村文化复兴是乡愁美学生成的现实支点，乡愁美学的生成有利于城乡文化命运共同体的构建[20]。
        3.乡愁可能阻碍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可能存在“愁乡”情绪。一是以乡愁为载体的浪漫主
义情怀可能导致乡村振兴的方向偏离。宋菲菲发现一些地方存在的“浪漫的田园牧歌式情怀”和“似是而非的逆城市化暇想”正在干扰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21]。二是精英体可能以乡愁为旗号，在乡村建设中俘获资源，忽视农民的主体性。赵旭东认为正在影响和改造乡村的乡愁实际是来源于城市的“城愁”，其目的是追求现代性，可能产生“建设本能和破坏本能所支配的加法与减法的乡愁”[22]。三是消费主义利用乡愁，破坏乡愁文化生态。刘姝曼认为乡愁是村民主体的热土，留住乡愁不仅是追溯往昔的情怀和使命，更要处理好城市与乡村、人类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等多元关系[23]。
        （三）重返家乡：理解新时代的乡愁与乡村振兴
        国际学界的乡愁研究以“人”为核心，聚焦人的情感与思维，逐渐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扩展到时间和空间领域，“重返家乡”始终是其价值归宿。国内学者对乡愁的理论研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而深入，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实践动因和现实价值，其宏观主题是回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重返家乡”是建设乡村的价值归宿。
        新时代以来，“乡愁”一词随着国家战略进入政府公文，并传播至大众视野。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省大理州古生村视察时提出新农村建设要“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的两次讲话，分别从城镇建设和乡村振兴两个角度阐释“记得住乡愁”的内涵，蕴含着城市与乡村、自然与人文、传统与现代等辩证关系，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尊重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协调统一。
        本文从“重返家乡”的角度，在“家乡语境、乡村场域和主体实践”的框架中，认识新时代的乡愁及其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重返家乡”指的是乡愁主体以怀念家乡为情感动力，以振兴乡村为行动目标，在返回家乡的实践场域中，聚合乡愁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并通过乡村振兴实现精神家园和身体家园的双重回归。从返回家乡的主体维度和场域维度，可以划分出重返家乡的六种具体形式：衔接传统与现代、勾连过去与未来、融合城市与乡村、从他乡返回故乡、从流失转向回归、从离乡转向返乡（見表2）。这六种具体的形式在乡愁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可能出现不同的组合形式，或者同时统一于乡愁主体返回家乡、建设乡村的实践行动。
        二、乡愁与家乡的理论关联
        家乡的空间属性、时间属性、记忆属性和公共属性，分别对应乡愁的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个体维度和集体维度。这一分析框架并不割裂家乡和乡愁的整体性。家乡和乡愁是时间、空间、个体、集体的统一体，需要在乡愁与乡村振兴的实践场域进行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考察。
思乡的词语        （一）家乡的空间属性与乡愁的空间维度
        家乡的空间属性有两层含义，一是人们出生、成长的地方或是祖籍所在地，二是人们产生归属感和安全感而认同为家乡的地方。首先，家乡具有物质性。家乡是以山河、草木、屋场等一定的物质共同构成的空间，并为人们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聚落是家乡典型的物质空间形态，例如客家围龙屋、北京四合院、陕北的窑洞。其次，家乡具有距离性和相对性。“家乡或故土的含义不是由主体自身界定，而是由‘他乡’‘异邦’等非家乡、非故土的方位界定”[24]，只有离开了家乡，家乡才会变得更加清晰。再次，家乡具有地方性与本土性。人们从其出生、成长的地方走出去，流动带来身体的空间位移，家乡成为乡愁的起源之地。最后，家乡的空间大小具有尺度性和变化性。空间尺度的选择关系着空间中存在的事物的空间模式、空间结构和空间系统[25]，人口流动和社会互动是影响乡愁空间流变的基本因素，家乡因此从物理空间扩展到离乡之人的情感空间。